凡是實踐證明是正確的，就要敢於堅持；凡是實踐證明是錯誤的，就要敢於糾正。
《紅旗》終於“後院起火”
《紅旗》雜誌總編輯熊復真是始料不及：約譚震林寫文章，會導致把文章送往中央政治局常委審閱；送審譚震林文章，會引發中央副主席鄧小平和對《紅旗》雜誌的尖銳批評！
熊復更沒有想到：鄧小平和的批評傳到《紅旗》雜誌，導致了《紅旗》雜誌“後院起火”！
對於熊復的“不表態、不捲入”，《紅旗》雜誌編輯部很多編輯其實早就有異議。他們關注着“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見到《人民日報》《光明日報》《解放軍報》一片火熱地宣傳“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見到各地領導紛紛表態支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而唯有《紅旗》雜誌不吭一聲，陷入非常被動的境地。他們早已怨聲載道！
就在鄧小平、對譚震林的文章作了批示之後，1978年11月23日，在北京沙灘《紅旗》雜誌那座灰色的大樓前，馬上貼出了一張大字報，署名爲“王忠明、邢雁”。
這張大字報對熊復猛擊一掌，轟動了《紅旗》大院。
大字報首先批評了熊覆在“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中“唱反調”：
作爲黨中央理論刊物的《紅旗》雜誌，理所當然地要大力參加這一討論。但是《紅旗》雜誌至今沒有發表過一篇文章，保持沉默。爲什麼會出現這種狀況？我們從熊復同志對這個問題的態度可以找到答案。熊復同志不止一次地表白，他並不反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沒發表過文章，也沒作過講演。事實並不如此。他剛來《紅旗》不久，就在一次會上針對《光明日報》發表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特約評論員文章說：“我是有不同意見的，在這裡表明我自己的觀點，這些文章是有問題的。”最近熊復同志在召集一些同志座談宣傳問題的會上，當有的同志提到《紅旗》沒有刊登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章，很被動時，熊復同志很激動地說，“你被動什麼，我並不感到被動”，
“這沒有什麼關係，不要怕這種人”，“有人跳得很高，其實，他作了些什麼，中央很清楚，我今天不點他的名”。我們要問熊復同志，這難道不是反對嗎？
熊復同志還表白說，他授意一位同志寫過文章，我們看看寫的這篇《重溫〈實踐論〉》是一篇什麼樣的文章呢？這篇文章全文兩萬多字，除了教科書式的毫不聯繫實際地講了理論和實踐的關係外，很大篇幅是駁所謂“懷疑論”、“不可知論”和“海外奇談”（請同志們讀一讀這篇文章，看是不是講的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問題），這種文章實質上是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唱反調的。
大字報又揭露了熊復反對平反1976年“事件”的錯誤態度：
發生在1976年清明節的“事件”是悼念敬愛的周總理、憤怒聲討“四人幫”，完全是革命行動，反映了億萬人民的心願。熊復同志對這事件抱什麼態度呢？今年第10期《紅旗》登載的《評姚文元》一文中的第二部分“用筆桿子殺人”，原來上海寫作組同志寫的全部內容是揭露“四人幫”怎樣歪曲“事件”的事實真相，製造白色恐怖，經過熊復同志的手，把它砍掉了，這是爲什麼？現在華主席、黨中央爲“事件”完全徹底平反了，這是我國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但是，至今沒有看到熊復同志的態度，他既不傳達中央的指示，也不組織機關同志學習，這又是爲什麼？從這裡可以看到熊復同志對敬愛的周總理是什麼感情！前一個時期，機關批判姚文元和他的親信利用《紅旗》反對周總理的罪行，同志們要求曾在總理身邊工作過的熊復同志講一講周總理的豐功偉績，但他一再推託，根本不講。
大字報還揭露了熊復對於胡耀邦的錯誤態度：
6月中旬，在一次揭批“四人幫”的核心小組擴大會上，熊復同志用嘲諷的口吻說：“有人竟用老幹部的名義，發表給青年的覆信，說過去上當受騙是難免的，這是什麼話，不是明目張膽地鼓吹投降主義，鼓吹投降有理嗎？”說“那封信是錯誤的”，是“根本違背思想的”。大家知道，4月10日《人民日報》發表的一位老幹部給青年的覆信，是胡耀邦同志寫的。熊復同志對這樣一封信竟破口大罵，其用意何在？在這次會上，熊復同志還聳人聽聞地說：
“現在思想理論界很混亂，有些人不是不懂理論，爲什麼提出一些怪問題？”還說“這樣嚴重的情況，不應當引起我們的深思嗎？”熊復同志在這裡這樣提出問題，不知爲什麼？
大字報還指出，熊復至今仍要批“走資派”：
熊復同志還多次在會上說：“現在文章中爲什麼不提走資派呢？不是有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嗎？”在7月3日的全社大會上，他竟然號召全社同志要對付可能出現的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在目前情況下，提出這樣的問題，其用意何在？
好在熊復是個明白人。熊覆在“真理標準”問題討論中，確實使《紅旗》落伍。
不過，他自己也意識到了這一點。熊復的“不表態、不捲入”，來自華國鋒的指令，來自汪東興的指令。
王忠明、邢雁的大字報，給了熊復以極大的震動。
就在那張大字報貼出的第3天，熊複寫了一張小字報，貼在旁邊。
熊復知錯便改，他的小字報的標題便是《爲大字報的出現而歡呼》。
熊複寫道：
讀了王忠明、邢雁同志的大字報，我非常高興，爲這張大字報歡呼。
王、邢兩同志對我的工作提出了尖銳的批評。總括起來就是，《紅旗》的運動和工作落後於當前的形勢，而這是同我的領導思想和工作作風分不開的，我要負完全的責任。我認爲，這樣的批評是中肯的，我誠懇地接受王、邢二同志的批評。
可以看出，王、邢二同志的批評是善意的。因爲他們提出的問題，是要迅速改變《紅旗》的落後面貌、緊緊跟上新長征的步伐。這是一個擺在我們面前的尚未解決的大問題。
我希望全社同志都來思考這個問題，研究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
至於我，從王、邢二同志的大字報得到很大的啓發。我這個人的缺點是很多的，幾個月工作中這樣那樣的錯誤也是有的。由於大家知道的原因，我現在還來不及總結我在這個時期的工作，而在適當的時候是應該作出總結，取得教訓的。錯了就改，我有決心改正工作中的錯誤。希望同志們在這方面幫助我，督促我，有以教我！
熊復
1978年11月25日
由於熊復很誠懇地檢討了自己的錯誤，所以他後來仍擔任《紅旗》雜誌總編輯，直至1987年8月《紅旗》雜誌停刊。《紅旗》雜誌也終於追了上來，參加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在全國廣泛展開，衝破了“兩個凡是”的禁錮，也就衝破了自1957年開始的“左”的禁錮，導致一場思想大解放運動。
周揚曾這樣進行評價：中國在20世紀，有三場思想大解放運動，一場是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一場是40年代在延安開展的整風運動，一場就在1978年的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
也有人以爲，還是提兩場思想大解放運動爲宜：
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促使了中國的誕生，而1978年的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則促使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歷史性的大轉折。
胡耀邦則在1979年1月18日理論務虛會上講話時，這麼評價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胡耀邦說：
到了去年5月，思想理論戰線的一個重要發展，就是開始了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這場討論的重要意義，是使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思想重新統一到同志的《實踐論》的基礎上來，重申同志一貫強調的在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中實踐第一的觀點，重申只有千百萬人民的社會實踐，纔是檢驗真理的尺度。這雖然是馬克思主義的普通常識，但多年來被遺忘了，甚至被搞顛倒了。這個問題的重新提出，的確打中了、“四人幫”那個反科學的思想體系的要害，推進了對、“四人幫”的假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總清算。同時，也深深觸動了人們對馬克思主義的根本態度問題。這就引起了我國思想理論戰線上的一場風波。有些同志給《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那篇文章以及參加討論的其他文章和發言扣了很大的帽子，甚至說那是“丟刀子”，是“非毛化”，是“砍旗”。
去年6月2日，鄧小平同志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精闢地闡述了同志的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與實踐相結合這樣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根本方法，批評了那股反對實事求是、反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思潮，使這場討論提高到新的水平。許多省、市、自治區和軍隊的領導同志和理論工作者都積極地參加了這場討論，已經對我們的實際工作起了巨大的促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