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南——
11月16日，《人民日報》報道：
在文山壯族自治州進行調查研究的雲南省委第一書記安平生同志，最近在聽取了州委、丘北縣委和部分公社黨委負責人的工作彙報之後，向他們強調指出，在一切工作中，都要從實際出發。凡是實踐證明是正確的，就要敢於堅持；凡是實踐證明是錯誤的，就要勇於改正。實事求是，堅持真理，修正錯誤，這是我們取得勝利的根本保證。
西藏——
11月16日，《人民日報》報道：
西藏自治區委員會第一書記任榮最近在拉薩地區縣、團級以上領導幹部會議上說，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將會使我們更高地舉起的偉大旗幟。我們都知道，堅持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是思想的基本特徵。
河南——
11月24日，《人民日報》報道：
最近，河南省委第一書記段君毅同志在省委常委擴大會議上說，只有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一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才能解放思想，把華主席爲首的黨中央的指示落到實處，做好各項工作。
在全國所有省、市、自治區中，遲遲不對“真理標準”問題表態的，是那個“偉大領袖的故鄉，英明領袖華主席工作過的地方”的湖南省。人們笑謂：“在中國，除了臺灣省之外，就是湖南省沒有表態了。”
不言而喻，湖南受着華國鋒的深刻影響。直到全國各省、市、自治區都一一表態，在1978年12月8日，《人民日報》終於登出來自長沙的報道，湖南省委趕上了“末班車”：
湖南省委第一書記毛致用同志在省委召開的省直屬機關負責幹部會議上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凡是經過長期社會實踐證明是符合客觀規律，符合大多數人利益的事，我們就堅決地辦，堅持到底。他要求領導機關進一步解放思想，切實整頓作風，改進工作，以適應加速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需要。
這樣，從最早響應的甘肅，到最晚的湖南，除臺灣省外，全國各省、市、自治區黨委都對“真理標準”問題表了態。除了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紛紛對“真理標準”問題表態之外，中國人民解放軍瀋陽、廣州、蘭州、南京、福州、濟南、成都、新疆、昆明、北京、武漢、上海等地
部隊首長們，也對“真理標準”問題表態。
所有的這些表態，全都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表示擁護，這清楚地表明“兩個凡是”不得人心！
兩個“特寫鏡頭”
在全國轟轟烈烈開展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之中，筆者選取兩個“特寫鏡頭”，以使讀者諸君一睹當年的熱烈景象。
特寫鏡頭之一，是《光明日報》。
《光明日報》由於發表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在當時名聲大振，成了“熱點報紙”。
不光是《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加以轉載，新華社發了通稿，全國29個省、市、自治區報紙，相繼全部轉載了《光明日報》“特約評論員”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這在《光明日報》歷史上是罕見的。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的發表，大大提高了《光明日報》的威信。《光明日報》的訂戶驟增。
據《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責任編輯、後來成爲《光明日報》副總編輯的王強華告訴筆者，1979年1月，《光明日報》的發行量達到144萬份，成爲《光明日報》歷史上最高的發行量！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發表在1978年5月，而《光明日報》在1979年1月達到發行量的頂峰，這個“時間差”，是因爲人們訂報紙大都是一年一訂。《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在1978年的大轟動，使很多人決定在1979訂《光明日報》。所以，在1979年，《光明日報》的發行量達到了歷史上的峰巔。
特寫鏡頭之二，是邢賁思。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和《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兩文，都是以“特約評論員”名義發表的。在當時，讀者並不知道“特約評論員”是誰。
自稱是“單幹戶”的邢賁思與他們不同，邢賁思的文章，一篇篇都是署真名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據邢賁思告訴筆者，他當時在《人民日報》發表30來篇文章，都署名“邢賁思”。由於他的名字在《人民日報》上出現的頻率太高，在發表《評有權即有理》一文時，才偶爾改署筆名“餘思”。
於是，邢賁思成了“熱點人物”。於是，各處、各地紛紛派人請邢賁思去作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報告，掀起了“報告熱”。於是，一時間，邢賁思“雲遊”各處，一場報告接着一場報告，竟作了七八十場！
爲什麼各處會掀起“報告熱”呢？
因爲發表在報紙上的文章，必須字斟句酌，篇幅也有限，而報告則可以隨便得多，可以透露種種幕後的內情，信息量也大得多。何況作報告時，還可以當場回答聽衆的問題，而當時人們不明白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的背景，巴不得有機會能夠向知情者提問、尋求解疑。
據邢賁思回憶，他應邀在外交部作的報告，被整理成文字印發中國各駐外大使館，
以使駐外人員瞭解國內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情況。他在海軍軍以上幹部讀書班上作了報告。他在國防科工委、公安部、地質部、中國科學院等單位作了報告。他還應邀去外地作報告。當時的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宋平通過夫人陳舜瑤邀請他到甘肅去作報告。陳舜
瑤在一次會議上認識了邢賁思，邢賁思應邀去甘肅，作了兩場報告。他在東北黑龍江、遼寧、吉林三省作了報告。他應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汪鋒的邀請，去新疆作了三場報告，分
別針對漢族幹部、維族幹部和自治區黨委。其中，給維族幹部作報告時，還特地請來
了維族翻譯，邢賁思講一句，翻譯翻一句，這是他一場很特殊的報告。胡福明、吳江、孫長江、汪子嵩、馬沛文也應邀作了許多場報告。在一場場報告中，也曾發生有趣的“幕後新聞”：
1978年9月下旬，應湖北省委第一書記陳丕顯的邀請，邢賁思去武漢，在湖北省一次很大規模的會議上作了報告。這一回，邢賁思與汪子嵩、馬沛文同去，汪子嵩、馬沛文也作了報告。他們在武漢作了報告，還在宜昌作了報告。
有趣的是，湖北的“兩個凡是”派們聽了報告，紛紛議論道：“陳書記怎麼從北京請來了三個‘右派’作報告？”
據馬沛文回憶，湖北有人說：“北京三同志的發言，超過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好不嚇煞人也！”
據汪子嵩告訴筆者，他去天津作報告時，發生了這樣的小插曲：他在報告中，爲了批駁吳冷西的那個電話，引用了的那句“陳伯達的掃帚不到，吳冷西的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的話。汪子嵩說，如果按“兩個凡是”去辦，那“吳冷西的灰塵”豈非要用“陳伯達的掃帚”去掃嗎？
消息不脛而走。
汪子嵩剛回到北京，朋友們便告訴他，有人說他在天津“胡說八道”！
不管怎麼說，在當時掀起的這陣“報告熱”，畢竟對開展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
大討論，起了極大的推波助瀾的作用。
“《人民》上天，《紅旗》落地”
鬥爭依然是艱鉅的。
就在全國各地廣泛開展“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的時候，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解放軍報》連續報道各地省委、市委、自治區黨委對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種種論述時，作爲中央權威性的理論刊物，《紅旗》雜誌卻奇怪地保持緘默。人們笑稱：“《人民》上天，《紅旗》落地！”
不言而喻，這句話是套用了當年中國對於蘇聯的評價：“衛星上天，紅旗落地！”
《人民日報》頂住壓力，大張旗鼓地開展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所以在人民心目中享有威信——“《人民》上天”；《紅旗》雜誌對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一聲不吭，“不表態，不捲入”，所以讀者冷漠《紅旗》雜誌——“《紅旗》落地”！
其實，《紅旗》雜誌並不是“不表態，不捲入”，而是正在準備“積極捲入”！
前文已經提及，周揚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舉行的座談會上，曾說過：“至今沒看到持反對意見的同志的文章。”
其實，一篇“大文章”，從1978年7月底開始，正在“保持沉默”的《紅旗》雜誌編輯部一次又一次地起草、修改着……這篇“大文章”，是由《紅旗》雜誌總編輯熊復下達寫作任務，由《紅旗》雜誌的一位副總編輯執筆起草的。
據云，在1978年7月3日，熊覆在《紅旗》雜誌內部說了這麼一段非常“深刻”的話：“我們要跟着華主席，隨時準備用‘無產階級**’大民主方法，對付可能重新出現的像、、‘四人幫’那樣死不改悔的走資派，跟着華主席造他們的反。”
熊復所說的“像、、‘四人幫’那樣死不改悔的走資派”，指的是誰？誰都明白！
在1978年8月初，熊復曾這麼談及這篇“大文章”的設想：“關於實踐標準的文章，要寫，但要注意現在對馬列主義、思想不應強調發展和創新，不應強調用新結論代替舊結論，而應強調堅持和維護馬列主義、思想的基本原理。”
按照熊復的意見，那位副總編花了一個來月的時間，在9月11日寫出了初稿。文章有兩萬多字，題目爲《實踐標準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基礎》。
熊復請示了汪東興。最初，汪東興不同意發表這樣的一篇文章；後來，汪東興同意了，但是要把文章的標題改爲《〈實踐論〉的認識論》。後來，那位副總編把標題改爲《重溫〈實踐論〉——實踐標準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基礎》。
9月19日，這篇文章改出第三稿。文章分六部分，小標題爲：
一、當前重溫《實踐論》對討論實踐標準問題的重大意義
二、重溫《實踐論》，堅持以實踐作爲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三、徹底批判、“四人幫”搞亂真理標準的罪行
四、正確認識理論指導與實踐標準的關係
五、對懷疑論、不可知論最令人信服的駁斥是實踐
六、從、“四人幫”的精神枷鎖下解放出來，在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指導下不斷攀登真理的高峰這篇“大文章”，到底出自“權威性理論刊物”。文章以實踐發展的“有限性”，論證實踐標準的“相對性”和“不確定性”，以此來否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由於實踐發展的有限性，帶來了實踐標準的相對性和“不確定性”，這表現爲三種情況：第一，實踐在一定條件的範圍內，只能相對正確地檢驗某一認識的真理性……第二，實踐在一定的發展階段，不能對現有的一切理論和觀點都作出正確的判斷……第三，在某些實踐中，由於某種不可抗拒的力量在起作用，使實踐結果帶來侷限性……
文章危言聳聽，借用所謂“海外奇談”對人們發出警告：
可值得注意的是，就在這個時候，出現了真正的“海外奇談”。談些什麼呢？他們說我們是在“打破永不犯錯誤的神話”；是要“改變一直諱言犯錯誤的做法”；是要克服什麼“晚年”的“僵化”，“解脫幾十年來中國人奉若聖旨的被稱爲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的教條束縛”；是要搞清“**”中“直接間接的責任問題”；等等。看來，他們是在把問題引向背離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的軌道。
文章充分肯定了“**”——居然說“**”已經由“實踐證明”是如何“正確”：
現在實踐已經證明，經過“**”，我們已經找到了反修防修的對症良方……像“**”這樣偉大的歷史事件，只有站在珠穆朗瑪峰的高度才能總結出正確的經驗的；侷限於一時一地的狹隘眼界，都會差之毫釐，謬以千里的。
這篇“大文章”最後在高呼“排除干擾”中結束：
批評家的襲來，對我們倒是一個有益的警告。它告訴我們，當我們走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的大路上的時候，阻力和干擾是不會少的。我們必須提高警惕，擦亮眼睛，克服阻力，排除干擾，堅定地走自己的路！……迎接一個新的光輝的日出！
這篇“大文章”曾以紅旗雜誌社黨委的名義，在1978年9月20日送往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徵求意見”。
不言而喻，這是一次“火力偵察”。
由於紅旗雜誌社這次“主動徵求意見”泄露了“天機”，這才使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吃驚地得知，長期保持沉默的《紅旗》原來並不打算沉默，居然寫出了這樣違背歷史潮流的“大文章”。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於9月24日對這篇“大文章”提出了6條尖銳的批評意見。
這六條意見使紅旗雜誌社嚐到了反擊火力的猛烈。
這次“火力偵察”，使《紅旗》雜誌不敢貿然公開發表那篇“大文章”。他們從第10期推到第11期，從第11期又推到第2期，而到了第12期，全國上上下下都在擁戴“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文章”終於無法推出，胎死腹中。
另外，他們曾將此文報送中央政治局常委審閱。
胡耀邦後來在1979年1月18日理論工作務虛會上，曾這麼說及：
去年9月，紅旗雜誌社寫出了一篇題爲《重溫〈實踐論〉——論實踐標準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基礎》的長文，文章送到了中央常委。葉劍英同志建議中央召開一次理論工作務虛會，大家把不同意見擺出來，在充分民主討論的基礎上，統一認識，把這個問題解決一下。
雖然中央政治局常委沒有同意《紅旗》雜誌發表《重溫〈實踐論〉》一文，不過卻因此導致理論工作務虛會的召開。也許，這也是《重溫〈實踐論〉》一文的“功績”。當然，倘若《重溫〈實踐論〉》一文在當時如果能夠在《紅旗》雜誌推出，會使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更加有聲有色！
譚震林給《紅旗》出了難題
北京中央報刊的“三比一”陣勢，非常鮮明。《紅旗》雜誌堅持着“兩個凡是”的立場。
就在紅旗雜誌社一再推遲那篇“大文章”的發表之際，另一篇文章卻又使他們陷入無比尷尬之中……
這篇文章是《紅旗》雜誌主動約來的。
1978年12月26日，是誕辰85週年。這是去世後，第一個逢五的誕辰。《紅旗》雜誌考慮應在第12期發表紀念的文章。
找誰寫好呢？《紅旗》雜誌編輯部把老幹部的名單進行“掃描”，選中了譚震林。
論資格，譚震林夠老的了；論與的交情，譚震林夠深的了。
特別是在“文革”中，多次提出，“要保譚震林”。所以，從“兩個凡是”的角度來看，選擇譚震林來寫紀念的文章，也是非常合適的。
譚震林，1902年生於湖南攸縣。1926年加入中國。1927年11月，當井岡山工農兵政府成立時，譚震林便擔任主席。不久，他認識了。所以，譚震林是在井岡山上的老戰友。
紅軍長征之後，譚震林留在閩西南領導遊擊戰爭。後來擔任新四軍第六師師長兼政委。
1949年，譚震林出任浙江省委書記、浙江省人民政府主席。
1954年，調往北京擔任中央副秘書長。1962年任國務院農村辦公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