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東興當時擔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辦公廳主任，是張耀祠的“頂頭上司”。在當時的中國政壇上，汪東興是個不顯山露水的人物。其實，他的資歷頗深，早在延安時期便已在身邊工作，多年負責的機要和安全保衛工作，中南海在他的掌握之中。
就汪東興的政治道路而言，有三次重要的升遷：
一是1965年11月10日，那篇揭開“文革”大幕的“鴻文”──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發表於上海《文匯報》。也就在這一天，從1949年10月中央辦公廳建立起就擔任主任的楊尚昆，被撤除了中央辦公廳主任之職，原本是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的汪東興接替了他。從此，汪東興擔任這一重要職務達13年之久，直至1978年12月由姚依林接替了他。汪東興在1977年曾說，現在瞭解“**”全過程的就只有我一個，的指示手稿我都有。汪東興此言，道出了他多年擔任中央辦公廳主任（以及後來進入中央政治局）而深知的高層內幕，尤其是“文革”內情。
二是在1969年的九屆一中全會上，汪東興當選爲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從此，汪東興進入中央高層領導核心圈。三是在1973年8月的十屆一中全會上，汪東興當選爲中央政治局委員。這樣，他的政治地位益發顯得重要……張耀祠來到汪東興辦公室時，中央辦公廳警衛局副局長武健華也奉命到達。
汪東興直截了當地對他們說：“中央決定，粉碎‘四人幫’！”
然後，汪東興向他們下達了在當天晚上拘捕以及毛遠新的命令。
張耀祠和武健華圓滿地執行了汪東興的命令，在當天晚上拘捕了“毛的遺孀”以及的侄子毛遠新。
張耀祠向筆者回憶說，他是在8時半，帶領着幾位警衛前往毛遠新住處的。那時，毛遠新住在中南海怡年堂後院，跟住處很近。張耀祠對中南海瞭如指掌，執行任務熟門熟路。
當時，張耀祠穿便衣，連手槍都沒有帶。警衛們則穿軍裝，但也沒有帶手槍。筆者問張耀祠，執行這樣重要的使命，怎麼不帶手槍？他笑道，四周站崗的警衛們，全是我的部下，還怕毛遠新、鬧事？抓他們易如反掌！
在毛遠新那裡，張耀祠遇上了小小的麻煩。
一進去，張耀祠便向毛遠新宣佈：根據中央的決定，對他實行“保護審查”（張耀祠特別向筆者說明，對毛遠新跟“四人幫”有所區別，不是“隔離審查”），並要他當場交出手槍。毛遠新一聽，當即大聲說道：“主席屍骨未寒，你們就……”他拒絕交出手槍。張耀祠身後的警衛們當即上去，收繳了毛遠新的手槍，乾脆利落地把他押走了。
在解決了毛遠新之後，張耀祠便和武健華帶着三位警衛前往住處。
在“文革”中，長住釣魚臺，但在中南海萬字廊201號也有她的住處。病重期間及去世後，不住釣魚臺，住在中南海。
那裡，由於工作關係，張耀祠常去，有時一天要去一兩趟。正因爲這樣，這一回他去拘捕，朝住處門口的警衛點點頭，就進去了。
剛吃過晚飯，正在沙發上閒坐。她見張耀祠進來，朝她點了點頭，仍然端坐着。
今日非比往常，張耀祠在面前站定，以莊重、嚴肅的口氣，向她作如下宣佈：
“（往日，他總稱之爲‘同志’，這一回忽地沒有了‘同志’兩字，馬上投來驚詫的目光），我接華國鋒總理電話指示，黨中央決定將你隔離審查，到另一個地方去，馬上執行！你要老實向黨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遵守紀律。你把文件櫃的鑰匙交出來！”
張耀祠告訴筆者，他當時說的，就是這麼兩段話。內中“你要老實向黨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遵守紀律”一句，是他臨時加上去的，其餘全是汪東興向他佈置任務時口授的原話。
聽罷，一言不發，仍然坐在沙發上。她沉着臉，雙目怒視，但並沒有發生傳聞中所說的“大吵大鬧”，更沒有“在地上打滾”。張耀祠說，那大概是後來在審判時，在法庭上大吵大鬧，通過電視轉播，給人們留下很深印象，由此“推理”，以爲拘捕她時，她也會如此“表演”。
張耀祠說，當時似乎已經意識到，她會有這樣的下場。正因爲這樣，對張耀祠所宣佈的中央命令，並沒有過分地感到意外。沉默着，在沙發上坐了一會兒，這才慢慢站了起來，從腰間摘下了一串鑰匙——她總是隨身帶着文件櫃（保險櫃）鑰匙，並不交秘書保管。她取了一個牛皮紙信封，用鉛筆寫下了“華國鋒同志親啓”7個字，然後放入鑰匙，再用密封籤把信封兩端封好，交給了張耀祠。張耀祠吩咐的司機備車，把押上她平時乘坐的那輛專用轎車。武健華上了車，轎車仍由的司機駕駛。
張耀祠說，外界傳聞給“咔嚓”一聲戴上鋥亮的手銬，然後用囚車押走等，純屬想象。當時，並沒有給戴手銬，也無囚車。他說，的司機，也是他的部下，當然執行他的命令。
轎車駛往不遠的地方──10月6日夜裡，在中南海的一處地下室裡度過。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當夜也押在那裡，只是關在不同的房間中，並沒有像傳聞中所言“連夜押往秦城監獄”。
所以，根據當事人張耀祠回憶，拘捕毫無戲劇性！
汪東興佈置另一批人馬埋伏在中南海懷仁堂。當晚以在那裡召開政治局常委會的名義，使前來開會的的同夥、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以及中央政治局常委張春橋落網。
姚文元只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但是據告要討論的是出版《選集》第五卷，需要主管宣傳的姚文元列席會議。姚文元來到懷仁堂時，也被拘捕。
這樣，在1976年10月6日晚上，在北京中南海，乾脆利落地拘捕了、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四人幫”。筆者再三問張耀祠：“汪東興對你所說的‘中央決定’，粉碎‘四人幫’，這‘中央決定’是怎麼作出來的？是誰作出來的？”
張耀祠說：“我是軍人，軍人的天職是服從命令。當時，我服從中央的決定，執行命令，拘捕。我不會也不可能向汪東興問中央的決定是怎麼作出來的。當然，我去拘捕，除了執行中央的命令之外，我本人在身邊工作多年，也早就看不慣的所作所爲。所以，我執行中央的命令非常堅決。在粉碎‘四人幫’之後，我也沒有向汪東興問過‘中央的決定是怎麼作出來的’。我在中央機關工作多年，向來遵守紀律，不該知道的事情從來不問。所以，我至今不知道當時中央的決定是怎麼作出來的。”
依據張耀祠所說，汪東興理所當然知道中央是怎樣作出粉碎“四人幫”的決定的。
1984年6月15日，汪東興在醫院裡曾對中央黨史研究室的同志這樣說：
關於行動的情況是這樣的：1976年10月6日下午8時，我們在懷仁堂正廳召開政治局常委會。當時，華國鋒、葉劍英同志就坐在那裡，事先我已寫好一個對他們進行“隔離審查”的決定，由華國鋒宣佈。我負責組織執行。張春橋先到，宣佈決定就順利解決了。
接着來的是王洪文，他有一點掙扎，當行動組的幾個衛士在走廊裡把他扭住時，他一邊大聲喊叫“我是來開會的！你們要幹什麼？”一邊拳打腳踢，拼命反抗。但很快就被行動小組的同志制服了，扭着雙臂押到大廳裡。華國鋒同志把“決定”又唸了一遍。還沒等他念完，王洪文突然大吼一聲，掙脫開警衛人員的扭縛，像頭髮怒的獅子伸開雙手，由五六米遠的地方向葉帥猛撲過去，企圖卡住葉帥的脖子。因爲雙方距離太近，我也不能開槍。就在他離葉帥只有一兩米遠時，我們的警衛猛衝上去把他撲倒，死死地摁住，給他戴上手銬。隨後，幾個人連揪帶架把他擡出門，塞進汽車拉走了。
姚文元住在家裡，他那地方是由衛戍區管的。因此，我事先請吳忠同志在我辦公室等着，如果他不來懷仁堂，就讓吳忠帶人去他家裡解決。結果，姚文元也來了。我怕再發生意外，經請示華國鋒和葉帥同意，沒有讓他進正廳，只讓人把他領到東廊的大休息室，由警衛團一位副團長向他宣讀了中央決定。他聽完後好像很鎮靜，沒有爭辯，也沒有反抗，只說了聲“走吧”，就隨行動小組的幾名衛士出了門。
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決策“拘江”
在1985年6月，汪東興則對中央黨史研究室的同志這樣說起拘捕“毛的遺孀”及其同夥的行動方案是如何制定的：
這件事是10月4日下午決定的，晚上我找華國鋒談了，他表示同意。我們就按事先設想的行動方案辦，即：以在懷仁堂正廳召集政治局常委會的名義解決（華、葉、王、張四人是常委）。當時我發了文件（通知）：一是審議毛選五卷的清樣；二是研究紀念堂的方案和中南海故居的安排。姚文元不是常委，就在文件上特定寫明請他來做會議的文字工作，把姚文元也從釣魚臺或住地調到懷仁堂。、毛遠新本來就住在中南海，遲羣、謝靜宜等人由衛戍區負責解決。
具體工作我做得多一點，因爲我情況熟悉一點，又管一些軍隊和辦公室，方便一點，應該由我做，應該做好。在做具體工作時，我主要依靠了辦公廳的三個副主任李鑫、張耀祠、武健華。如果說我做了一點工作的話，沒有這三個人是不行的。當時我沒有考慮自己的危險，不應該考慮這些了……
關於中央如何作出粉碎“四人幫”的決定，汪東興在1984年6月15日的談話中，只是這樣籠統地說道：
粉碎“四人幫”的鬥爭，是以華國鋒、葉劍英同志爲主進行的。我只做了一點具體工作。主要是華、葉當時決心下得透，也很果斷。
這就是說，作出在1976年10月6日拘捕“毛的遺孀”及其同夥決定的是三個人，即：中央第一副主席華國鋒、中央政治局常委葉劍英和中央政治局委員汪東興。“中央的決定”，實際上就是由他們三個人作出的。
筆者採訪過葉劍英侄子、當時生活在葉劍英身邊的葉選基。
葉選基說，葉劍英爲人剛直，敢作敢爲。在與張國燾的鬥爭中，葉劍英便在關鍵時刻不顧一切挺身而出。這次，在與“四人幫”的鬥爭中，又一次顯示了他的剛強。葉劍英又是一位“儒將”，有勇有謀，運籌帷幄。
葉選基說，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這三人，在當時“三足鼎立”，缺一不可：華國鋒是中央第一副主席，當時的最高領導人，指定的接班人。沒有華國鋒的參加，拘捕“四人幫”很難以中央的名義進行。葉劍英德高望重，在老幹部中廣有影響，而且當時是中央軍委副主席、國防部部長，手握軍權。沒有葉帥的參加，軍隊不支持，也無法成功。
又據《解放軍報》報社原副社長姚遠方回憶，葉劍英曾說：“這次拘捕‘四人幫’，是在特殊的時候不得不採取的特殊的手段。這將是我們黨的歷史上最後一次採用這樣的特殊的手段。”
汪東興則掌握着中南海的控制權。在中南海拘捕“毛的遺孀”，沒有汪東興的參與是很難進行的。正因爲這樣，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三者缺一不可。也正因爲這樣，人們說：“綠葉扶紅花，灑上水汪汪。”綠葉之“葉”，葉劍英也；紅花之“花”，即“華”，華國鋒也；“水汪汪”，汪東興也。筆者還曾與《人民日報》老記者紀希晨交談。紀希晨曾在1982年11月24日採訪過葉劍英。紀希晨後來在《十月春雷》中這樣寫及華國鋒、汪東興在1976年10月5日下午前往北京玉泉山與葉劍英密談的情形：
葉劍英深謀遠慮地說：“這是一步險棋，是關係黨和國家命運的決戰。行動要果斷，更要周密，必須萬無一失。”華國鋒完全同意葉劍英的意見，他說：“我們這是執行黨和人民的意志，執行的遺志。對解決‘四人幫’的問題，早就有交代。”
汪東興談了他準備好的具體行動方案，從執行人員的挑選、隔離審查的地點、時間，以及每個細節的詳細安排。他神情嚴肅地說：“這件事，要絕對保密，行動要越快越好。時間拖得越久，越危險！”
命運的決戰，需要有果斷的決策，這既需要智謀，更需要膽略和魄力。他們原定10號左右動手解決，後來，考慮到拖得越久越危險，越容易走漏風聲，於是，三人當機立斷，一致決定：明天動手！
華國鋒首先提出抓捕“四人幫”
1976年10月6日那個夜晚的絕密軍事行動，確實是由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三人決策的。然而在三人之中，究竟是誰第一個提出抓捕“四人幫”呢？最初，很多人以爲，第一個提出抓捕“四人幫”的是葉劍英。筆者在《葉劍英傳略》一書中，見到以下描述：
1976年9月21日，聶榮臻從城裡派楊成武轉告葉劍英，“四人幫”的問題一定要設法解決，請他趕緊拿主意，早下決心。否則，“四人幫”這夥反革命要先下手，把葉帥搞掉了，把小平給暗害了，那就不得了，中國要倒退幾十年。葉劍英對楊成武說，聶帥的想法跟我考慮的一樣，你回去告訴他，請他放心。這時，葉劍英經過同一些老同志的接觸、交談，對於解決“四人幫”問題，心裡更有了主意。他正在繼續做華國鋒的工作。華國鋒是生前選定的接班人，是黨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葉劍英經過觀察思考，覺得粉碎“四人幫”這樣的大事應當取得他的支持，要爭取他、團結他，不能撇開他、越過他。因此，多次試探，主動接近，耐心地同他交談，逐漸使他明確態度，堅定信心，從而共同採取行動。葉劍英繼續約請一些老同志探討解決“四人幫”的辦法。不久，來看望葉劍英。葉劍英說，我們同“四人幫”是你死我活的鬥爭，徹底解決他們的問題，非有嚴密周全的部署不可。“天下之事，慮之貴詳”。後來，葉劍英爲了不受“四人幫”的監視，從容不迫地轉移到玉泉山。在這裡，葉劍英等同志，再次審慎研究瞭解決“四人幫”、挽救黨和國家於危亡的重大決策和具體部署。
按照《葉劍英傳略》的說法，是葉劍英“多次試探（華國鋒），主動接近，耐心地同他交談，逐漸使他明確態度，堅定信心，從而共同採取行動”。葉劍英固然在粉碎“四人幫”這一扭轉乾坤的歷史事件中有着巨大貢獻，但是首先提出抓捕“四人幫”的是華國鋒。
在病重期間，華國鋒已經對“四人幫”的胡作非爲忍無可忍。是在1976年9月9日凌晨去世的，華國鋒在9月11日就開始部署對“四人幫”採取行動。他的第一步，就是密訪，託帶口信給葉劍英……
華國鋒是粉碎“四人幫”的主角，筆者很想聽聽華國鋒談粉碎“四人幫”的經過。從1991年5月筆者採訪了張耀祠將軍之後，便與華國鋒的曹秘書、於秘書多次聯繫，希望能夠採訪華國鋒，請他回憶粉碎“四人幫”的經過。直至2006年5月12日，筆者在北京還與華國鋒的曹秘書通了電話。秘書告知，由於衆所周知的原因，華國鋒一直沒有公開談論這一問題。
在2004年第7期《炎黃春秋》雜誌上，我讀到張根生的文章，其中有一段文字涉及這一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