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讓李誦恨恨的報告的，確實不是好消息。已經接管糧秣統計司的呂元膺的報告顯示，在平康坊地某個華麗的風月所在，有某位親王和幾位大家族的二三號乃至不入流人物進行了秘密會晤。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樣的會晤可以理解爲二世祖之間的狂歡，但是呂元膺稱，這次會晤和前年的苟勝案之間依稀有着蛛絲馬跡可尋。至於這次會晤的目的，呂元膺用了兩個字概括：
“奪嫡。”
這種事情在大唐的歷史上已經不是第一次了。最著名的有太宗李世民的玄武門之變，稍次一點的是玄宗對自己堂兄弟還有自己兒子乾的血案。不動刀兵的也有，比如李承乾還有讓皇帝。就是李誦自己，也曾經遭遇過這樣的威脅，結果是最後把威脅他的舒王李誼變成了不會威脅人的死人。有了前車之鑑，李誦自然大力鞏固太子李純的地位，想不到還是青山不改，綠水長流，不開眼的還是不開眼。本來以李誦的實力和李純的根基，一個巴掌就可以把存了奪嫡之心的其他親王的心思撲滅，可是這次這事情確實扎手，李誦認爲這個便宜逆子很有眼光，起碼他知道該怎麼借勢。
太子李純多次立下大功，他的地位現在看來不可撼動，可是並不代表無法撼動。眼下在某些人之間就開始進行了運作。其實太子能不能站得住，不是看太子的功勞有多大，而是看太子的支持者有多少。不然，就算是太子上位，也會被攆下去。這個陰謀的操縱者就是看準了這一點。
從李誦給商業鬆綁開始，到開展海貿，開墾荒地安置流民，鼓勵農業，裁減軍隊，裁汰冗官，興辦武學，改革科舉，增加明算等科目的分量，削平藩鎮，李誦的新政剛下去時，除了安置流民和裁汰冗官，大都不顯山不露水，可是卻在數年之後，顯現了巨大的威力，其中的一個方面，就是對以世家大族爲代表的舊的既得利益集團的衝擊。當這些世家沉浸在權勢利益的喜悅之中的時候，猛然間發現，自己有了被新的集團取而代之的危險。一旦這種危險露到了明面上，生死角逐即將開始。而對於根深蒂固的世家大族和得益於新政的新興力量來說，這場生死角逐的關鍵就在於上面有沒有人，換言之，就是掌握國家機器的君主，是傾向於新政的，還是傾向於保守的。
如今隨着新政的深入，新舊兩黨已經逐漸形成，對於太子來說，眼下最重要的是保持皇帝信任的同時，獲得外界有力的支持以自固。商山四皓的故事對歷代太子都是良訓。這個時代的商山四皓，是根深葉茂的舊派世家大族，還是在新政推行中獲得利益的新興的世家以及商賈呢?而無論新派還是舊派，也都希望能有一個能維護自己利益的天子，如果繼任的國君偏向任何一方，對另一方而言都肯定是一個大災難。換言之，如果儲君親近一方，那就註定要失去另外一方的支持。這另一方的支持，很可能就是決定未來國君的外力因素。
新舊的矛盾在歷史上早在八年前就爆發了，那時候被舊派支持上臺的李純將激進改革的王叔文**全部貶斥，並下了“遇赦不赦”的狠毒詔書。李誦放緩了改革的步伐，甚至將原先東宮集團的骨幹逐次外放，保持了朝廷內部的一致，同時採取利益均沾的漸進式的改革，這才取得了經濟政治軍事各方面的輝煌勝利。可是再是漸進式的改革也會有矛盾爆發的一天。事實上李誦很清楚，如果不是一開始自己果決出手解決了宦官集團，只怕有得力支持的舊派早就發難了，絕不會坐等在新政中獲利的集團坐大到今天。
在朝廷的新政中獲利的一個是商人，一個是小世家和新世家，還有一個就是農民。現在朝廷的重商政策使得商賈階層獲得了巨大的收益，本來毫無地位的商**都是依附於世家的，而隨着在政治上對商賈的束縛也逐漸放鬆，商賈子弟開始等同於良家子，開始傾向於獨立了。從辦《今春秋》開始，商人就已經發出了自己的聲音。在李誦的默許乃至放縱之下，現在商賈已經形成爲一個有利益訴求的羣體，並且渴望在朝政上發出自己的聲音，比如這次籌劃的收復隴右河西之戰，背後就有幾家大商會的影子，畢竟打通了河西走廊，大唐的商路纔可能貫通。有的陸路的大商人甚至揚言說，如果朝廷的大軍能夠收復安西和北庭，他願意捐出一半身家作爲軍費。雖然有點暴發戶的心態，但是這也說明了大唐商人的自信和富有。
出於平衡的需要，小世家和新世家歷來是朝堂上不可少的花邊，有許多時候小世家裡往往能出大人物，這就是各方勢力妥協的結果。但是小世家還有新世家的根基畢竟不如老的世家那麼深厚，而且大都會在短時間內選擇通過聯姻等形式和老世家結成利益同盟，藉助大世家的勢力鞏固自己的地位，同時也成爲大世家的外圍附庸，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所以朝廷百年來不斷通過培植新的世家、扶持小世家來平衡大世家，可是努力總是如同肉包子打狗。世家依然佔據着大量資源。到了李誦的時代，重商的槓桿攪動了世家之間原來的勢力分配。
從海貿開始，李誦就授意柳宗元側重於扶持小世家以及於世家保持距離的中等規模的商賈，七八年下來，許多中等規模的商賈躋身豪富，身家遠遠超過了原來那些依附世家的大商賈，搞得長安、洛陽這樣的政治中心還有揚州、杭州、廣州、江陵這樣的商業都市房價暴漲，而許多日子過得緊巴巴的小世家在撕掉輕商的面紗後，實力陡然暴漲。假以時日，這些新興的世家必然會擁有和那些抱殘守缺的老世家一較短長的勢力，成爲一些老舊世家的眼中釘，肉中刺。而靠着新政取得軍功和政績的新世家，比如高崇文這樣的，出身市井，沒有那麼多束縛，從新政中獲益極多，這些人必然也是新政的支持者。
新政很重要的一個成果就是使得大量已經淪爲流民的農民重新擁有了土地或者較爲穩定的工作，儘管這些土地大多是處於邊地，還有江南荊楚一帶的未開發的不毛之地，但是農民們還是感恩戴德，賣力勞作，即使是在邊地成爲屯民的流民也是如此。所以說中國的老百姓要求是最低的呢，有口飯吃就不會造反，做了分內之事的官員都會被擡舉爲青天。可嘆的是那些號稱詩禮傳家的世家大族，居然連這一口飯都不肯給他們吃，最後弄得個玉石俱焚的結果。
和農民一樣得利的還有市民，隨着長安拆除各坊之間的圍牆，各地紛紛效仿，市民經濟也隨之活躍起來，市民也逐漸形成了一個階層，和農民不同，這個階層生長在城市，前身是各種身份的人都匯聚在這個階層裡，比如寒門士子，落魄貴族，新興商賈，務工農民。這個階層不缺錢，不缺見識，不缺錢，其中有不少人家經營幾代往上一步就是新士族。農民和市民也是新政的當然支持者。
在朝廷，新政的支持者力量也很強大。韋執宜、柳宗元、王伾、程異、呂溫、韓泰、陳諫、韓曄、凌準、陸質等當年的東宮集團成員逐漸成長爲朝野和地方的重要力量，而袁滋、鄭絪等保守力量先後被貶斥、外放出朝，啓用的舊臣如陸贄，新拔擢的一干重臣比如李吉甫、李絳、裴垍、裴度、韓愈、崔羣等人雖然有人出身世家，但是大都是開明之人，目光長遠，而且也是新政的獲利者，就算心理上仍然站在保守派一邊，可是心理能牴觸，手能推開嗎？
不過新黨的實力雖然壯大迅速，但是畢竟根基淺薄，而且主要得力於皇帝掌握的國家機器的強力支持，一旦失去了這種支持，好日子就會到頭，他們的產業可以輕鬆地轉入既得利益者名下。而作爲既得利益者的舊黨現在雖然從新政中獲利不如新黨，但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幾百年的世家大族，無數從曾經的新政獲利者轉變爲既得利益者的新興家族，就如炭火一樣，雖然火頭看起來不大，只要一撥弄，就能燃起滔天的火焰。
就李誦本人而言，自然是希望自己的繼任者偏向於支持新政。李誦深知，只有新政繼續，這個帝國纔不至於日漸衰落，在九世紀退出歷史的舞臺，自己開創的中興事業也才能繼續下去。而自己的繼任者，會是新政的支持者嗎？
這個問題必須處理好，不然西征的開始就是內鬥的開始，西征的結束，或許也就是新政的結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