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玉軍：國際格局、世界秩序新變化與中國戰略選擇
【編者按】2016年12月19日《學習時報》刊登了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馮玉軍撰寫的《國際格局、世界秩序新變化與中國戰略選擇》一文。文章認爲，2016年的國際局勢跌宕起伏，英國脫歐、特朗普當選以及俄土關係的峰迴路轉都出乎衆多分析家的預測。這反映出世界思潮、大國政治以及國際戰略格局和世界秩序正經歷着重大而又深刻的調整。正確認識這些變化的實質和客觀趨勢，避免戰略誤判，是採取正確的戰略決策並有效保障和實現國家利益的首要條件。
美國的實力地位變化
能否繼續擔當世界“負責任的領導者”成爲考驗美國霸權的核心要素，也關係到世界的安全與穩定。
2008年以來，“美國受到金融危機嚴重衝擊而實力衰落、霸權地位受損”“國際權力重心加速東移”的說法流傳甚廣，不僅成爲不少國際問題學者的口頭禪，甚至成爲一些國家戰略決策的重要依據。
然而，任何事物的發展都不可能是筆直、線性的，而更多呈現出螺旋上升的狀態。在經歷了幾年的陣痛之後，美國的制度彈性和自身修復能力正促使其適應新的環境，並着眼於未來大國戰略競爭調整戰略和政策，引領世界新能源革命、新工業革命和新軍事革命。如今，美國的實力地位正在加速反彈。
隨着“水力壓裂技術”在美國油氣生產領域的廣泛運用，美國的石油和天然氣生產取得了突破性進展：2011年，美國超過俄羅斯成爲世界第一大天然氣生產國；2014年，美國超過沙特阿拉伯成爲全球最大的石油生產國。這些創新技術不僅爲美國帶來了巨大的競爭優勢，在很大程度上幫助美國實現了“能源獨立”，還將對世界經濟發展、國際權力分配與重組帶來歷史性影響。
2008年金融危機以後，以美國爲代表的主要工業化國家推出一系列旨在振興製造業的戰略舉措，使全球工業發展模式發生巨大變革，“第三次工業革命”正加速到來。在推動“新工業革命”方面，美國通過大力推動創新成果的產業化、提高能夠主導未來產業競爭的人才潛力、以智能創新和智能製造提高製造業生產率等措施促進了經濟的快速發展。
可以肯定地說，在經歷了2008年金融危機的陣痛之後，美國正在重塑其國家實力與國際地位，儘管此次美國大選亂局叢生，但“美國衰落論”並不符合正在變化的現實，而以“美國衰落論”作爲國家戰略決策的起點會帶來巨大風險。
但隨着美國更多地以“巧實力”製造“可控混亂”，一些潛在的地區矛盾和衝突可能激化。“潘多拉盒子”一旦打開，後果可能難以收拾。因此，能否繼續擔當世界“負責任的領導者”成爲考驗美國霸權的核心要素，也關係到世界的安全與穩定。
當前國際戰略格局的基本特徵
當前國際戰略格局的基本特徵仍是“一超多強”，“多極化”是不均衡的，而非同質、勻速的過程。
冷戰結束後，以國際權力結構爲核心的國際戰略格局的討論存在截然不同的觀點。在美國新保守主義派所宣揚的“單極世界”和“單邊主義”失勢之後，“多極世界”和“無極世界”的論調盛極一時。
但可以肯定，從冷戰時期的“兩極格局”向新格局的過渡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當今的世界確實正在經歷“多極化”的過程，但這並不意味着“多極世界”已經成爲現實。當前國際戰略格局的基本特徵仍是“一超多強”，“多極化”是不均衡的，而非同質、勻速的過程。具體而言，就是美國憑藉綜合國力復甦和規則制定權仍然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其國際地位在未來一個時期仍然是穩固的，不可能受到實質性的挑戰。中國在經歷30多年的改革開放之後，已經躍升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綜合國力迅速提升，參與全球治理的意願和能力也明顯增強；歐盟和日本儘管遇到了社會福利包袱沉重、人口老齡化、債務負擔、難民危機等多重挑戰，但仍在努力調整政策以適應新的環境，在世界經濟和全球發展中的地位不可低估。俄羅斯除了軍事實力之外，其綜合國力在繼續下滑，對世界經濟、國際金融以及全球治理的影響力在萎縮。
在“一超多強”的格局基本保持的同時，行爲主體的多元化正日益成爲國際關係的現實。不同的跨國公司、部落教派、家族勢力等積極參與現實利益與權力分配，對國家的命運甚至地區安全局勢發揮着至關重要的影響。非政府組織、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團體甚至個人，都可以藉助複雜的關係網絡、先進的技術和傳播手段對現實世界產生日益重大的影響。
國際議事日程日益複雜化與碎片化。技術進步、氣候變化、金融風暴、恐怖主義、難民危機、跨國犯罪無一不衝擊着既有的生活方式和傳統的國際治理模式，日益強化的相互關聯度和依然頑固存在的國際“無政府狀態”之間形成了巨大落差。如何構建起能夠應對全新挑戰的全球治理體系不僅關係到每個國家的安全，更關係到人類的整體命運。
行爲體增多與議事日程複雜化的重要後果就是國際權力的分散化。沒有一個國家擁有絕對的霸權，沒有一個機制能解決所有的國際議題。
國際秩序新變化
由於行爲主體的多元化、利益和觀念的多樣化以及國際議事日程的複雜化和碎片化，可以肯定，國際新秩序的構建將是一個漫長曲折、多軌並進的過程。
所謂國際秩序，就是在一定世界格局基礎上形成的國際行爲規則和相應的保障機制。冷戰結束以來，舊的雅爾塔體系分崩離析，但新的國際秩序遠未形成，在新秩序構建的過程中，各國之間的觀念分歧、利益矛盾常常阻礙着共識的達成。由於行爲主體的多元化、利益和觀念的多樣化以及國際議事日程的複雜化和碎片化，可以肯定，國際新秩序的構建將是一個漫長曲折、多軌並進的過程。
在國際安全領域，我們看到的是既有安全機制的效率遞減和新安全疆域的治理真空。比如，聯合國安理會的改革步履維艱，在一些重大國際安全問題上難以達成一致意見。這一方面導致安理會的威信下降，難以真正維護國際安全與和平；另一方面導致在缺乏共識的情況下，一些大國常常甩開安理會另起爐竈，通過其他方式解決問題。比如，2014年的克里米亞危機中，俄羅斯動用否決權阻止了安理會通過不利於俄的決議，但美歐卻通過單邊措施對俄羅斯實施了制裁。
在傳統安全機制效率下降的同時，很多新興的安全領域幾乎處於真空狀態，根本沒有相關的安全共識和安全機制進行治理。比如在國際軍控與裁軍領域，一方面，隨着美國退出《反導條約》並加速發展全球導彈防禦系統，俄美之間的戰略平衡在日益弱化；另一方面，既有的國際裁軍進程根本無法涵蓋太空軍事化和網絡安全等重大安全問題。美國正是利用這一“真空”加速發展全球即時打擊系統、提升網絡戰能力，通過佔據新一輪軍事革命的先機而維護其軍事優勢，但目前的國際軍控與裁軍機制並無法對其形成有效制約。而在國際反恐領域，儘管恐怖主義已經成爲全球性威脅，但國際社會至今對什麼是恐怖主義並未形成共識，在反恐行動中更是存在着“雙重標準”，而反恐行動又常常與地緣政治角力相互纏繞在一起，致使國際上難以形成統一的反恐聯盟，大大降低了應對恐怖主義的功效。
在世界經濟領域，情況更加複雜。既有機制的改革、重組與新機制的創立並行不悖，但不同機制之間也存在着競爭，更沒有什麼機制能夠包治百病。在全球貿易領域，WTO多哈回合談判停滯不前。在世界銀行、IMF等由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國際金融機構改革進展緩慢之際，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等新興多邊國際金融機構則應運而生。新老機制之間未來會形成合作互補還是相互競爭的關係，還需要拭目以待。
在全球氣候變化領域，發達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經過艱苦的談判，最後達成巴黎氣候協定。但這並不意味着氣候變化問題的國際談判與機制建設畫上了句號。今後在這一領域還將有許多工作需要完成。
中國應對
“建設性參與”將是中國發揮“負責任大國”作用、推動既有國際體系向更合理方向演化的基本指針。
在國際戰略格局和世界秩序經歷歷史性轉變的關鍵時刻，中國也正處於和平發展的關鍵時期，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國際戰略格局能否平穩過渡、世界秩序能否以更加平衡、合理、公正的方式得以運行和改革。
大變局下，中國面臨的挑戰主要在於實現戰略思維的轉變。首先，要清醒地認識到，儘管當今世界的風險和挑戰層出不窮，但全球化、信息化的發展促使各個國家的相互依賴進一步加深，和平與發展仍是時代的主題。中國對外政策的根本目標仍然是營造和平穩定的國際與周邊環境。其次，在世界新能源、新工業與新軍事革命的影響下，大國之間的戰略競爭是綜合國力的全方位競爭，因此中國面臨的根本任務在於深化經濟結構改革、真正實現創新發展，激發制度的潛力，促進社會進步，防止將目光過多盯在地緣政治上面。再次，要清醒地認識到，當前，在中國的國際地位得以提升的同時，中國要承擔的國際責任也更多了，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期待也更大了。中國既是國際體系變革的因變量，更是自變量，維護中國的國家利益同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與義務是一個硬幣的兩面。最後，還要清醒地認識到，中國的發展成就是在融入既有國際體系的過程中取得的，中國是既有國際體系的參與者、建設者而非挑戰者和顛覆者，今後，中國將以更加建設性的姿態，與國際夥伴一起共同推動既有體系向更合理的方向發展，以此更好地維護世界和平、推動世界的可持續發展。
總之，“建設性參與”將是中國發揮“負責任大國”作用、推動既有國際體系向更合理方向演化的基本指針。
在國際安全領域，首先，要推動聯合國安理會的漸進性改革，在提高地區代表性的同時，提高決策效率和安理會的權威；其次，要推動在外太空和網絡空間等建立新的國際軍控與裁軍機制，制定透明、公平的遊戲規則，維護國際戰略平衡；再次，要在打擊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等方面推動形成國際共識，避免“雙重標準”，以國際反恐統一戰線應對全人類面臨的新威脅。
在世界經濟領域，一是要進一步參與經合組織（OECD）、國際能源憲章等既有國際經濟機制，推動世界銀行、IMF等既有國際多邊金融機制的合理化改革；二是在以WTO作爲全球貿易投資規則主幹、推動WTO多哈回合談判的同時，加大構建RCEP和亞太自貿區的力度；三是繼續以開放、包容的態度，爭取更多的夥伴共同推動AIIB的發展，與相關夥伴國一起共同推進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上海合作組織銀行的建設與有效運營；四是在推動“一帶一路”建設的過程中，將項目推進與規則制定緊密結合，既促進沿線地區的可持續增長，又提供貿易、投資、服務、基礎設施建設規則方面的公共產品。
近年來，中國的軍事現代化引起了世界的廣泛關注，也引發了一些國家的擔憂。如何在“補課”的同時消除敵視和擔憂，更好地爲地區穩定和國際安全作出貢獻，既是世界的期待，也是中國發揮更大國際責任必須解決的問題。近年來，中國已經通過參與國際維和、打擊海盜等多邊國際行動展現了自己維護世界和平的意願和能力，也通過積極參與上海合作組織、亞信機制、“朝核”六方會談、東盟地區論壇、東亞峰會等多邊機制踐行“新安全觀”。但關鍵的問題是要通過“跨太平洋安全機制”來化解中美兩國的相互疑慮，並與周邊國家共同構建起一個穩定的地區安全合作架構。
在日益複雜的國際環境中，不可能有包治百病的藥方，也不可能有包攬一切的安全機制。多領域、多層次的安全機制要相互補充、形成合力。要建立新的國際軍備控制機制，在太空軍事化和網絡戰領域明確規則；可以考慮將“朝核”六方會談機制轉化爲“東北亞安全合作機制”，把美國在東北亞的同盟體系、日本修改防衛合作指針、朝鮮核問題、俄羅斯的軍事現代化綜合起來加以考慮。同時，還要形成國際統一的反恐標準與機制。
楊光斌：濫用“民粹主義”已成西方掩飾政治真相的手段
【編者按】2016年12月12日《北京日報》刊登了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教授楊光斌撰寫的《濫用“民粹主義”已成西方掩飾政治真相的手段》一文。文章認爲，在西方這波“民粹主義”政治中，無論是“左翼民粹”還是“右翼民粹”，都是西方“全球化”浪潮的結果，而這次全球化浪潮的始作俑者便是“新自由主義”。
在西方精英那裡，“民粹主義”已成爲一個掩蓋了政治真相的、空洞化的因而不能解釋任何實際問題的概念
在我看來，西方精英分子的這種表現意味着他們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並沒有因爲錯判美國大選而反省自己。錯判美國大選是不切實際的觀念的結果，精英們以爲自己的觀念就代表真實的世界，代表美國人的觀念和利益。事實證明，精英的觀念和民衆尤其是底層民衆的世界距離很遠。美國大選之後，西方精英們不但不反省自己，反而開始討論美國乃至世界範圍內的“民粹主義”，把自己的觀念稱爲“民主”，而把支持特朗普的稱爲“民粹”。事實上，在美國，“民粹主
義”是一個掩蓋了政治真相的、帶有傲慢氣息的、空洞化的因而不能解釋任何實際問題的概念，是西方精英們自己製造的“我們”與“他們”的“想象”，西方精英們依然生活在自己的“觀念的世界”，把不符合自己觀念的訴求視爲不合理的“民粹主義”。
不難發現，在西方精英中，不少人眼中的“民粹主義”有所謂的“左翼民粹主義”“右翼民粹主義”之分，把追求社會公正的無權無勢者的訴求貼上“左翼”的標籤，而把有些排外的帶有民族主義情緒的無權無勢者的訴求貼上“右翼”的標籤。有的走得更遠，認爲“右翼民粹”是“左翼民粹”的產物。歷史成了隨意拿捏的麪糰，但無視歷史邏輯的概念遊戲是無法解釋現實的。在西方這波“民粹主義”政治中，無論是“左翼民粹”還是“右翼民粹”，都是西方“全球化”浪潮的結果，而這次全球化浪潮的始作俑者便是“新自由主義”。
在西方精英看來，無論“左翼”或“右翼”民粹主義都是底層百姓的不合理要求
在嚴格意義上，“新自由主義”是一個經濟學概念，特指經濟的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但是，從1980年到2008年，在“新自由主義”滾滾向前的過程中，在政治上則是所謂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而在文化上則是多元主義。這樣，過去幾十年的“全球化”是一個包括了政治自由化、經濟自由化和文化自由化（即多元主義）的“自由化運動”。以自由化爲核心的“全球化”，實際上就是一場拆除“國家圍牆”的運動。需要強調的是，“全球化”的本質是“美國化”，以便更多地實現以美國爲首的西方利益，他們想要排除的乃是邊緣國家的“圍牆”。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國已經在“反全球化”。
誰最不喜歡“國家”（政府的作用）？當然是那些靠自己的能力能主宰自己命運、甚至能主宰別人命運的強者，如過去的洛克菲勒和今天的華爾街金融寡頭。“去國家化”或者“國家是必要的惡”是農業社會後期、工業經濟年代的新興資產階級的呼喚。在反對王權的鬥爭中，對於創造財富的新興階級來說，這一點似乎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時代發生鉅變了。到了信息化的金融資本時代，所謂的“創造財富”實際上是華爾街金融寡頭利用各種金融槓桿而進行的“分配財富”遊戲，從而使得金融從業者與農業勞動者和工業勞動者之間的貧富差距空前惡化。財富再分配是完全不同於創造財富的遊戲，沒有國家的規制將會如何呢？只能是強者更強，弱者更弱，職業本身就是地位和階層的符號，結果，美國的“民治、民有、民享”成爲1%的美國人的“三民主義”。二戰之後，凱恩斯主義使得西方國家趨向平等化，比如到了1980年，一個企業的收入差別不會超過50倍；到了今天，居然500倍還多。而在本國居民飽受貧富差距之苦的同時，多元主義文化下的“外國人”蜂擁而至，不但名正言順地享受各種福利，還搶走了本國居民的工作機會。
這就是“自由化運動”推動的“全球化”的結果。到了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西方國家有很多年輕人找不到工作，因此才成爲社會主義者桑德斯的擁戴者，他們被西方精英們戴上“左翼民粹主義”的帽子；而深受墨西哥移民之苦的美國中南部的農民，則是特朗普的擁戴者，被西方精英們戴上“右翼民粹主義”的帽子。無論“左”“右”，在西方精英看來都是底層百姓的不合理的要求。
西方精英階層使用不倫不類的“民粹主義”概念，其實是一種鴕鳥政策
如果這樣看政治，結果只能是西方精英階層離政治的真相越來越遠，使自己與民衆對立，西方精英階層本身構成了自己的世界。這裡且不說民衆訴求的合理性問題，站在自己臆想的道德高地上去這樣污名化民衆，既是長期以來精英階層製造的“政治正確”原則而事實上最終狹隘化自己的表現（即只有自己的觀念才代表世界潮流），也是知識退化的表現，是知識的形式化而非本質化。其實，在美國，關於外國人的問題不就是傳統政治學上所說的民族問題嗎？關於底層人的社會公正問題不就是傳統政治學上所說的階級問題嗎？把階級、民族問題一講出來，不但政治家，所有老百姓都會一目瞭然，知道應該怎麼辦，而他們所談論的“民粹主義”則讓人不知所云，如墜雲霧之中。但是，“政治正確”讓人忌諱“民族”概念所衍生的很多次生性問題，擔心被扣上“種族主義”的帽子；民主平等的“政治正確”讓人忌憚“階級”概念所衍生的次生性問題，擔心被扣上“馬克思主義”的帽子。結果，西方精英階層只能使用不倫不類的“民粹主義”概念，這其實是知識精英的鴕鳥政策。
除了“民粹主義”概念之外，二戰之後西方政治學建構起來的當代政治思想的諸多概念，比如自由、民主、人權、憲政、公民社會、合法性等，都存在概念濫用現象，概念濫用其實掩飾了政治真相，讓人生活在虛幻的世界裡，產生錯覺，產生政治誤判。因此，當務之急是基於世界政治的真相而“重述”這些概念。
張文木：美國金融動盪和世界新格局
【編者按】2016年12月2日宣講家網刊登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研究中心教授張文木撰寫的《美國金融動盪和世界新格局》一文。文章指出，當前世界性的金融危機對以新自由主義爲理論基礎的全球化無疑是致命的一擊。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似乎正在重塑美國金融市場格局，大選後美國金融市場面臨許多挑戰，當中的一些問題已經影響了市場走勢。
目前世界情況基本上是俄國的——當然還有歐洲——的崛起與美國的衰落並存。美國的衰落是整體性的，也是必然的，判斷依據如下：
第一，美國控制世界資源能力下降。當下的美國金融危機核心問題是資源危機。計算美國金融縮水是多少億美元，這不是主要的，最重要的是支撐龐大的美元體系的實物基礎是什麼？是資源；美國是靠軍事控制世界資源的，只要軍事強有力，還能對世界資源有效控制，它就能保證世界資源採購多以美元結算，這樣美元就能支撐美國金融，美國就不會垮。假定美國現在在中東的軍事仍保持着持續勝利的態勢，國際上對美國的信心指數還會上揚。我們經常看電視觀衆爲演員打信心指數，信心指數並不主要是對現實的肯定，而是對未來的肯定。世界政治也是這樣。金融投資的多少取決於投資者對投資對象國的信心。世界貨幣除了支撐它的實物經濟外，更多地還是虛擬經濟，虛擬經濟並不主要靠實物支撐，而是靠虛擬的信心支撐。美國支撐經濟的，一方面是高科技等知識性的東西，另一方面就是軍事力量，強大的軍事力量可以保證世界資源在自己手裡。有了世界資源支撐，美元就不會垮。老布什的海灣戰爭打贏了，美國的信心指數及隨之而來的金融投資瞬間就上去了。近年來因伊拉克戰爭失敗導致美國對世界資源的控制能力嚴重下降，隨之而來的撤軍，更會使美國遠離世界石油中心並由此失去國際石油採購以美元結算的潛規則，這將大大挫傷國際社會對美國的信心。這是問題的關鍵。金融是資源的縮影，國家控制稀缺資源的能力決定金融投資者的信心。對目前的美國經濟而言，信心確實比黃金更重要。這裡說的“信心”，並不是美國人的自信，而是他信，即國際社會對美國未來的信心。
第二，地緣政治方面，美國的優勢正在喪失。美國能夠在二戰以後取代歐洲成爲世界霸主的主要原因，是在亞洲尚未崛起之際，美國人爲地使歐洲的政治版圖縮小了：二戰後期，美國跟蘇聯用“暗盟”的方式在東歐合夥拉出一道鐵幕。當時美國與蘇聯有許多矛盾，但在打倒歐洲問題上兩家的目標則是高度一致。且不說在事關戰後地緣政治佈局的第二戰場的開闢地點問題上，斯大林與羅斯福的想法如何一致，就是直到1956年東歐爆發“波匈事件”時，美國只是空喊，並不對蘇聯動真，相反在埃及收復蘇伊士運河事件上，美蘇卻是聯合將英法逐出中東的。這是因爲美國與蘇聯在歐洲的地緣政治上有默契，對美國而言，只有蘇聯佔領東歐，西歐纔是小西歐；小歐洲，才能聽美國的話。東歐一旦回到西歐，大歐洲就會出現，這樣歐洲的翅膀就會硬起來，就會反美國。二戰之前的地緣政治特點就是這樣，那時是歐洲壓迫美國，二戰之後美國翻了身，美國翻身的根本原因是美國對歐洲版圖做了大“手術”，即在二戰中將東歐讓給了蘇聯並由此大大壓縮了西歐的地緣政治空間。丘吉爾說的“鐵幕”實際上是美國與蘇聯合夥拉起的，目的是爲了擠壓歐洲。但半個世界後的今天，大家再看看地圖，歐洲地緣政治版圖已恢復到二戰前的大歐洲的水平，整個東歐已融入歐洲。隨之而來的必然是歐洲力量的增強和擴大。美國失去中東以後，歐洲向美國叫板的聲音還會更響。在亞洲崛起的今天，美國的東翼即大西洋東岸也開始有了危險。
第三，目前美國的國家戰略能力在嚴重下降。老布什幫着歐洲打倒了蘇聯，克林頓和小布什幫着西歐東擴拿到了東歐，接下來的事就會是歐洲擺脫美國控制。地緣政治的這些變化是美國人幫着歐洲人實現的，開始於老布什，收尾於小布什。
目前的美國已失去了運用國家戰略力量的基本能力。歷史表明，在戰略力量極限處發動攻勢，尤其是發動連續攻勢，是國家崩潰的開始。蘇聯解體後，美國全力打壓南方國家，集中用兵於中東，而中東不僅是世界資源集中的地區，也是世界霸權國家力量伸展的極點。大國力量伸展到極限時如再持續進攻，就必敗無疑。老布什在中東是有限進攻，小布什則是一個戰役接着一個戰役，2008年初他恨不得還要打伊朗；如果打伊朗，美國國力這個“皮筋”非拉斷不可。今天的美國人已失去了戰略文化，而美國領導層也失去了戰略管理能力。中亞是世界地緣政治的中樞，也是世界霸權的墳墓。20世紀末蘇聯在失去中亞阿富汗後便失去了世界霸權，今天美國則要從伊拉克失去世界政治的主導權。如果說20世紀70年代美國衰落的表現是美元兌換和黃金脫鉤，那麼，21世紀初的美國衰落將從美元和資源，尤其是中東資源的脫離開始。對今日美國而言，失去中東，也就失去了世界霸權。今天的歐洲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崛起的。
但我們也不要誇大美國衰落的程度。我們所說的“美國衰落”，只是說作爲帝國的美國的衰落，作爲民族國家的美國徹底崩潰是不可能的，因爲財富的基礎是主權。只要美國目前擁有的大版圖不解體，美國就不會徹底崩潰。最多也就是從過去的“虛胖”落到“皮包骨頭”。“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當實物生產慢慢恢復後美國還會崛起。“知識經濟”並不能當飯吃，國家也不能主要靠印票子而不靠實物生產致富，價值的基礎還是人類勞動，是實物生產。如果沒有巨量的稀缺資源，國家崛起還得靠實物生產。支持中國經濟的多是靠實物生產。有了自主創新基礎上發展出的實物生產，中國就不會出現大起大落的現象；而美國是知識經濟加上軍事霸權，一旦軍事霸權衰落，國家又沒有巨量的稀缺資源支持，僅靠“知識經濟”是撐不住金融的，投資者對美國的信心指數就會下降。長期脫離實物經濟的美國，一旦失去了投資信心，在相當時間內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
辯證法是解釋歷史的鑰匙。昨天倒下的是俄國，今天又是美國。但與俄國倒下的情形一樣，今天的美國既不會大崩潰，時間上也不會無限長，時間大概也就是十幾年，俄國也是這樣的期限。尼克松之前，美國的歷史也是這樣：當時美國從朝戰起就擴張，越戰中因擴張過度而衰落下去。此後，蘇聯勃列日涅夫向美國發起攻勢，而美國則在尼克松時期實行戰略收縮。蘇聯又因全球過度擴張垮了下去。今天的形勢又翻轉過來：美國衰落，俄國崛起。世界本質是平的，大國只要不擴張，至少不要過度擴張，就不會倒下。
2008年的世界形勢真是“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卻有晴”。就在美國衰落之際，俄國經過一段時間的動盪後，其國家管理層的戰略能力成熟了。它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與葉利欽時期比，今天的俄國的國家戰略開始有了人民性。如果失去人民性，再好的國家戰略也是空中樓閣。戰略的人民性來自國家主體人羣對國家和世界事務的共識。目前俄國人民對國家和世界事務的認識日益趨同。其次，普京對付西方打壓的戰略能力也日益成熟。目前他說話很硬，但有節制，在戰術上比較成熟。大家比較一下，在對待科索沃和格魯吉亞兩個事件的態度上，普京對格魯吉亞下手狠，而對科索沃獨立，普京只是表態，並不動真。普京曾告訴小布什美國會像古羅馬一樣因擴張過度而衰落，小布什聽不懂，聽不懂就沒辦法。普京都告訴了他，他還這樣，那就對不起了。所以普京在格魯吉亞狠狠地打，他知道在家門口打仗不會透支；在遠處比如科索沃，他就不動手，這是因爲巴爾幹是目前俄國國力不及的地方。普京熟悉歷史，從19世紀中葉俄國在克里米亞戰爭中失敗後，特別是二戰結束以後，俄國在巴爾幹基本上就沒得過手。當時鐵托在那不聽蘇聯的話，斯大林也拿他沒辦法。與1962年赫魯曉夫把手越洋伸到美國家門口古巴後又灰溜溜撤走的結局一樣，今天的小布什也無知地把手越洋伸到俄國家門口格魯吉亞，其結果美國海軍也是高調而來低調而去。
今天東歐一些國家親西方，這並不是什麼新鮮事。東歐在歷史上就是一個在俄國與西歐之間不斷搖擺的地方，1939年羅斯福將這些國家稱爲“‘騎牆’國家”。二戰之前它是倒向西方的，當時波蘭最堅決站在英法一邊，即使在德國大兵壓境的時候，也不求蘇聯幫助，當時波蘭對
俄國特別仇恨；1938年捷克也曾爲西歐綏靖德國做出了巨大的犧牲。但戰事未起，西歐先出賣的就是捷克和波蘭。這樣的屈辱經歷使東歐國家在二戰後又倒向蘇聯：當時作出這樣的選擇也不是幾個人能定下的，那是經歷屈辱後的東歐人民的選擇。但蘇聯又不尊重東歐，把它們當作依附國家，還出兵侵略人家，這又使東歐人對蘇聯反感，現在東歐又倒向歐洲，其中波蘭還成了西歐的“鐵桿”。即使如此，波蘭現在親西方的程度，無論如何也超不過二戰以前的波蘭。20世紀末，俄國曾狂熱地參與倒向西方的運動，後來大呼上當。2006年2月28日，有着慘痛亡國經歷的戈爾巴喬夫對中國記者說“我給中國朋友的忠告是：不要搞什麼‘民主化’，那樣不會有好結果！千萬不要讓局勢混亂，穩定是第一位的”；談到蘇共垮臺，他說：“在這裡，我想通過我們的慘痛失誤來提醒中國朋友：如果黨失去對社會和改革的領導，就會出現混亂，那將是非常危險的。”曾爲美國人特別賞識的葉利欽，則在20世紀的最後一天，主動辭職並懷着內疚的心情請求人民原諒。
1957年11月18日，毛澤東在莫斯科對各國共產黨代表說，“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我們的道路是曲折的，是按照螺旋形上升的”。未來的歷史對俄國和中國有利。2008年8月8日，美國慫恿格魯吉亞攻打南奧塞梯，但戰火起來後，美國不僅對格口惠而實不至，反而利用格魯吉亞戰事，迅速與波蘭而不是與格魯吉亞於8月20日簽署“反導基地協議”。這使格魯吉亞有了被出賣的感覺。2008年10月7日，北約成員國冰島宣佈從俄羅斯獲得40億歐元緊急貸款，這是冰島向鄰國求救連遭拒絕後，爲避免“國家破產”採取的無奈之舉。眼看自己的盟國伸手向“敵人”討錢，北約國家大爲震驚。但這只是歐洲“冰川”融解的開始，其他西歐以外的歐洲及其近臨國家，將來也會在“呼天不應”時向俄國求援。
今後東歐必將重複俄國人剛剛經歷過的上述認識過程。毫無疑問，“慕尼黑”在東歐不會終結，下一次該清醒的就是東歐了，東歐將會從西歐再次倒向俄國。這是歷史規律。別看捷克、波蘭等東歐國家與西方簽署各種條約，到時候它們還是被出賣的對象。波蘭曾三次被瓜分，今天的捷克人一提起《慕尼黑協定》還是不寒而慄，曾爲美國式民主背叛自己共產主義信仰的謝瓦爾德納澤也在被美國顛覆後叫苦不迭，在社會主義陣營中最先向蘇聯叫板的南斯拉夫，在1999年科索沃戰爭中也曾大聲向俄羅斯求救，可以肯定，即使將來東歐國家全部換上了西式的民主“馬甲”，如果自己沒有戰略意識，結果還是要被出賣的；可以肯定，在不遠的將來，俄國將與東歐形成新的關係，是聯盟關係還是什麼形式，具體不好說，但它一定是更加緊密的合作關係。
歷史是螺旋式上升的。今天的俄國已認識了美國，明天的美國將會重新認識歐洲。歐洲與美國是有深刻矛盾的，因爲是美國替代了歐洲的霸權地位。歐美本是同林鳥，大難來時各自飛。美歐之間，意識形態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戰略利益。蘇聯解體後，美國幫着歐洲東擴，拿下了東歐和巴爾幹，可現在美國大難臨頭，歐洲先當“範跑跑”：面對美國的次貸危機，歐洲各掃門前雪。這不能不讓美國傷感。美國遲早會認識到打破歐俄戰略平衡將給美國帶來的致命危險。目前西方各國經濟紛紛國有化，這並不表明它們要搞“社會主義”，與1929年世界大危機中的凱恩斯主義一樣，這隻表明西方民族主義再次興起。當前世界性的金融危機對以新自由主義爲理論基礎的全球化無疑是致命的一擊，對新自由主義的大本營美國，更不是一個好兆頭。新自由主義曾爲美國立下過汗馬功勞，它曾爲美國忽悠倒了蘇聯，現在又反彈回去擊倒了美國。
我們眼前的歷史充滿巨大的變數。挑戰前所未有，機遇也前所未有。這些發生在眼前的事實告訴我們中國，中國要發展，就千萬不能重複戈爾巴喬夫道路，其中最重要的是不要放棄馬克思列寧主義。在馬克思主義中，對中國最具命運攸關意義的是列寧主義。20世紀的中國走十月革命的道路，這不僅僅是中國共產黨的選擇，它也是中華民族在其他政治試驗失敗後所做的鄭重抉擇。我相信，即使我們今天重新開始我們中國的歷史進程，中國人民最終還會選擇列寧主義，選擇毛澤東思想。戈爾巴喬夫在與西方交手時，戰事未起就先自掘祖墳，挖掉了列寧和斯大林，結果給俄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災難。毛主席說“人世難逢開口笑，上疆場彼此彎弓月”，與西方打交道，笑歸笑，但要有隨時“上疆場彼此彎弓月”的準備。
金燦榮：中國面臨的安全挑戰多層次化
【編者按】2016年10月28日《國際先驅導報》刊登了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金燦榮撰寫的《中國面臨的安全挑戰多層次化》一文。文章指出，安全是以發展爲基礎的。近年來，在中國周邊，日本因素已經蘊含了明顯的安全風險；海外利益保護也是中國需要面對的挑戰之一；中美關係仍然是中國對外關係中的核心問題。
如何看中國面臨的安全挑戰
安全是以發展爲基礎的。由於近年來中國的快速發展，使中國的安全可能獲得基本保障，這是近代以來從未有過的。從基本要素看，中國是一個超大規模的國家，具有強大的工業能力，因此使得中國在無政府體系下的國際社會中非常安全。可以說，只要我們自己的發展不出現問題，沒有別的國家能夠擊敗中國。
因此，對於中國來說，在安全挑戰的排位中，國內的安全問題必然是排在第一位。接下來的問題應屬臺灣問題——臺灣問題性質特殊，牽扯到核心利益，牽扯到民族感情，處理不好就會出事，這是非常特殊的問題。在安全挑戰排序中，除去上述兩個問題之後，纔是純粹的外交問題，這是看待中國外交挑戰的方法論，也是中國特有的方法論。其他國家並不存在這個問題。對於大國而言，通常都已經解決了國家統一問題；對於小國而言，必須國際、國內平衡，所以外交非常重要，通常要外部安全和內部安全並重。
而在第三層次，也就是“純粹外交”的挑戰中，主要涉及以下因素，一方面是類似於日本這樣的、傳統的國家型挑戰，一方面是非傳統挑戰。
近年來，在中國周邊，日本因素已經蘊含了明顯的安全風險。在日本問題上，除去安全等具體議題之外，要提到日本的兩個心理因素。這是別的國家沒有的，日本自己克服起來也很困難。第一個心理是對中國的優越感。過去100多年，日本率先實現了現代化，成爲現代發達國家，因此形成了一種優勢。日本的現代化確實搞得好，這一點必須承認，但問題出在下一個環節：日本的精英層錯誤地將他們在“一段時間的優勢”、“一段時間現代化搞得更好”更換了概念，將其解釋成日本文化或文明比中國文明好，進而產生了一種人的“優越感”。但是現在，中國的發展讓日本人感到相當困惑。因爲按照他們一些人此前的“文化”解釋，中國不應該發展得如此之快。這讓他們難以接受。
第二種心理是擔心清算的“犯罪者心理”。日本歷史上兩次打斷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日本的精英層對此心知肚明，因此極爲擔心遭到中國的清算。正因爲如此，與一般的國家相比，日本一些經營層存在對中國崛起和發展的牴觸心理，對抗中國崛起的決心也更大一些。
在這兩種心理的作用下，結合日本的國家實力，再結合一些具體的安全議題，確實使日本可能成爲中國周邊的重要安全風險。
在傳統的國家型挑戰之外，隨着時代的發展，中國還必須面對很多其他類型的挑戰，特別是非傳統安全的挑戰。例如跨境的傳染病傳播，最近的寨卡病毒，之前的埃博拉病毒，以及過去的“非典”，都屬於此類問題。再如跨境的金融犯罪和詐騙，例如近期高發的電信詐騙，案犯身處境外的多個國家，通過現代通訊工具和銀行系統跨境犯罪，造成了衆多中國民衆的財產損失。又如恐怖主義威脅，也存在擴散、外溢的風險，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大國地位亦須相應付出
值得一提是，海外利益保護也是中國需要面對的挑戰之一。中國海外利益擴張非常快，但是保障力量還跟不上。我們的資本快速往外走，可是它是單兵突進，結構上很脆弱。在這方面，我們需要做很多配套的工作，還要在很多領域實現走出去。與此相應，我們也要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但承擔國際責任就要付出相應代價，包括人、財、物。中國人還需要做好更多的心理準備。在這一方面，坦率而言，我們需要避免兩種心理，一種是受害者心理，不能總認爲別人欺負自己。我們是一個大國，應當更加積極主動，有了問題更敢於承擔；第二是陰謀論心理，不能把所有的事情都說成是陰謀論，特別是指向特定大國的陰謀論。大國的國民應當有與之相應的心理準備。大國地位一方面意味着收益，一方面也意味着付出。
我個人有一個細節指標，可以用於衡量中國大國地位的影響力：第一，中國公民的護照在全世界大範圍免籤，這是硬指標，拿個中國護照“想走就走”。在此方面，這幾年我們的進步很大。一方面越來越多的國家對我們免籤，另一方面很多發達國家對中國公民簽證的要求也已經十分寬鬆；第二，人民幣的國際化，即人民幣在國際社會的接受程度逐漸接近美元。在此方面，人民幣近年來的進步也是有目共睹的；第三，漢語的國際化，這一點其實最爲困難。漢語學習起來並不容易，除非是對方確實有需求，否則沒有必要費時費力去學。如果要實現這一點，中國就要有世界上最好的技術，最好的產業，很高的國際地位，因此，這一指標可以算作一個硬指標。在這一方面，儘管難度很大，但這些年來漢語的推廣確實也在紮實前行。從這一點看，中國的進步是實實在在的。
中美關係仍是核心問題
當前，中美關係仍然是中國對外關係中的核心問題。中美關係的狀態是既競爭又合作，既重要又複雜。冷戰時候美蘇關係是競爭爲主，合作很小；現在的日美關係也有一點矛盾，但是絕對是合作爲主；中美關係介於兩者之間，即競爭又合作。只不過最近競爭上升了，以前我們經常說中美關係好不到哪裡去，也壞不到哪裡去，現在是中美關係好不到哪裡去是一定的，是必然的，“壞不到哪裡去”卻是未見得的。中美關係既重要又複雜，重要性自不必說，其複雜性在於：一方面中美之間貿易關係密切，中美實際上是對方的第一大貿易伙伴。但另一方面，雙方都有人將對方視爲頭號對手，在人類近代史上很少有這麼複雜的關係。
當前中美面臨一些問題，具體可以說是三個老問題，八個新問題。三個老問題分別是臺灣問題、西藏問題和貿易問題。近期出現了一系列新問題也是值得注意的，具體如下：
第一，地區領導權競爭。當前，中國在亞太地區影響力擴大，一些國家在經濟上依賴於中國，在安全上依賴於美國。美方認爲自己的話語權下降，認爲存在地區領導權的競爭。
第二，軍事現代化。隨着中國軍事現代化的發展，美方更爲在意中國的軍事存在，認爲這有可能挑戰其既有霸權。
第三，競爭領域的擴大。在美方看來，中美之間的競爭領域在增加，從有限空間進入無限空間——以前的競爭侷限於海陸空的傳統領域競爭，而今天拓展至天電網競爭，亦即太空、電子空間和網絡空間競爭。
第四，中國的產業升級和人民幣國際化。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推進，使得部分美國人感到美元的空間受到了擠佔。而中國產業的升級，也會改變中美貿易關係的性質，從過去的互補性貿易關係，變爲可能的競爭性貿易關係，這就有可能產生更多的摩擦。
第五，海洋問題。中國在地理上是海陸複合型國家，有2.2萬公里的陸上邊境線和1.8萬公里的海岸線。中國的工業化走到這個階段，已經可以保障中國走向海洋；而中國的經濟發展到這個階段，也要求更多的開發海洋資源，並通過海洋交換資源，這是自然的。但是，在一些美國人看來，美國是海洋的霸主，中國的海洋活動觸及了美國的“蛋糕”。
第六，中國社會的變化，或者說多元化。中國的政策討論更趨豐富，社會存在各種觀點，因此政策也會有多樣性。美方對此尚未適應。第七，中國模式的發展，使美國人擔心美國模式受到挑戰，這是一種理論和道路的挑戰。最後一點，美國出現了不安全感，自信心下降。這會使得美國更加敏感，更難於打交道，這也會形成對中美關係的挑戰，加劇雙方的互疑。
以上情況都會使中美關係面臨各種困難。但是總體而言，中美關係仍在發展，這種發展既可能帶來新問題，也可能解決舊問題。這將是中美關係的常態。我們還是有信心，矛盾應該還是可控的。從正面來看，中美都是文明型國家，而且文化有共性，也都非常重視軟力量。同時，聯合國和國際法已經剛性化，過去四十幾年中美關係也留下很多可以利用的資產：中國和美國人際關係很密切，中美共同應對了很多國際問題，比如反恐、伊朗核問題等。這些資產都會從正面保障中美關係的正常發展。
從長期而言，中國應保持穩定的總體戰略，首先是要發展自己，把自己的事情做好，這是壓倒一切的基本前提；其次是要擴大合作面，用增量淡化存量；再次是要積極承擔國際責任。總體來說，隨着中國國力的不斷增強，中國能夠應對當前的各類安全挑戰，中美也應當能夠避免直接衝突，對於這一點，應當有信心。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