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鳴：實現經濟由大變強關鍵是轉方式
【編者按】2015年11月9日《人民日報》刊登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鳴撰寫的《實現經濟由大變強關鍵是轉方式》一文。文章認爲，我國與世界經濟強國的差距雖然表現在人均國民收入、科技創新能力、產業結構、城鎮化水平等方面，但從根本上說是經濟發展方式的差距。從經濟大國向經濟強國邁進，關鍵是要實現經濟發展方式從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向質量效率型集約增長轉變。
我國與世界經濟強國的差距雖然表現在人均國民收入、科技創新能力、產業結構、城鎮化水平等方面，但從根本上說是經濟發展方式的差距。從經濟大國向經濟強國邁進，關鍵是要實現經濟發展方式從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向質量效率型集約增長轉變。
處理好增長速度和質量效益的關係。保持經濟持續穩定增長，是從經濟大國向經濟強國邁進的前提。沒有合理的增長速度，擴大經濟總量、提高人均收入就無從談起，黨的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標就難以實現。但我們要的是沒有水分的速度，是有質量有效益可持續的速度，必須處理好增長速度和質量效益的關係，在提高質量效益基礎上實現中高速增長，不斷增強綜合經濟實力。
增強創新驅動發展新動力。世界經濟強國無一不是創新大國，向經濟強國邁進必須提高科技創新能力。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與我國建設創新型國家形成歷史**匯，提供了難得的時間窗口。應把科技創新放在經濟強國建設的核心位置，推動經濟增長從主要依靠要素驅動轉向主要依靠效率驅動和創新驅動。深化科技體制改革，進一步突出企業的技術創新主體地位，促進創新鏈、產業鏈、市場鏈有機銜接。改革政府科技投入方式，變以往的選擇型、分配式爲普惠型、引領式，設立創新投資引導基金，用好私募、股權衆籌等融資工具，支持風險投資、創業投資、天使投資等的發展，調動全社會增加創新投入的積極性。深化科技成果產權制度改革，健全科技成果轉化機制，提高科研人員收益。發展衆創空間、創新工場等新型孵化平臺，培育有利於創新的文化生態。
加快形成人力資本新優勢。提高人力資本積累水平是建設經濟強國的基礎。今後一個時期，我國每年大學畢業生有700多萬，受過中等職業教育和技能培訓的畢業生有600多萬，海外歸國留學人員有30多萬。這是將人口數量紅利轉化爲人才質量紅利、由經濟大國向經濟強國邁進的強大人力資本條件。應加快教育改革，建立健全現代教育體系，將科學精神、創新思維、創造能力貫穿於教育全過程，大力培養創新型人才。建立技術移民機制，大力吸引國際人才。
推動產業邁向中高端新水平。擁有強大的產業基礎並不斷提升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是建設經濟強國的根基。目前，我國200多種工業品產量穩居世界第一位，但多數產品附加值不高，知名國際品牌不多。推動產業邁向中高端水平，必須提升產業價值鏈和產品附加值。培育工業機器人、信息網絡、集成電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醫藥等新興產業，推動智能製造、分佈式能源、網購、互聯網金融等新型製造和服務業態發展，促使企業向研發、設計、標準、品牌和供應鏈管理等環節提升。積極實施“中國製造2025”，鼓勵具備條件的企業向“工業4.0”升級。實施“互聯網+”行動計劃，充分利用信息技術革命的最新成果和先進智能製造技術，推動製造業提質增效升級，努力建設全球領先的技術體系和產業體系。
提升城市羣發展新能級。城市羣是先進生產力的載體，建設經濟強國必須培育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城市羣。堅持以城市羣爲主體形態推進城鎮化，進一步將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打造成爲世界級城市羣，發展先進製造和高端服務體系，增強對國際優質生產要素的集聚能力，提升規模能級和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力。加快遼東半島、山東半島和海峽西岸城市羣發展，積極培育北部灣、長江中游、成渝地區、中原地區和關中地區等一批基礎條件較好、發展潛力較大的新興城市羣。培育發展北京、上海、廣州等若干國際化大都市和世界城市，促使其成爲世界城市網絡體系的重要節點。
激發體制機制新活力。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創新，是建設經濟強國的根本途徑。應以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爲突破口，繼續推進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逐步形成權力清單、責任清單和負面清單新模式，加快轉變政府職能。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提高國有企業核心競爭力和國有資本運營效率。深化財稅體制改革，實行全面規範、公開透明的預算管理制度，完善稅收制度，改革轉移支付制度。深化金融體制改革，放寬金融業市場準入，完善利率和匯率市場化形成機制。
培育開放型經濟新優勢。提高開放型經濟發展水平，參與更大範圍更高水平的國際競爭，是建設經濟強國的必由之路。應加快推進“一帶一路”建設，開展國際產能和裝備製造合作，促進企業在走出去中提升技術、質量、品牌和服務水平。推進上海等自貿區建設，及時向全國推廣成功經驗和做法。完善外商投資市場準入制度，探索對外商投資實行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的管理模式。推進金融、教育、文化、醫療等服務業領域有序開放，推動其與製造業在開放中融合發展。按照國際化、法治化的要求，建立與國際高標準投資和貿易規則相適應的對外經濟體制，建設立足周邊、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絡，以對外開放的主動贏得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的主動。
李拓：全方位審視中國經濟新動力源
【編者按】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李拓在《人民論壇》2015年第27期發表了《全方位審視中國經濟新動力源》一文。文章認爲，新的發展動力正在不斷聚集，上揚的勢能正在聚集和形成。習近平率領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提出的戰略構想正在形成新的發展戰略制高點和戰略驅動力；經濟結構的調整將產生新的功能，將會給經濟增長帶來結構性動力。文章共分九部分，本書收錄時節選了第一、三、五、六部分。
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的戰略構想正在形成新的戰略驅動力
習近平總書記率領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提出的戰略構想和戰略上的謀篇佈局正在形成新的發展戰略制高點和戰略驅動力。“四個全面”戰略佈局，將在改革、發展、穩定的關係上謀劃新格局，在經濟、政治、法治等領域開闢新境界。經濟自身有其獨特的規律，當發展到了一定的階段，與之相適應的各種要素也聚集到了一定邊際和臨界點，再聚集就可能出現亂象，這時候就必須在戰略上做出調整，尤其當經濟社會發展到了一個新的平臺期。
改革開放30多年中國經濟出現飛躍。而這一輪經濟發展的戰略動力恰恰來自於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戰略調整。正是在這次會議上，提出停止使用“階級鬥爭爲綱”的口號，把全黨全國工作的重點放在經濟建設上來，在戰略上爲新的發展要素開闢了空間，創造了條件，產生了強大的戰略驅動力。
今天在新常態下的戰略調整非常像改革開放前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戰略調整。這種戰略調整在一段時間進行消化後，將形成激活新的發展要素的綜合推動力。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十八屆三中全會爲改革描繪了藍圖，十八屆四中全會爲發展制定了法治框架，加上全面從嚴治黨，這四個方面構成在原來基礎上的新的戰略調整和謀劃。它的政策聚合效應和功能將逐步顯現。隨着改革向深度推進，可以預計將產生新的發展動力，就像十一屆三中全會對改革開放產生的政策效應一樣，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將釋放出巨大的活力，爲經濟社會發展注入新的戰略動力。
結構調整給經濟增長帶來結構性動力
經濟結構調整就是淘汰落後產能，以新的低能耗、低污染、高科技含量、高勞動者素質的新型企業來取代落後的企業。這在發展戰略上是沒有錯的。但是，結構調整也確實是一個痛苦的過程，甚至還有相當長的陣痛期。
從勞動者角度看，勞動者必須適應新的產能對知識、技術和能力等方面的需求。如果不抓緊提升自身的能力和從事更高級勞動的技巧，他們就會被淘汰。要想適應新的勞動狀態就必須學習、培訓和提高，而這又需要一個過程，需要一定的時間。
從企業來說，落後的產能被淘汰了，新的設備和生產線引進了，一系列新的生產知識、規章制度都需要熟悉或逐步建立，這也需要時間進行消化和更新。從一般意義上說，所有的新生產線都需要知識結構和規章制度的更新，而更特殊的產業和行業，更需要包括轉變思想在內的全方位的變革。
這一切都會給結構調整帶來時間成本，舊的落後產能所留下的增長空間由於新產能一時還沒有馬上補上，所以就會出現結構調整的陣痛期。隨着調整陣痛期的逐步結束，企業轉型和勞動者自身轉型成功，新的靠勞動者素質和科技、金融等方面驅動的創新以及相關調控措施的出臺，新的發展要素正在不斷聚集和形成。新的結構將產生新的功能，因此結構調整將會給經濟增長帶來結構性動力。
綜合配套改革措施提供了經濟發展的金融支持和內涵增長的動力
在金融政策上，完善金融宏觀調控，加大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力度，深化金融改革，防範化解金融風險，擴大金融對外開放。更好地發揮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的作用，更好地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引導優化信貸結構，通過正向激勵措施，促進金融機構將信貸資源更多投向“三農”、小微企業等薄弱環節，爲穩定經濟增長、激發經濟活力、促進就業創造良好金融環境。發揮金融、財政和產業政策的協同作用，優化社會融資結構，持續加強對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的金融支持，有力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切實防範化解金融風險。
在科技政策上，《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加強技術創新發展高科技實現產業化的決定》，推動大多數科技力量進入市場創新創業，深化經濟體制、科技體制和教育體制的改革，完善科技立法，推進國家創新體系建設。
金融和科技是經濟增長的兩個輪子，有了金融政策和科技政策的改革，隨着這些綜合配套改革措施的到位和落地，中國經濟發展就有了金融支持和內涵增長的動力。
外交政策的新舉措爲發展進一步拓展了國際空間
世界的發展需要中國，中國的發展也離不開世界。建立在“親、誠、惠、容”新政策措施基礎上的周邊外交關係，爲中國的發展進一步拓展了空間，如“一帶一路”，“互連互通”，惠及周邊，又啓動了新的發展要素。尤其是“一帶一路”這一跨越時空的宏偉構想，承載着絲綢之路沿線各國發展繁榮的夢想，賦予古老絲綢之路以嶄新的時代內涵。建設“一帶一路”，是以習近平同志爲總書記的黨中央主動應對全球形勢深刻變化、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它對推進我國新一輪對外開放和沿線國家共同發展意義重大。“一帶一路”戰略構想的提出，契合沿線國家的共同需求，爲沿線國家優勢互補、開放發展開啓了新的機遇之窗。
“一帶一路”沿線大多是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總人口約44億，經濟總量約21萬億美元，分別約佔全球的63%和29%。這些國家普遍處於經濟發展的上升期，開展互利合作的前景廣闊。深挖我國與沿線國家的合作潛力，必將提升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在我國對外開放格局中的地位，促進我國中西部地區和沿邊地區對外開放，推動東部沿海地區開放型經濟率先轉型升級，進而形成海陸統籌、東西互濟、面向全球的開放新格局。
蔡昉：全要素生產率是新常態經濟增長動力
【編者按】2015年11月23日《北京日報》刊登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撰寫的《全要素生產率是新常態經濟增長動力》一文。文章認爲，越是在更高的經濟發展階段上，越是要靠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實現經濟增長。在我國當前所處的發展時期，準確認識、把握、適應和引領新常態，重中之重是尋求經濟增長新動力，實現創新發展，而這個增長新動力則主要來自於全要素生產率。文章共分五部分，本書收錄時節選了第三、五部分。
越是在更高的經濟發展階段上，越是要靠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實現經濟增長
作爲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一個重要表現——增長速度換擋，是經濟發展和人口轉變階段變化的結果。2010年，按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總量衡量，我國成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根據世界銀行分類
和按人均GDP衡量，我國進入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的行列。同年，我國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總量達到峰值，隨後開始減少，人口撫養比相應上升。這種階段性變化意味着，長期支撐我國高速經濟增長的傳統動力逐漸式微，必然導致潛在增長率的下降，實際經濟增長減速。
經濟增長減速並不必然是壞事。從世界經濟史來看，高速經濟增長是特定發展階段上的一種趕超現象。例如，2014年在世界經濟平均2.5%的增長率下，低收入國家達到6.3%，中等偏下收入國家5.8%，中等偏上收入國家4.5%，而高收入國家只有1.7%。這是因爲，處在較低發展階段的國家，由於存在技術和生產率的差距，經濟增長具有後發優勢，可以主要依靠資本、土地和勞動力的投入實現；而對處在更高經濟發展階段上的國家來說，經濟增長則必須靠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認識我國經濟發展的新常態，就是要認識到依靠傳統增長動力，必然要面臨減速的挑戰，適應和引領新常態則是要探尋新的增長動力，核心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及其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份額。
全要素生產率，是指在各種生產要素的投入水平既定的條件下，所達到的額外生產效率。比如，一個企業也好，一個國家也好，如果資本、勞動力和其他生產要素投入的增長率分別都是5%，如果沒有生產率的進步，正常情況下產出或GDP增長也應該是5%。如果顯示出的產出或GDP增長大於5%，譬如說是8%，這多出來的3個百分點，在統計學意義上表現爲一個“殘差”，在經濟學意義上就是全要素生產率對產出或經濟增長的貢獻。
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通常有兩種途徑，一是通過技術進步實現生產效率的提高，一是通過生產要素的重新組合實現配置效率的提高，主要表現爲在生產要素投入之外，通過技術進步、體制優化、組織管理改善等無形要素推動經濟增長的作用。從微觀層面上講，企業採用了新技術、新工藝，開拓了新市場，開發了新產品，改善了管理，體制改革激發了人的積極性，都可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從宏觀層面上講，通過資源重新配置，比如勞動力從生產率較低的農業部門轉向生產率較高的非農部門，就可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可以說，越是在更高的經濟發展階段上，越是要靠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實現經濟增長。大量經濟學文獻顯示，全要素生產率表現如何，既可以解釋可持續經濟增長與經濟停滯的反差，也被證明是許多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在我國當前所處的發展時期，準確認識、把握、適應和引領新常態，重中之重是尋求經濟增長新動力，實現創新發展。一方面，這個增長新動力主要來自於全要素生產率，另一方面，全要素生產率是一個衡量創新績效的重要指標。
轉方式和調結構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必由之路
經濟發展新常態下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不可能在和風細雨中實現，而需要經歷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產業結構調整的陣痛。在存在大量農業剩餘勞動力的情況下，勞動力向生產率更高的非農產業轉移，可以像摘取低垂的果子一樣，立竿見影地獲得資源重新配置效率。但是，隨着農村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和勞動力大規模轉移出來，勞動力轉移速度將明顯放慢。
從人口數據看，無論按照常住人口的口徑還是按照戶籍人口的口徑，作爲外出打工主體的農村16-19歲的青年人口，都已經於2014年達到峰值，今後總量將絕對減少。與此同時，年齡在40-45歲的農民工數量也開始減少，這是因爲他們沒有在城市的長期預期，在這個年齡階段就開始退出城市勞動力市場。相應地，在政策環境不變的情況下，農民工外出的淨增長速度也必然減慢。實際上，這個趨勢已經顯現。例如，在2005-2010年期間，外出農民工年平均增長率爲4%，2014年下降到1.3%，而2015年上半年僅爲0.1%。
因此，未來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主要將來自改革紅利，而改革紅利則直接體現在發展方式轉變和結構調整的效果上。具體來說，旨在保持可持續中高速增長的經濟體制改革，歸根結底要通過延長人口紅利以及尋找新的增長動力，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市場和政府在其中都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首先，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建議》明確要求“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加快提高”，爲戶籍制度改革以倒排的方式設定了時間表，用有針對性的指標規定了路線圖，必將產生明顯的改革推進效果，創造有利於潛在增長率提高的改革紅利。通過清除一系列與戶籍制度相關的體制障礙，可以進一步疏通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轉移，穩定城鎮化速度，獲取資源重新配置效率，提高潛在增長率。由於戶籍制度的存在和基本公共服務的不均等，農民工就業是不穩定的。當人口結構變化到這樣的階段，潛在的外出農村人口不足以補償回流的農民工時，勞動力短缺現象將進一步加重，還會造成生產要素的逆向配置，進一步降低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速度，形成所謂逆庫茲涅茨現象。只有戶籍制度改革的實質性推進，才能阻止農民工的倒流，避免出現逆庫茲涅茨現象。
其次，在推動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過程中，企業的微觀經濟活動是創新的中心，政府的作用是在宏觀層面創造良好的激勵機制和政策環境。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建議》正是從這兩個方面，指出了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不容迴避的路徑，即一方面，優化勞動力、資本、土地、技術、管理等要素的配置，激發創新創業活力；另一方面，要做到這一點，必須更加註重運用市場機制和經濟手段化解產能過剩，完善企業退出機制。這就要求創造一個充分競爭的市場環境，形成一個能者進、庸者退、劣者汰的“創造性破壞”機制，實現生產要素向效率更高的產業、行業和企業集中。
最後，全要素生產率應該以適當的形式成爲引導創新發展的指標。新的發展理念要轉化爲相應的發展實踐，應在具體的規劃中形成對應的指標，或許不必直接用於考覈，但作爲一種宏觀激勵信號，有助於引導政府、社會、企業瞭解什麼是全要素生產率，如何才能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各自在其中應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例如，新加坡政府認識到全要素生產率對於經濟增長可持續性的重要性，於20世紀90年代把全要素生產率每年提高2%設定爲國家目標，從此創新能力和競爭力不斷提高。
趙志耘：供給側改革：經濟發展的必然選擇
【編者按】2015年11月18日《大衆日報》刊登了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研究員趙志耘撰寫的《供給側改革：經濟發展的必然選擇》一文。文章認爲，經濟增長的動力既可以從需求端去尋找，也可以從供給端去尋找。由於當前需求刺激的效果越來越弱，而且影響到經濟的平穩運行。在這種情況下，從供給端來尋找中國經濟的增長動力就成爲了必然選擇。文章共分三部分，本書收錄時節選了第二、三部分。
通過減稅、放鬆壟斷、減少管制等，解除“供給約束”
中國經濟在經歷三十餘年的高速增長之後，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戰。總需求調整受到越來越多制約。外需增幅無法回至全球金融危機前；消費需求短期也難以大幅提升；投資需求受資源、環境以及政府債務等因素的約束，刺激空間也明顯縮小。但是，如果跳出凱恩斯主義的需求決定增長的分析框架，從供給方面着手，就能找到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動力。
就全部經濟看，供給是需求的惟一可靠的源泉，沒有供給就沒有需求，沒有出售產品的收入，也就沒有可以用來購買商品的支出。中國經濟增長動力原本不是問題，但回顧近十幾年來我國曆次調控的結果可以發現，總需求調控之手頻繁出擊，事實上並沒有熨平週期，反而從某種程度上放大了經濟的波動，而且使經濟週期越來越短。不僅如此，過往每一輪“強刺激”過後，都難免遺留下大批的過剩產能、銀行不良資產和地方政府債務。更進一步講，當經濟政策的眼光被過多地吸引到總需求和短週期管理方面，就難免造成對供給面和經濟深層次改革措施的忽視。
短期來看，有效需求決定了經濟增長，而從中長期來說，經濟增長決定於勞動力和資本等生產要素的供給和有效利用。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個人和企業提供生產要素和從事經營活動都是爲了謀取報酬或利潤，因此對報酬和利潤的刺激會影響經濟主體的行爲。消除不利於生產要素供給和利用的因素，使生產要素供需達到均衡和有效利用，就能使經濟持續增長。
中國經濟受到高稅收、高壟斷、高管制等“供給約束”，一些強勢機構通過人爲製造“供給短缺”，從中獲取超出正常水平的稀缺性溢價的現象仍普遍存在於經濟中的很多領域，這直接侵害了作爲需求方的廣大民衆的利益，也不利於需求的釋放和經濟的增長。只要通過減稅、放鬆壟斷、減少管制等措施，放鬆“供給約束”，就可以提高中國經濟的短期增長率。
中國過去30多年的經濟快速增長，主要的推動力量有三個。一是勞動力供應的擴張，特別是勞動力從農業向工業、服務業的大規模轉移（人口紅利和城市化）；二是不斷的資本積累（高儲蓄）；三是全要素生產率不斷提高（技術進步和制度創新）。當前，這些推動我國過去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要麼逐漸衰退，要麼遇到了新的瓶頸。長期的計劃生育政策和生育觀念的變化使得我國人口紅利即將消失；利率管制、分業監管等金融規制使得儲蓄轉化爲有效投資的渠道不暢；研發投入不足、研發效率不高制約了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目前我國科技進步貢獻率只有50%多一點，而發達國家在70%以上）。這些因素都會造成“供給抑制”，影響經濟增長的潛力。通過放鬆人口生育控制、減少資本與金融管制，可以提高勞動力的供給量，增加資本積累，逐步解除“供給抑制”，從而提高經濟的長期潛在增長率。此外，更爲關鍵的是要提高生產率，使得經濟增長更多的依靠科技創新。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曾說過：“生產率不是萬能的，但從長遠來看它幾乎是故事的全部。”從1978年到2014年，中國人均GDP可比價增長了17倍，同期GDP可比價增長了25倍，可見，中國人均勞動生產率不是相對上升，而是相對下降了。這說明，我國過去三十餘年的經濟增長更多的是依靠要素投入的增加而不是生產率的提高。另一方面也說明我國的生產率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這就爲長期經濟增長注入了動力。生產要素效率的提高，主要表現爲勞動者素質和技術水平的提高，以及勞動和資本兩種要素結合方式的改進，而這三方面都要依靠創新才能實現。創新驅動不僅有助於在要素驅動的後期阻止要素邊際報酬遞減的趨勢，而且還能爲經濟增長集聚效能較高的投入要素，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與需求政策相比，供給政策更符合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的要求
創新是供給側改革的關鍵，人力資本的提高、企業創新活力的增強和制度創新則是創新驅動發展的關鍵。
199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盧卡斯曾指出：“人力資本是經濟增長的發動機。”人力資本是以先天的勞動力爲基礎，通過後天多種途徑投資而形成的。它是相對於物質資本而言，體現在人身上的，可以用來提供未來收益的一種資本。人力資本不但具有一般生產要素的作用，而且也具有促使其他生產要素提高效率的功能，因此人力資本投資和人力資本積累是經濟保持持續增長的重要基礎。我國現有的教育模式仍然以獲取知識爲中心，強調創新思維和實際動手能力的素質教育模式還沒有從根本上建立起來，導致人才的創新能力不強、創業意識與能力不足。此外，我國人才在體制內和體制外存在收入、福利、激勵手段等方面的巨大差別，體制內的人才缺乏創新激勵機制導致創新動力不足，體制外的人才缺乏創新資源而導致創新能力發揮不暢，體制內、外的人才雙向流動存在醫療、社保、養老等方面的制度障礙。因此，我國進一步消除人才流動的體制性障礙，打破人才身份、所有制等限制，改革人才投資政策、教育制度、培訓制度、戶籍管理制度及社會保障制度等，探索多種人才流動形式，給人力資本積累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形成一支規模宏大、素質優良、結構合理的人才隊伍。
企業充滿活力，市場充滿良性競爭，是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最強大動力。當前，企業創新活力不足是我國創新驅動戰略實施的最主要障礙。在現有的創新體系中，企業常常處於被動創新的配角地位，創新的主動性和創新空間受到較大壓制，嚴重影響了創新能力的提升。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提出，“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他認爲，發
展經濟，在對待政府和市場的關係上，最好的方式是順其自然，靠市場發揮作用，最差的情形是政府跟市場爭奪，說明當時人們就看到了政府與市場爭奪資源配置權的問題，並且認識到應該把這種權力交給市場，順其自然。因此，要改變政府對資源和生產的強大控制和影響，加快完善市場體制和機制的改革，進一步放開市場準入，嚴格破產退出制度，理順市場價格體系和定價機制，通過發揮市場競爭優勝劣汰作用，激發企業創新活力。
制度創新是指對現存制度的變革，實質是一個社會以新的更富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取代舊的缺乏效率的制度安排，包括產權制度、競爭制度等正式規則或非正式規則的變革。制度創新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在於設立新的規則，增加產出的積累；通過改變激勵機制，促進經濟增長；通過降低交易費用，提高產出增長率。爲什麼有的國家可以實現持續增長，而另一些國家則陷入貧困的泥潭不能自拔？什麼是決定經濟繁榮或貧困的歷史力量？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經濟學家道格拉斯·諾斯指出，制度變遷決定了人類歷史中的社會演化方式。在經濟發展史上，制度變遷的核心是市場機制與政府幹預之爭。政府幹預的最終效果取決於經濟的供給能力，這是因爲雖然需求對供給有重大影響，但個人、企業和政府的各種有效需求都取決於其支付能力或購買能力，而支付能力或購買能力取決於其收入水平，而收入水平又取決於其生產率，而生產率又取決於其供給能力。因此，與強調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需求政策相比，強調充分發揮企業和個人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強調保護企業和個人的權益（包括產權、自由選擇權和平等交易權等）的供給政策更符合經濟發展的要求，這樣的制度創新更有利於經濟的長期可持續發展。
鄭新立：加快形成以創新爲主要引領和支撐的經濟體系和發展模式
【編者按】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鄭新立在《求是》2015年第21期發表了《加快形成以創新爲主要引領和支撐的經濟體系和發展模式》一文。文章認爲，我國已進入只有靠創新才能維持發展的新階段。以創新爲主要引領和支撐的經濟體系，與以傳統技術爲基礎的經濟體系是截然不同的。它要求高新技術產業成爲國民經濟的主導產業，新技術、新產品在每年經濟增量中必須佔有一定的比重，實現內涵式的擴大再生產。文章共分三部分，本書收錄時節選了第二、三部分。
如何打造以創新爲主要引領和支撐的經濟體系
以創新爲主要引領和支撐的經濟體系，與以傳統技術爲基礎的經濟體系是截然不同的。它要求高新技術產業成爲國民經濟的主導產業，新技術、新產品在每年經濟增量中必須佔有一定的比重，實現內涵式的擴大再生產。即使對傳統產業，也要用當代最新技術加以改造，包括實現工業化與信息化的融合，在農業中廣泛採用生物工程技術，在第三產業中廣泛採用信息技術和當代最先進物流運輸方式，在能源產業中不斷提高清潔可再生能源的比重等。與傳統經濟體系相比，這種新的經濟體系將大大提升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建立以創新爲主要引領和支撐的經濟體系，必須全面推進科技、產業、企業、市場、產品、業態、管理等各個領域的創新。
科技創新是各個領域創新的先導。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它物化在技術裝備、生產工藝、操作技術等生產的各個方面和全過程。科技進步是經濟發展的推動力量。科技創新包括基礎科學、應用科學和專業技術的創新，必須合理佈局這三個領域的人力、物力、財力，使之相互協調、相互推動。當前，我們在基礎科學研究領域的投入相對薄弱，應適當加強，要以基礎研究的突破帶動應用技術和專業技術的進步。
產業創新是技術進步的立足點。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的成果，只有轉變爲產業技術，才能使科學技術轉化爲現實生產力，才能爲人類帶來實惠。當代技術進步催生了一系列新的產業，如互聯網產業、遙控產業、基因工程產業、新能源產業、激光產業、石墨烯產業、太赫茲產業、3D打印產業等。在這些領域，我們同世界先進水平還有較大差距，必須加大投入，迎頭趕上。在傳統產業技術的更新改造方面，我們同發達國家相比也有很大差距。比如，我們每年進口原油和精細化工產品分別達到2000多億美元，充分說明在石油化工這個傳統產業的技術上，我們仍然遠遠落後於發達國家。利用我國豐富的煤炭資源和國內已經取得突破的煤化工技術發展煤化工產業，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替代石油和化工產品的大量進口。又如我國每年進口各種芯片2000多億美元，如果能有效組織芯片產業技術的協同攻關，就有可能實現芯片的國產化。
企業創新是推動技術創新的主體。目前，我國企業的研發投入、研發力量、研發成果均已佔全社會的70%以上，趕上了發達國家的水平，這是一個巨大的進步。但是，也應看到，企業對技術研發的重視程度和投入還很不足。在大中型企業中，有研發和試驗活動的企業所佔比重不到50%，大部分企業仍沒有自己的技術專利。一般來說，在傳統行業，研發經費佔銷售收入的比重應達到3%以上；在高新技術行業，研發經費佔銷售收入的比重應達到10%以上。我國大多數企業尚未達到這一要求。落實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加快形成以創新爲主要引領和支撐的經濟體系和發展模式的要求，一定要從企業做起，努力使更多的企業成爲創新型企業。
市場創新是企業產品價值實現的前提。在產能過剩、需求約束日趨強化的條件下，企業要想不斷髮展，必須建立用戶第一的理念，千方百計滿足市場需求，不斷開拓新的市場。要善於發掘潛在的市場需求。例如，隨着環境污染的加劇，環保產業將成爲新的增長點；隨着老齡化社會的到來，養老健身產業將成爲一個新興的產業；隨着越來越多的企業“走出去”，爲他們提供海外投資的諮詢、融資、保險等服務，也將派生出新的產業。不僅要研究和開發國內市場，也要研究和開發國際市場。只有通過市場創新，開拓多元化、大規模市場，才能增強經濟拉動力。
產品創新是適應不斷變化的市場需求的必然要求。隨着人們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費需求將不斷升級，而科技進步使企業能夠創造出更多新的產品和服務，以滿足需求結構的變化。企業應把不斷開發新產品作爲生存發展之本，既滿足現有的需求，更要通過開發新產品創造新的需求。產品創新既要注重其功能、外觀，更要注重質量和安全，創造和培育知名品牌。
業態創新是基於新技術或規模化、標準化要求的企業經營模式創新。新業態最先而且大部分出現在商業領域，以連鎖店、超市、倉儲式貨櫃、快遞、快餐爲標誌，其方便快捷和高效率對傳統商業模式構成了強大競爭壓力。隨着互聯網的出現，網店、互聯網金融、移動支付、衆籌、在線教育、無紙化設計製造、3D打印、文化創意、旅遊地產、預約出租、網絡影院等“互聯網+”行動異彩紛呈，深刻改變了人們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幾乎在所有的經濟領域，誰能率先行動，誰就能佔得先機，取得不可估量的成就和效益。
管理創新是各類創新的基礎和動力源泉。管理創新主要是制度、體制和機制的創新。好的制度，可以使大家和諧相處，使老有所養、幼有所教，爲實現共同的理想而奮鬥。好的體制，能夠激發人的創造智慧，把衆人的力量凝聚起來，形成強大合力。好的運行機制，可以使企業、大學、研究機構乃至整個國家最大限度地減少內耗，靈活高效運轉，做到人盡其才、物盡其用、財盡其力。管理和科技被稱爲現代化的兩個車輪，科技創新必須有管理創新予以支持。要吸收當代世界先進的管理經驗，不斷推進管理創新，把每個單位、行業、地區和國家管理好。
如何構建創新驅動的發展模式
建立創新驅動的發展模式，涉及從科技創新到經濟發展的全過程，必須對各個環節進行改革和制度重構。
激發創新主體的活力和動力。企業、大學、研究機構是科技創新的三支隊伍。目前，民營企業已成爲技術創新的主力軍，每年申請的技術專利佔全國申請總量的2/3左右。國有企業尚有巨大的創新潛力，通過落實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實現以管企業爲主向以管資本爲主的轉變，發展混合所有制，建立員工持股制，強化市場競爭，將能把國有企業潛藏的創新能力激發出來。在發達國家，大學是科技創新的基地，重大創新往往出自大學。據統計，近代約70%的科技創新是大學貢獻出來的。我們應向發達國家學習，把創辦高水平、創新型大學，作爲教育體制、科技體制改革的重點，通過引進高水平師資等措施，推動國內重點大學的主要學科達到世界前沿水平，創造更多的科技成果。要改革科研院所管理體制，充分發揮科學院和各類專業研究設計機構在科技創新中的作用。科學院側重基礎研究。原各部門所屬的研究設計院所改制之後，在對行業重大技術難題的研究上有所削弱，應通過行業協會或政府組織產業聯盟，實施協同創新，儘快攻克阻礙行業發展的技術難題。
建立科技成果向生產轉化的有效手段。長期以來，科技成果工程化、產業化始終是我國科技體制一個突出的薄弱環節，以致大批辛辛苦苦研究出來的成果被束之高閣，浪費巨大。發達國家科技成果轉化率一般在60%左右，而我國還不到20%。成果轉化率低，除了研究成果質量上的原因外，主要在於用戶、技術持有者和政府之間缺乏一個緊密的連接轉換機制。企業擔心新技術不成熟，對技術的工程化和中間試驗投入缺乏積極性，不願承擔“首臺套”風險。技術持有者缺乏工程化和中間試驗的資金，特別是由財政資金資助的科研成果，其推廣應用後取得的收益分配與研發者脫節，成果評審報獎後就算完事，對成果的深化研究和推廣應用不夠。針對這些問題，在深化科技體制改革中，政府有關部門應把加強成果轉化環節作爲重點。應由政府出資，建立成果工程化和中試專項基金，對該環節進行補助。對財政資助和職務發明的技術成果，應將其轉讓或應用後所獲收益的大部分留給持有成果的單位和發明人。
完善支持創新創業的風險投資體系。科技創新離不開金融的支持。只有建立完善的風險投資體系，包括種子基金、創業投資基金（VC）、私募股權投資基金（PE）、創業板市場等，才能發揮金融對科技創新以及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重要支撐作用。種子基金是專門投資於創業企業研究與發展階段的風險投資基金，創業投資基金是專門投資於具有發展潛力和快速成長公司的風險投資基金，兩者投資的對象一般都處在創業階段，屬於高新技術行業的小企業。私募股權投資是專門投資於非上市企業的權益性投資，投資對象一般都具有一定的資金流。前者屬於早期投資，後者屬於後期投資。要完善創業板市場，使風險投資能有退出機制。美國的高新技術企業，主要是靠風險投資支持發展起來的。我國風險投資起步晚，發展不成熟，應借鑑國外經驗，重視培育和發展各類風險投資，通過市場估價、優選、投資機制，扶持具有良好發展前景的高新技術企業。
合理發揮政府在支持創新創業中的作用。創新的活力來自市場，但這並不意味着可以忽視政府的作用。美國之所以能在科技領域長期保持世界領先地位，與合理發揮政府的作用密不可分。美國政府在支持科技創新中的作用，至少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在不同時期提出能帶動科技進步的國家重大工程，動員各種資源予以實施。如歷史上著名的曼哈頓工程帶動了核工業發展；星球大戰計劃帶動了航空航天事業發展；信息高速公路計劃帶動了互聯網的發展；正在實施的新能源計劃和製造業復興計劃，也將對能源產業和製造業產生重要影響。二是允許由財政資金資助研發的軍工技術無償轉移到民用工業，帶動民用技術進步。三是制定保護知識產權、完善競爭環境、扶持小企業發展的法律，政府設立小企業局，財政撥專款，幫助小企業轉化科技成果。四是廣納全球人才。通過提供獎學金和加入美國國籍等制度，吸引各國優秀人才赴美留學和工作。我國正處在科技追趕階段，只有學習借鑑美國等發達國家的管理經驗，並從我國實際出發，制定正確的政策法規和發展戰略，才能儘快趕上。
培養和吸引國內外創新人才。建立以創新爲主要引領和支撐的經濟體系和發展模式，關鍵在於人才。在大力培養國內創新型人才的同時，還應擇天下英才而用之。要深化教育體制改革，從小抓起，培養學生創新能力，培養領軍人才。鼓勵留學人員學成回國。制定吸引全球人才的戰略和政策。鼓勵企業到海外設立研發機構，就地利用國外人才資源。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