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向陽：把脈大時代全球戰略新趨勢
【編者按】中國網2014年7月29日刊登了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世界政治所副所長陳向陽撰寫的《把脈大時代全球戰略新趨勢》一文。文章共兩個部分，認爲世界正處於大裂變、大轉型、大變革、大競爭、大過渡的“大時代”，中國應順應潮流努力實現民族復興，完成“兩個一百年”戰略目標。
當今世界業已進入“後金融危機”（危機爆發已六年）與“後‘後冷戰’”（冷戰結束已二十五年）時代，力量中心多極化、經濟科技全球化、地緣格局板塊化、安全挑戰多元化、發展模式多樣化疊加演進，和平發展與戰亂動盪並存消長，國際體系與地區秩序主導權深刻重組，世界處於大裂變、大轉型、大變革、大競爭、大過渡的“大時代”，不穩定、不確定的一面相對突出，中華民族復興偉業機遇與挑戰交織轉化，須把脈大勢、蓄勢借勢、順勢造勢、引領時勢。
全球戰略五大趨勢
首先，國際戰略格局升級換代，既有的西方獨大與民族國家主導，轉向多極競合與多元主體並存。
一是主要力量競相變革，競爭未來制高點。各大國無不變法圖強，紛紛調整戰略、苦練內功、比拼後勁、搶佔高地，改革成爲當今時代主旋律與關鍵詞，改革決定各國興衰成敗，大國改革決定世界未來，國內政治進程決定世界政治前景。美國奧巴馬“新政”艱難推進，歐盟痛定思痛、告別過度福利，日本安倍野心勃勃、企圖“重振雄風”。新興大國不同程度加快改革，中國全面深化改革“獨領**”。
二是世界力量新舊消長處於“戰略相持期”。金融危機催生“新升老降”大勢，但老牌大國憑藉新能源、新科技、新規則等竭力重振旗鼓，新興大國普遍遭遇“成長煩惱”，社會風潮頻發、改革“陣痛”加劇、分化退化顯現“，羣體崛起”勢頭放緩。
三是大國關係複雜重組。一方面，老牌與新興大國兩大“集羣”展開“持久戰”，前者依託北約、G7與兩P（TTIP、TPP），後者憑藉“金磚”等機制，博弈敘利亞、烏克蘭等地緣熱點，網絡、海洋、太空等“全球公域”，以及全球治理話語權規制權；另一方面，主要大國間關係“競合化”，中美戰略競爭與“新型大國關係”交織，美俄較量加劇但仍有交易，中日對抗激烈但經濟聯繫還緊，美歐相互利用但亦互有提防（如美德“間諜門”），大國關係敏感聯動。
四是非國家行爲體地位迅速躥升。政府間國際組織緩解世界“無政府狀態”，跨國公司獨立於母國的一面增強、對東道國影響增大，國際非政府組織魚龍混雜、興風作浪，網絡化傳媒與“信息化個人”能量驚人，突尼斯小販自焚引爆地區性“革命”，斯諾登與“維基解密”挑戰美國龐大國安情治系統。
其次，世界地緣戰略格局艱難重塑，地緣利益與區域秩序博弈加劇。
一是區域一體化加快並深化，世界日趨“板塊化”。歐盟因應對危機而有所加固，且繼續“東擴”；北美三國深度聯合；南美聯合自強；非洲緩步結合；歐亞大陸中間凸顯“歐亞聯盟”；東亞經濟合作諸多機制並存。
二是全球經濟與政治重心持續“東移”亞太，亞太秩序主導權競爭激烈。美等各方加大投入亞太，亞太經濟合作與安全競爭呈現“兩張皮”，多邊機制“產能過剩”、效率不彰。“印太”凸顯“戰略紐帶”地位。
三是不同地緣板塊的邊緣結合部易成“政治斷裂帶”，滋生地區熱點亂點，地區與域外大國地緣角逐加劇。非洲板塊與亞歐板塊擠壓，歐洲板塊與俄羅斯板塊碰撞，亞洲板塊與北美太平洋板塊摩擦，分別催生中東、東歐、亞太三大“熱帶”。中東熱在2011年末大變局持續與政治重建艱難，敘利亞“內戰”外溢，伊拉克極端與恐怖勢力猖獗，巴以衝突再起，阿富汗戰亂不已，巴基斯坦暴恐活動頻發，美、歐、俄角逐與伊朗、沙特等角力交織；東歐熱在烏克蘭及巴爾幹，美、俄、歐激烈角逐；亞太熱在西太平洋及朝鮮半島，中、美、日等複雜博弈。
再次，全球相互影響與依存加深，社會、科技、自然緊密關聯，人類發展前景充滿變數。
一是全球性挑戰層出不窮，“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增強，全球治理、“集體行動”與“公共產品”行情看漲。
二是生態環境與氣候變化成爲事關全人類安危的戰略挑戰。聯合國IPCC系列報告警示氣候變化安全風險倍增，催生“環境政治”與“氣候安全”，氣候新秩序與資源能源博弈加劇。
三是新科技與新工業革命的社會與政治影響異常複雜。大數據、雲計算、移動互聯網將世界一網打盡。3D打印利弊參半，可能降低武器擴散門檻，恐將擾亂全球秩序。機器人與生命科學、生物革命福兮禍兮。美國智庫“未來戰爭”項目預測，新技術使非政府組織能夠使用以前國家才能使用的致命武器，認爲這將消除戰爭與和平、軍隊與平民、境外與境內以及國內與國際之間的傳統界限。
第四，社會裂變、人口飽和、思潮混亂、模式多元，世界失序無序的一面上升。
一是信息技術與民主擴散致使社會碎片化、扁平化、網絡化，治理難度倍增。多元利益更難整合，政府權威下降，傳統等級制政治秩序式微，民間與社會力量上升，治理、管理、公共服務取代統治，社會不穩漸趨常態化普遍化。
二是人口與社會結構深刻變化醞釀複雜影響。全球人口跨越70億且續增，2030年將達80億，生活水準普遍提升導致地球生態承載能力空前吃緊。發達國家老齡化普遍，發展中國家年輕人口失業問題嚴重，中國“未富先老”。世界經歷第三次亦是規模最大與範圍最廣的中產階級激增浪潮，亞非拉發展中國家成爲主力軍，推動民主化與市場經濟發展。有研究指“全球新成長起來的中產階級將以難以預測的方式改變各個社會、經濟體和政治制度”。發達與發展中國家人口結構大致相反，引發移民問題突出，誘發不同羣體紛爭矛盾。全球貧富分化加劇亦將誘發新的不穩。
三是意識形態複雜更新，政治思潮多元變異，發展模式“新陳代謝”。民族主義（含分離主義）、極端主義（含宗教的與排外的）、恐怖主義等“三股勢力”氾濫，人心思變、求變、多變，西方價值觀難再強勢，各方競相探索特色突出的發展路徑。
第五，既有國際組織與多邊機制低效失靈，全球治理機制創新陷入滯脹。
戰後國際機制慣性與惰性增加，加之既得利益掣肘，難以與時俱進。聯合國體系成效不彰，世行與IMF影響下降。金融危機後全球機制變革創新雖一度加快，包括G20脫穎而出，但西方發達國家改革動力隨危機緩解而遞減，不願與新興大國分享權力，導致IMF等實質改革緩慢。全球性機制下降，區域性機制上升，“兩洋雙P”（TTIP、TPP）來勢兇猛，新興大國合作協調機制加強，問題導向的功能領域新機制倍增。
主動應變六大思路
總體而言，須順應世界大變局、大時代，着眼我黨“兩個一百年”首先是第一個“一百年”戰略目標，服務民族復興“中國夢”，增強“世界眼光”“、戰略頭腦”與“馭變能力”，穩紮穩打、趨利避害，預判預置、有的放矢，革故鼎新、引領潮流。
一是謀劃2020年前和平發展大戰略，打好民族復興“新持久戰”。“行百里者半九十”，力戒驕躁虛火，防止欲速不達，堅持“穩中求進”。強化國際國內“一盤棋”意識，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完善中央統籌協調機制，注重危機與風險管理。對外不斷將中國的經濟實力有效轉化爲政治影響力，強化海外利益安保機制與能力。
二是順應國際戰略格局多極多元大勢，立足中國綜合實力趨向“世界第二”的新定位，主動構築更爲有利的大國關係新架構。對自身實力的侷限及與“世界第一”的結構性差距心中有數，坐穩“世界第二”，預防前後夾擊。利用西方大國內部矛盾、西方大國與某些新興大國矛盾上升等，化解西方大國聯手對華，力避成爲衆矢之的。以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爲“龍頭”，兼顧合作、競爭與鬥爭，運籌好關鍵性大國雙邊與三角關係，做大做實新興大國協調合作，善於藉助新興大國與西方大國的“集羣博弈”。高度重視非國家行爲體，在政府間國際組織、國際NGO、跨國公司等攻防並舉，有效預防其對華消極影響，培植壯大中方相關力量。
三是着眼世界地緣政治新變局，佈局全球，重點經略“大周邊”。佈局全球突出亞太、歐亞、中東三大重點，兼顧非洲與拉美等地區。“大周邊戰略”統籌陸地海洋、東西方向，揚經濟之長，補安全之短，管控領土爭端，巧破美國與某些鄰國相互利用、聯手對華，提早預防“一帶一路”建設的政治與安全風險。
四是以可持續發展指導經濟建設與環境保護，搶佔新科技、工業、能源革命制高點，對全球相互依存與科技革命的複雜影響趨利避害。針對全球性挑戰新發多發突發，制定全球治理戰略，突出重點領域，自主承擔大國責任，維護拓展大國權益。
五是針對世界社會、人口、思潮、模式複雜多元與失序無序上升，穩妥創新社會治理，優化“中國模式”。順應人口與階層結構新變化完善政經方略，呵護中產階層，保障弱勢底層，做好“十三五規劃”，細化、具化、個體化“中國夢”，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從容推進文明對話，主動擴大“中國道路”對外影響力與話語權。
六是積極參與多邊機制改革創新，擴大國際制度性權力，引導國際體系平穩轉型。加大投入，加快國際組織、多邊外交、功能領域等專業人才培養儲備。以雙邊投資與自貿區協定、區域經濟合作等，有效因應西方大國主導的國際經貿系列新談判。
徐娟、金瑞：當前國際形勢演變的十個特點
【編者按】2014年12月1日《學習時報》刊登了徐娟、金瑞撰寫的《當前國際形勢演變的十個特點》一文。文章深刻論述了國際形勢發生的深刻變化，以及呈現出的前所未有的新特點。
金融危機發生後，國際形勢發生了深刻變化，呈現出很多前所未有的新特點，不穩定、不確定因素明顯增加，全球經濟復甦乏力、大國博弈加深、國際安全局勢惡化、地區衝突加劇、國際秩序調整加速，和平與發展受到來自各方面的挑戰。
全球性經濟危機與社會危機疊加發生，國際政治經濟秩序面臨深刻調整。金融危機爆發至今多年，但餘威猶在。世界範圍內的蕭條之後人們並沒有看到傳說中的蓬勃復甦，金融危機逐漸轉化爲債務危機，在經濟持續低迷的作用下，各國政治和社會也遭受到不同程度的衝擊。政府對金融危機舉措不力
，社會極端情緒愈演愈烈，民衆對國家治理能力產生懷疑，最突出的表現是“街頭政治”持續上演，如挪威槍擊案、“佔領華爾街”運動、“阿拉伯之春”等事件，其產生的根源除了經濟因素外，更有種族融合、“民主赤字”等問題的作用。危機不僅損害了原有國際秩序的經濟基礎，而且降低了西方國家外交政策的執行力，更鬆動了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的關係。當原有體系不能再通過有效的輸出來控制世界的時候，新興力量便孕育而生，國際力量此消彼長會進一步加快。當前，多中心國際秩序已顯現，世界權力結構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尤其是美國單方面主導國際秩序的能力在削弱，加速了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重組。
國際力量對比舊的平衡被打破，在新的力量平衡構建過程中，大國關係走向出現了不確定性。危機時代全球原有平衡被打破，世界各主要國家受到金融危機影響程度不同，導致國際格局正發生深刻變化，傳統西方大國（美歐日）集體下沉，新興國家羣體性崛起，其中以金磚四國爲代表的新興國家表現最爲亮眼，成爲全球經濟發展的新動力，強勁的增長態勢對世界經濟的貢獻舉足輕重，也推動了世界權力重心的東移。與籠罩在金融危機陰影下的傳統西方大國以及世界其他落後國家相比，支撐新興國家持續增長的資源、市場、人口稟賦仍在，新興國家正逐步走向世界舞臺的中心，經濟實力的增強使得其參與國際事務的意願和能力增強，新興國家不僅要融入國際體系，而且要改進和完善現有國際秩序，國際體系在未來一段時間會面臨結構性調整。但是，原有國際秩序的受益者並不願意接受由此帶來的權力變化，對新興國家表現出強烈的排他性，在維護和重塑之間雙方尚未找到利益契合點，使得國際體系存在對抗性風險，大國關係走向充滿了不確定性。俄歐美因烏克蘭危機和北約東擴關係緊張，中美日因東海和南海爭端引發對立，歐美因世界經濟和安全防務主導權產生分歧，若矛盾和對抗升級，都會改變現有關係格局。伴隨着國際局勢的突發多變，大國關係進入新一輪的磨合調整期。
全球性的兩極分化加劇，政治激化導致對抗性因素上升。經濟全球化在推動生產力向前發展的同時也加深了全球的兩極分化，發達國家利用資本、技術優勢，通過不平等的國際貿易控制、盤剝發展中國家，數字鴻溝愈來愈大。隨着科技革命的到來，資本所具有的內在擴張性特質更加顯現，發達國家的優勢地位日益被強化，而原本弱勢的發展中國家越發處於不利地位。全球性兩極分化必然帶來各國利益和訴求不斷分化，各國爲在未來國際秩序中佔領制高點而競爭加劇，在這一過程中，傳統的國際規則和觀念受到衝擊，聯合國作爲國際權力中心的作用逐步喪失就是例證，一些大國選擇性地解讀國際規則，採取單邊行動引發國家關係緊張，這無疑增加了國家間關係的不確定性，致使地緣政治環境日趨複雜，國際形勢加劇動盪。
西方國家面臨體制結構調整震盪。西方國家正在經歷的經濟衰退、政治動盪、社會抗議等種種困境表明西方正經歷二戰以來最嚴重的危機。此輪危機把西方國家的制度缺陷和結構性矛盾暴露無遺，而新自由主義、緊縮財政等並未帶領西方走出困境。西方國家爲擺脫金融危機而採取的緊縮減赤措施並未收到良好效果，究其原因是其經濟制度無法克服私有制和生產社會化的對立，政府在應對金融危機時又在國家干預和“市場萬能論”中左右搖擺，政治決策的不確定性且相互推諉造成國家解決問題的能力大大降低。另外，爲取悅選民各政黨開出諸多“口頭支票”，掉入“福利陷阱”的西方對危機治理可以說寸步難行，民主政治制度效率低下，引發民衆對政治體制的質疑。信任危機衝擊社會穩定，社會極端思潮擡頭，此起彼伏的民衆抗議既是民衆表達對就業、移民、醫療、福利等制度的不滿，也是西方社會中產階級萎縮、貧富分化加重的表現，體制矛盾最終釀成體制危機。西方國家的體制機制正在面臨巨大的變革壓力。
伊斯蘭國家對社會現代性的訴求與其原有的文化、宗教、體制發生了尖銳的衝突，引起地區規模級的持續動亂並嚴重外溢。伊斯蘭國家在經歷風暴洗禮後並未走出陰影，埃及、利比亞再次陷入危機，敘利亞、伊朗局勢依舊膠着，中東局勢遠未明朗。不斷變化的國際環境和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調整是中東變局的外部推力，但究其根本仍是內部社會轉型和政治變革的迫切需求。全球化密切了中東和世界的聯繫，也觸動了伊斯蘭國家政治民主化這一敏感神經，國家政治民主化、現代化的呼聲鵲起，政府面臨的壓力驟增，但由於擔心政權合法性受到質疑，政治和社會改革的議題始終停留在討論層面，制度構建和創新缺乏原始動力。另外，由於受到地緣政治環境不利因素的影響，伊斯蘭國家的全球化進程是被動的，伊斯蘭傳統文化所受衝擊巨大。由此可見，伊斯蘭國家政局動盪的前提早已存在，只是社會轉型的訴求一直被外部勢力所壓制，美國中東政策的收縮性調整爲伊斯蘭國家政治社會轉型提供了契機。在“后帝國時代”，政治動員的作用凸顯，“全球政治覺醒”成爲催化劑，潛在危機最終發展成爲全面動盪，民主的理想與現實的巨大差距使得民衆走上街頭，不僅波及整個阿拉伯國家，還產生了外溢效應，甚至擴散到歐美，其中以希臘反政府示威、倫敦騷亂、“佔領華爾街”運動最爲典型，這些運動雖然與“阿拉伯之春”性質完全不同，但都是以同樣形式表達民衆的政治訴求，如何處理民衆日益強烈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訴求不僅是伊斯蘭國家面臨的困境，也是其他國家相當長時間內不得不面臨的嚴峻挑戰。
全球工業化進程推動人類海洋工業文明時代來臨，基於物質資源的海上爭奪與對抗凸顯。如果說16世紀的海上爭奪是歐洲國家通過海洋爭奪陸地，那麼21世紀的海上爭奪是世界各國通過海洋爭奪沉睡在海底的戰略性資源，人類進入了新的海洋時代——“海洋工業文明時代”。陸地資源逐漸枯竭，人類將目光投向了新能源，而深海的油氣資源、可燃冰、海濱砂礦、多金屬結核等，儲量之大遠超當今人類需求。對能源需求的激增促使海洋科技突飛猛進，人類對海洋資源的勘探開發進入新階段，各國不斷上演“藍色圈地”運動，海上競爭愈演愈烈，各種利益矛盾凸顯。海洋爭端頻繁亮相國際舞臺，南北極爭端、中菲黃巖島爭端、中日釣魚島爭端、韓日島嶼爭端、英阿馬島爭端等輪番上演，國際海洋爭端也逐漸從單純的島嶼歸屬發展成爲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的劃定，對海底資源的爭奪也從“暗鬥”階段上升到“明爭”階段。國際海洋爭端日趨複雜迫使各國調整各自的海洋戰略，中國的“海洋強國”戰略就是在這一背景下提出的，這既符合中國國情，也能在海洋工業文明時代更好地維護國家海洋權益和國土安全。
地球生態惡化，自然災害頻繁發生給社會造成的負荷幾近極限，生態危機正向社會危機轉化。在當前人類面臨的三重危機中，金融危機是短期危機，在一段時間內可以得到恢復和改善，而生態危機和能源危機是更爲嚴重的長期危機，並不能通過政策刺激消除，需要人類重新審視在自然中的地位和作用。現代工業文明在科技的一路高歌中忽視了生態的有限性，現代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使得人類作用於自然的速度、力度、強度不斷加劇，自然災害的發生頻率、危害程度、波及範圍都是空前的，人對自然的破壞程度已經遠遠超過自然所能承受的最大限度。生態危機若繼續發展所帶來的惡果不僅僅是經濟和生命的損失，而是人類文明的終結。日益嚴峻的生態危機向傳統的國家主權提出了挑戰，達爾富爾危機的源頭就是氣候變化所引發的生態危機，當生態危機蠶食人類社會的文明成果時必將會威脅到社會機制的正常運轉，轉而脅迫社會導致社會危機發生的概率增加，並會產生“多米諾骨牌效應”。
網絡媒體的消極作用持續發酵，網絡空間日益成爲國家安全的新挑戰。信息技術的發展催生了人類活動的第五維空間，網絡已經嵌入了人類的整個社會運行，關乎社會系統能否正常運轉，這意味着網絡賦予了國家安全新內涵，可以說，沒有網絡安全就沒有國家安全。2013年的“斯諾登事件”不僅折射了美國的網絡霸權，而且也爲各國的國家安全敲響了警鐘，信息正在成爲一種新的戰略資源。網絡對世界的影響力和塑造力越來越大，網絡空間已發展成大國政治新的競技場。作爲國家安全博弈的新領域，一旦網絡受到攻擊，其破壞力堪比核武器，因此網絡被稱爲新的“核按鈕”。網絡恐怖主義、網絡犯罪、黑客攻擊等使國家面臨新的安全困境。同時，網絡改變了國家的安全範式，維護國家安全不再僅僅是增強軍事實力，還要增強國家保護信息和獲取信息的能力。從海灣戰爭到科索沃戰爭到伊拉克戰爭再到利比亞戰爭，信息武器的不斷應用更新證明了網絡已經成爲戰爭的重要對抗領域，信息時代的戰爭已經完全超出了傳統戰爭的範疇，並突破了傳統意義的國家主權和邊界。因此，有必要加強國際合作來共同構建新的有效的全球網絡空間治理體系。
國際公共認知能力嚴重滯後，國際社會對全球治理的新情況、新需求準備不足，反應不力，舉措失當。氣候變化、非傳統安全、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等全球性問題對全球治理的需求空前高漲，而國際社會對全球治理的供給卻明顯下降。究其原因：一是世界經濟的持續蕭條使得各國政府無力將更多的資金投入到全球治理中，各國的關注點更多地放在解決國內民衆的利益訴求上，內部治理的挑戰要遠遠大於全球治理的需求，各國政府既無意願也無能力在全球治理方面有所作爲，對未來經濟的悲觀預期是全球治理推進的巨大阻力，各國政府口惠而實不至便源於此。二是“反全球化”浪潮不絕於耳，此輪金融危機又給“反全球化”提供了最好的理由，而現有國際機制又不能有效解決全球性問題，致使全球治理碎片化，由於主體利益的差異性使得在行動的認同上很難達成共識，造成治理成本增加。同時，全球化帶來的一系列問題，如社會失衡、貧富差距、資源短缺、環境惡化等使得全球化的推動者也對全球化猶豫不決，給全球治理體系帶來新挑戰。
非常態下的利益衝突難以調和，國際社會的諸多矛盾在非常態氛圍中存在激化、失控的危險。國際社會的矛盾源於國家間的利益對抗，當矛盾各方在利益方面的政治關係發生激化，甚至是出乎意料的非常態發展超出內政的心理承受程度，必然會引發內外政治局勢的劇烈變化。基地組織的興起及在全球製造恐怖襲擊與非常態下的利益衝突不無關係。隨着人類需求的不斷增長，資源的稀缺性不斷顯現，加大了利益衝突的風險，再加上經濟的不平衡和文化的差異造成國際人權意識的分歧，國家間的“戰略互信”很難構建。地緣政治變遷、非均勢化發展、民族主義情緒高漲、極端宗教勢
力壯大、生態環境惡化等因素都會導致非常態下利益衝突升級。在國家利益多元化的今天，某一領域的衝突都會牽動其他領域的穩定，引發地區、國家甚至國際社會的全面動盪。國際矛盾和衝突是和平發展的最大障礙，減少矛盾和衝突是對各國的巨大挑戰，如何既能防止事態失控，又能最大限度地保護國家利益，找到利益平衡點，在考驗各國的政治智慧。
趙景芳：加強危機管理籌劃國安戰略
【編者按】《瞭望》2014年第7期刊登了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副教授趙景芳撰寫的《加強危機管理籌劃國安戰略》一文。文章共三個部分，認爲在複雜多變的安全環境下中國的和平發展伴隨着各種摩擦與危機，應更科學地認識危機管理內涵，並善於藉助危機實施國家安全戰略的管理和籌劃。
當今時代，中國的和平發展已進入以“摩擦崛起”爲特徵的重要階段。以美國爲代表的西方國家加大了對中國的圍堵力度。同時，與中國有領土領海權益爭端的鄰國也加強了與中國的競爭。在這一背景下，中國周邊地區危機頻發，中國對外軍事衝突的風險顯著增大。
可以預計，以各種危機多發、併發爲特徵的中國國家安全狀態將持續較長一段時間。鑑於此，應更科學地認識危機管理內涵，並善於藉助危機實施國家安全戰略的管理和籌劃。
危機日益成爲國家安全常態
冷戰結束以來，隨着威脅的泛化、敵友界限的模糊和全球性問題的突出，各種類型的突發性危機事件爆發日益頻繁，國家安全正遭遇危機的全方位“圍堵”。突出表現爲三個方面。一是危機從四面八方涌來，多種多樣，既有來自內部的，也有來自外部的，既有來自傳統領域的，也有來自非傳統領域的。二是危機間的聯動性增強，日益複雜，其中既有國際與國內的跨空間聯動，也有不同危機之間的跨議題聯動，且傳統危機與非傳統安全危機相互交織滲透。一種危機的爆發會迅速產生傳動、外溢效應，從而刺激、引發其他種類危機的發生。比如“天安號”事件所引發或連帶產生的中美黃海軍演危機、中日釣魚島“撞船事件”、俄日南千島羣島的爭端危機、延坪島炮擊，等等。三是危機控制難度不斷加大，多數國家在有效應對危機方面的理論準備、機制準備和資源準備都明顯不足。危機的常態化趨勢，要求在國家安全戰略中更加重視加強危機管理的研究與實踐。
大國戰略博弈重要方式
歷史上，國家間博弈往往通過外交和戰爭兩種手段來進行。冷戰結束後，在經濟依存日益加深、核生化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不斷擴散、國家間關係深度交融的背景下，危機管理日益走向國家間博弈的前臺，成爲國家獲取利益、調節與他國關係的重要方式。
綜合來看，危機作爲國家博弈手段有四個方面作用。一是通過危機博弈試探對方底線和容忍限度。二是通過危機博弈傳遞信號，表明己方立場與決心。三是通過危機博弈釋放國內壓力，獲取利益。四是通過危機甚至衝突來間接交手，以危機博弈代替大戰，從而劃定彼此利益邊界。
簡言之，在複雜多變的安全環境下，國際危機已逐漸成爲暴力衝突和現代戰爭的重要替代活動之一，是當事國利益之間相互競爭和協調的過程，各國在進行戰略謀劃時也都開始把危機管理作爲國家安全戰略的基本組成部分。
作爲維護、實現和拓展國家利益的重要手段，危機管理的本質是瞄向國家利益的。因此，危機管理不單單是操作層面的危機處置和應急響應，更是戰略層面的主動設計與籌劃。除了危機的遏制與消除，危機管理的內涵還應該包括危機的利導、轉嫁，甚至埋伏與製造，即藉助危機有計劃地將其轉化爲實現國家利益的戰略契機，順勢擴大自身影響。
大力倡導積極管理理念
進入新世紀新階段，和平與發展仍然是時代的主題。但是，世界處於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之中，國際形勢日趨複雜、敏感和多變。作爲迅速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中國遭遇國際國內危機和衝突的可能性顯著增加。
在新形勢下，進行積極的危機管理成爲中國和平發展的重要戰略支點。首先，隨着中國和平崛起的速度和力度增大，來自外部力量的警惕、壓力、遏制與圍堵也將同步增大，突出表現爲大國積極插手中國周邊問題，努力製造和埋伏針對中國的國際危機。比如，美國在“天安號”事件中推波助瀾，製造東北亞緊張局勢；2011年，積極推動南海問題“東盟化”，爲干預南海問題埋下伏筆；等等。
其次，隨着中國安全利益和經濟利益的全球拓展，中國已無法關起門來埋頭髮展。無論是發生在我們周邊的“天安號”事件、撞船事件以及南海爭端危機，還是發生在遙遠西亞北非的利比亞戰爭、敘利亞危機和伊朗危機，都與中國關係重大。危機管理已經成爲中國維護國家海外戰略利益的重要部分。
最後，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進入了深入發展的攻堅期，許多深層次的問題與矛盾開始凸顯出來，內部危機的管理及其與國際局勢的互動正日益成爲國家安全的重大問題。
客觀上看，目前國內危機意識仍然十分薄弱且對危機的認識存在偏頗，不僅將危機看作是偶然性的、突發的外部事件，而且還固守危機就是“絕對的壞事情”這樣的傳統看法，其對危機管理更多地強調消極預防和被動應對。
必須清醒認識到，在今後相當長的時期內，樹立積極管理、戰略管理的危機管理理念，不斷提高控制和駕馭危機的能力，降低與其他大國間的衝突風險，將是中國國家安全面臨的重大課題。
呂正韜：國際安全“新冷戰”形態再顯 大國冷對抗加劇
【編者按】2014年8月22日《中國青年報》刊登了解放軍某信息研究中心呂正韜撰寫的《國際安全“新冷戰”形態再顯 大國冷對抗加劇》一文。文章認爲國際安全局勢在以美俄爲代表的大國角力下呈現出“新冷戰”態勢，並對大國冷對抗加劇的深層次原因進行了分析探討。文章共四個部分，本書在收錄時節選了第一部分。
持續近50年的以美蘇爲核心的全球冷戰是近代國際關係史上極爲重要的一個歷史階段。冷戰有幾個基本特徵：一是以美蘇兩極爲核心的地緣政治和地緣戰略特徵顯著；二是極爲鮮明的意識形態色彩；三是軍事聯盟的集團對抗及相關安全機制；四是貫穿始終的軍備競賽；五是對抗有一定的控制機制，儘管美蘇兩極時常遊走在戰爭邊緣，但始終沒有直接發生熱戰。
自1991年蘇聯解體，世界進入後冷戰時代以來，國際安全形勢並沒有隨着冷戰的終結而進入和諧狀態。在很多重大問題上，以美俄爲代表的大國間的強力對抗頻發，而且在戰略觀念、手段運用等諸多方面都閃現着強烈的冷戰特點。在科索沃戰爭、美國推進東歐反導部署、俄格戰爭、敘利亞內戰等事件中，人們往往有冷戰還魂之感，“新冷戰”的概念也因此被頻頻提及。
“新冷戰”形態首先體現在西方戰略思想中出現新的“二元論”。這種二分法認爲，國家性質類別的劃分標準是“政治和經濟的混合體”，按照這種標準，世界上有兩種截然不同的國家：一種是以美國等西方國家爲代表的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國家；另一種是以俄羅斯和中國爲代表的威權主義市場經濟國家。這兩種國家不是互補的，而是相互挑戰的。
西方理論界這種非友即敵、製造對立的二元論十分危險。要知道，早在1927年，斯大林就曾發表過“兩個中心”說：強調世界革命大勢，一個是把那些傾向於社會主義的國家集結在自己周圍的社會主義中心；一個是把那些傾向於資本主義的國家集結在一起的資本主義中心。1946年丘吉爾的富爾頓演說中，論述了“鐵幕”把地球劃分爲兩個勢不兩立的世界。這些論調恰恰是冷戰爆發的重要思想基礎。在全球化深入發展和多極化進程不斷推進的大趨勢下，這種二元分割法的流行是一種必須警惕的信號。
“新冷戰”形態再現還體現在地緣戰略優勢的爭奪熱度不減。美國最負盛名的地緣戰略學者布熱津斯基在冷戰結束數年後，出版了著作《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他在書中斷言，美國最重要的地緣戰略政治目標是歐亞大陸，在這副棋盤的角逐中，美國應支持蘇聯國家，避免俄羅斯成爲一個新的歐亞帝國。而中國則是“遠東之錨”，一隻與西方“民主橋頭堡”競相匹敵的“遠東之錨”，除非美中能就地緣戰略達成共識，否則，美國在亞洲大陸將失去政治立足點。
現實與理論是如此相近，在過去的十幾年裡，美國以“小步快跑”和“見機躍進”相結合的方式，持續搶佔蘇聯解體後留下的地緣真空，不斷擠壓俄羅斯的戰略空間。北約東擴經過三個重要節點後有十幾個蘇聯原加盟共和國加入北約，對俄羅斯形成嚴密圍堵之勢。西方的戰略攻勢壓得俄羅斯透不過氣來，實力不濟的俄羅斯只能絕地反擊。其中，1999年的科索沃戰爭和2008年的俄格“五日戰爭”這兩場熱戰，以及最近烏克蘭的分裂，是美俄地緣戰略角逐曲線上的幾個顯著峰點。
在亞洲，中國這個“遠東之錨”成爲美國防範和遏制的重點。特別是近年來奧巴馬推出的“重返亞太”戰略，更是充滿進攻性和擴張性。2012年11月，澳大利亞前國防部副部長休·懷特專門撰文提出了“奧巴馬主義”的概念，並與“杜魯門主義”相提並論，認爲“杜魯門主義”的核心是遏制蘇聯，而“奧巴馬主義”則是要對中國進行遏制的新冷戰。
戰略上，美國不斷介入中國東海和南海等涉及中國核心利益的問題，挑唆和支持周邊國家與中國對抗，對中國形成牽制之勢。軍事上，美國把60%的精銳軍事力量向亞太地區集中，並不斷在中國家門口軍演、偵察生事。美軍近來全力推進“空海一體戰”計劃，奧巴馬政府一位高級官員直言不諱地表示，“這種作戰構想是用新冷戰方式應對中國的一個重要里程碑”。戰術上，美國在網絡安全、太空科技等一系列問題上頻頻向中國發難。最近，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禁止中國科學家參加太空探索學術研討會，就是典型案例。
此外，還有軍事聯盟機制單向強化。西線方面，美國在歐洲推動北約東擴，不斷加強北約的整體實力，在這個進程中，北約的性質已經發生了質變，它由一個本來的集體防禦組織轉變爲具有擴張性、侵略性的軍事集團。東線方面，美國不斷強化美日韓澳菲軍事同盟，夯實鞏固在亞洲的戰略據點和前進基地。
有數據統計，目前，美國通過軍事聯盟及其附帶機制，已經將全世界90%以上的先進工業國家緊緊地和它的安全利益綁在一起。美國的軍事滲透和控制已經深入全球，美國憑藉軍事聯盟機制的單向強化來對它的所謂“對手”和“敵人”實施更有力的孤立和遏制。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