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行改革開放，必然產生新的經濟環境。比如說，大量的農村人口進城謀生，城市流動人口猛增，而這些變化無疑使票證有了供給和需求的經濟土壤和溫牀。況且，那些票販子往往像狐狸一般狡猾。他們面對工商和公安的聯合執法行動，有靈敏的嗅覺和靈活的應對策略，經常採取“你打擊我跑路，你離開我進駐”的游擊戰術。聯合執法隊想逮住票販子必須要抓“現形”，即要有非法交易的物證和非法交易的雙方當事人。有時候，明知某人是個票販子，但無確鑿的證據，也不能隨便抓他，更不能處罰他。常言道：吃一塹，長一智。票販子既使這回被執法者抓了個“現形”，可下一次再想抓到他怕就沒那麼容易了，困爲從這些人身上你或話再也查找不到任何票證了。
凡是做生意的人，都會明白一個道理，即：利潤與風險往往是成正比的。爲此，哪裡有賺錢的機會，哪裡就有敢冒風險的人。陳佳林和他的團伙就是這類人。他們在西關路上稱王稱霸，控制和操縱倒賣票證的生意已一年有餘。這些人原先大多是做扒手和小偷的，主要在公交車上、街頭巷尾等人多熱鬧的地方四處作案。雖說行竊是無本萬利的“生意”，但它顯然屬於違法犯罪行爲，風險係數太大。一方面，弄不好哪天一失手，就要被抓去“蹲班房”，或勞教、或判刑，短則一兩年，長則七八年，可這種失去人身自由的日子是很難熬的呀。另一方面，其風險還可能危及到生命。他們在公共場合行竊時，一旦在行竊時被周圍的羣衆當場逮住，必定會被人們拳打腳踢一頓，而當街被衆人亂拳打殘打死也是時有發生的事情。相比之下，轉手倒賣票證雖然屬於違法犯罪行爲，但其風險係數小多了。說的好聽些，他們認爲販賣票證也是在“做生意”。當票販子雖然也要沒日沒夜地蹲守在街邊，但就在對各種票證的一買一賣、一進一出之間，便輕而易舉地從中賺到一個差額利潤。這一天當中，這樣的票證交易只要能做上幾次，其收入就相當可觀了。對於這種“投機倒把”的違法犯罪行爲，因事情過小，屬於打“擦邊球”的法律範疇，派出所之所以不太好抓人，是因爲在量刑上幾乎無法處理。而且，這樣的票販子滿街都是，抓不勝抓。常言道：法不壓衆。因此，打擊票販子們的違法活動，便改由工商部門負責出面，主要是採取沒收票證或罰款的行政手段加以處罰。這種懲治方式的改變，對於那些轉行來當票販子的扒手小偷們來說，其風險係數自然大大地降低了。
改革開放時代所發生的變化，給那些頭腦靈活的人們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善於盤算的陳佳林，早兩年就已經不做扒手而改行做起生意了。1981年，他開始在民生路向過路人非法兜售走＊私手錶。由於他敢做敢爲，既膽大又野蠻，其轉手倒賣的生意很是紅火，口袋裡也小有錢財了。當時，他糾集了不少人而形成了幫派團夥，手下兄弟有“賴皮三”齊勝勇，“爛仔頭”李東春、“蝦米”盧少志、“靚仔”王國亮，“大東瓜”鄧恩仁，“豬頭六”周貴寧等六個小頭目。而這些小頭目又各自控制着一些十五、六歲的小混混充當馬仔，又形成了往下一層人數不等的小幫派。至此，以陳佳林爲首領的這夥“街邊仔”，已初步形成了一個鬆散式管理的幫派團夥，開始侵入到社會商業領域中進行非法倒賣等投機倒把活動，甚至不惜採取暴力威脅、仗勢欺人等不正當手段來達到獲取更多錢財的目的。
到了1983年，轉手倒賣走＊私表的非法生意日漸式微，原因就在於外來電子產品的銷售已逐漸趨於合法化，此行業競爭愈發激烈，民生路街邊的倒賣生意就越來越不好做了。與此不同的是，伴隨着城市流動人口的激增，在西關路上倒賣票證的非法交易有增無減，該黑市也慢慢變得半公開化了。於是，陳佳林聞風而動，很快把他的“主要根據地”從民生路遷移到西關路，轉而把當票販子作爲自己謀生和發財的一種“職業”。這兩年在西關路的票證黑市上，他的這個團伙通過對那些販票子用恐嚇和暴力等手段加以全面控制，從而達到佔據整個黑市和完全操縱票證買賣的目的。那些大宗的票證生意，一般人本金少做不起，就是有本錢的人也不敢輕舉妄動，因爲誰要是膽敢染指或爭搶大宗買賣，其結果不是被打成殘廢，便是被驅趕出西關路。在不得已的情況下，那些單個行動的票販子只好乖乖地把販賣票證的大宗生意拱手相讓。他們既使是得到這方面的信息，也要以最快的速度將這類大賣買傳遞到陳佳林團伙的手中，使其坐收漁人之利。
當天中午，太陽直射下的西關路仍如往常一樣，熱鬧喧囂，熙熙攘攘，人頭攢動。這條馬路兩旁的芒果樹下，大多都被一些補鞋攤點佔據了，從而形成了南疆市一道獨特的風景：即爲補鞋一條街。當年，人們的物質生活水平還很低，諸如衣、帽、鞋、襪等服裝的日用品基本上都是“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因此，補鞋是一種很普遍的現象，而本地人經營補鞋營生都有固定的攤點，領有個體戶營業執照，每天的收入還是不錯的。
能夠與本地人展開補鞋競爭的，是那些從浙江農村進城務工的鄉下女孩。她們大多隻有十六、七歲，雖沒有多少文化，但有一身能幹活力氣，而且膽子也大。因爲外來人口在當地領不到個體營業執照，所以她們的補鞋攤沒有固定的地點。這些看上去純樸的浙江妹子，雖然一個個身上穿的都是粗布衣裙，可她們的臉上卻透出一種自信。她們總是肩膀上扛着一臺沉重的補鞋機，手中拎着一個旅行包，成幫結隊地四處尋找機會，見縫插針地在街邊幫人補鞋。西關路這條街，正是她們每天必來搶奪生意的“主戰場”。通常情況下，她們擺攤總是毫無顧忌地侵佔人行道，經常使這條街道造成嚴重堵塞。只有在工商或者警察來到街面上執勤時，她們纔會手忙腳亂地收拾東西，然後只恨爹孃少生兩條腿，一陣風似地逃之夭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