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干部，我願意受罰，罰多少錢都行。”陳素英被收繳營業執照後，覺得自己無論如何也接受不了這個處罰，心裡狠狠地罵自己不爭氣，竟然眼圈一紅，落下兩滴眼淚，悲悲切切地乞求道：“我求你了，不要取消我的攤位，讓我有一口飯吃啊！”
在一般情況下，不法商販對工商所的處罰表示不滿，大都採取兩種辦法應對：一是來硬的，如同被激怒的野獸一般，採取死活不服的態度，大吵大鬧工商所，甚至指名道姓地喊打叫殺，直接威脅市場管理者的人身安全；二是來軟的，裝可憐地乞求放他一碼，一把鼻涕一把淚地哭着求同情，那模樣彷彿比竇娥還冤。還有極個別的，軟硬兩手都很在行。真是人生百態，樣樣俱全。參加工作幾個月以來，何秋霖已見識過不少這樣的場面。只是今天面對陳素英的痛哭流涕和苦苦哀求，爲人善良正直的何秋霖也難免又是生氣又是可憐，對她深有一種“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感覺。
經商之道，以利爲本，正所謂“無利不起早”。事實上，鼠目寸光的經營觀念，製假販假的經營方式，盡存於早期個體商販的經商活動中。在改革開放的最初幾年，個體商販們並不知道允許個體經商的政策到底能走多遠，怕政策改變始終是他們的一塊“心病”。個體戶中的大多數人並不在乎明日是否還有經營之途，而只在乎眼前的既得利益，即能把今天的錢實實在在地掙到手裡。
事實上，當年個體戶們心裡擔心國家政策會變，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的。在我國私有經濟的發展過程中，確實是有過某些爭論的。1981年10月17日，在**中央、國務院的《關於廣開就業門路，搞活經濟，解決城鎮就業問題的若干決定》中指出：“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佔優勢的根本前提下，實行多種經濟形式和多種經營方式長期並存，是我黨的一項戰略決策，決不是一種權宜之計。”其中具體規定：“對個體工商戶，應當允許經營者請兩個以內的幫手，有特殊技藝的可以帶5個以內的學徒。”這個規定實際上允許個體戶僱工可以在7人以內。這就是後來規定僱工在8人以上叫私營企業的由來。按照馬克思的觀點，個體經濟就是僱工人數不超過八個。又叫“七下八上”：超過八個僱工的叫私營企業，屬於資本主義成分。低於八個僱工的叫個體戶。據說，中央當時對僱工問題還有“三不”之說，即：不宣傳，不鼓勵，不抵制。1981年以後，伴隨着個體工商戶可以請幫手或收學徒的寬鬆政策，各地個體工商戶的經營規模才得以發展，並開始出現了僱工越來越多的趨勢：八個，十八個，甚至八十個以上。面對僱傭工人的這種變化，國內經濟理論界中仍然在爲“個體戶有多少僱工纔不算資本剝削”而各執一詞，爭論不休。最爲典型的例子就是由當時聞名全國的“傻子瓜子”大王年廣久的僱工問題，引發了“安徽出了個資本家叫年廣久”的說法，從而導致社會上的激烈爭論。1984年10月22日，國家領導人***把“傻子瓜子”上升到個體經濟發展的高度上來，反問道：“讓‘傻子瓜子’經營一段，怕什麼？傷害了社會主義嗎？”當個體戶僱工多少不再成爲問題時，那些顯然阻礙個體經濟發展的“左”傾思潮也在一瞬間煙消雲散了。從此以後，個體戶的形象在人們的心目中才得以提升，並逐漸有了一定的社會地位。這時再放眼全國，幾乎各地都催生出了改革開放後中國的第一批私營企業老闆。可以這麼認爲，當年在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的指導思想下，個體戶應運而生並且在社會上取得合法地位，是我國私有經濟蓬勃發展的初級階段，它爲後來民營經濟的發展並走向輝煌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其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歷史意義不容抹殺。
“就這樣吧，你先回去好好想想。”何秋霖冷若冰霜地說道。
“我改，我一定改。我改還不行嗎？”陳素英打死也不會甘心，賴着不肯離去。
何秋霖心裡十分清楚，必須讓那些膽敢故意違反市場管理規定的不法商販受到嚴懲，才能讓他們真正得到教訓。
“爲什麼要這樣處理你，是我們沒有給你改正的機會嗎？”何秋霖回過頭來，又對陳素英擺事實講道理，循循善誘地說道：“你已是多次違反我們的市場管理規定了。如果所有個體戶都跟你一樣，個個都短斤少兩、坑騙顧客，不講良心地掙黑心錢，那麼，我們這個市場還要不要呢？”
“何干部，我保證改，絕不再犯。”陳素英死皮賴臉地跟在何秋霖的身後，軟纏硬磨，信誓旦旦地說道：“你再給我一個機會吧。最後一次。行不行呀？”
“你先擺攤去吧，把今天進回來的豬肉賣完再說。你如果對所裡的處罰不服，有意見還可以找陳所長說嘛。”
“哎喲，我的命咋就這麼苦呀！”陳素英嘴巴都說幹了，哭喪着臉，一把鼻涕一把淚，竟曲膝要給何秋霖跪下，一副可憐相地哀求道：“何干部，你幫幫我吧。要不，我跪下求你了……”
面對眼前這般情景，何秋霖始料不及，趕緊伸手把阿素英攔住了。看着她可憐兮兮地站在自己面前一直哀求着，他既難受又糾結，心裡不禁涌出一種苦澀的滋味。這時，有人把他叫出工商所，去市場處理別的事情。而陳素英一直賴在所辦公室裡不肯走，也沒有其他人理睬她。看着中午下班時間到了，她無可奈何地長嘆了一口氣，掀起圍裙的一角懊惱地抹了一把淚，帶着一顆悲切而沉重的心，垂頭喪氣地回到市場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