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輝煌的時刻，褚時健折翼滇南，從“煙王”的神壇上跌落。
2001年，身患多重疾病的他保外就醫，重回哀牢山，籌措資金改造山地、架管引水、修建公路，種起了橙子。十年後，一種名爲“褚橙”的水果風靡全國，它被稱爲“雲南最好吃的橙子”，也被稱爲“中國最勵志的橙子”。
對於昔日種種，褚時健不願再提起。於是，共同經歷了諸多事件的“我”——作者先燕雲，將以第一人稱的角度，爲讀者更客觀地呈現這段旁人無從知曉的歷史，講述昔日“煙王”、今日“橙王”——86歲的褚時健殘酷的自我修復和重塑。
褚映羣說：“其實老爸也該退了，你說他是太陽般的漢子，說得好。不過光環大了，人會變成神的，太陽烤多了，人也會被烤糊的。”
我大吃一驚，不由得仔細看了看她那張和父親母親都有些相像的臉，我從那上面看到了一種憂慮。
應該說，風將起之時，褚映羣已經敏銳地捕捉到了風的翼尖。
選擇性地資助文化產業
捕捉風的翼尖
最後一次見褚映羣
風起之時
歷史的玩笑
孤獨的先行者
殤慟
褚映羣的後事
一起走過的日子
夙願完成
小事點點
選擇性地資助文化產業
1993年春天，因爲要做茶馬古道的拍攝和採訪，我和朋友們拜見了很多企業家，尋求資金幫助。寒暄聊天、吃飯喝酒之後，得到的回答大致一樣：“什麼是茶馬古道？現在誰關心什麼古道，你們搞這個有什麼意思？”可當時**知名攝影家高志強先生已經得到了愛克發公司提供的反轉片贊助，只等出發，我們騎虎難下。
大眼瞪小眼之後，我下了決心：“走，到玉溪。”
我後來在《尋找茶馬古道》一書的序言中寫道：“到玉溪，也就是到玉溪捲菸廠的縮語，這個改革開放以來聲名鵲起的企業，短短十多年間躍升爲全國數一數二的稅利大戶。於是乎，求助幹企業的人和事可謂應接不暇。以我做人的原則，雖說幾年前就與廠長褚時健認識，但從未開口請求過什麼。這一次，爲了那務藏在深山無人識的古道，我終於逼迫自己開口了。五萬元，對玉溪捲菸廠是小數，對我們，對那條我們將要尋求的古道，卻是一筆必不可少的投入。”
有了這筆錢，我們從普洱茶的原產地西雙版納出發，一直走到了西藏。《尋找茶馬古道》一書1994年由**中國旅遊出版社和雲南《女性大世界》雜誌聯合編輯出版後，在**、內地出過多個版本，在臺灣還出版了中英文對照版。幾年之後，普洱茶大賣特賣，就連思茅市也改名爲普洱市，很多人在這個過程中發財出名。我們這些當年的探尋者，卻記着最初爲古道投資而不計回報的企業家褚時健。
當時的玉溪捲菸廠爲許多文化項目提供過贊助，比如轟動一時的電視連續劇《宰相劉羅鍋》、央視春晚，還有和中國作協聯合組織的“紅塔山筆會”等，這些項目的審批，都和褚時健有關。
褚時健是一個喜歡看書的人，除了技術類、經濟類、管理類，他還愛看傳記類和小說類的書。用他的話說：“不看書精神不充實。”一天有那麼多的事情，但只要有時間，他總要抽出一兩個小時來看書。不過他的時間太有限，只能看自己感興趣的書，他稱之爲“好書”。
1991年他接受採訪時說：“不看好書的人不會做人，這個結論是我自己得出來的。作家蔣子龍寫的《喬廠長上任記》，我看了兩三遍，當時的企業家都遇到過他寫的那些問題。我說這位老兄肯定在企業幹過，問題都寫得很清楚。當然還有好的報告文學，比如王蒙等人寫的東西，完全是從生活中提煉出來的，有很多道理在裡面，讀了讓人受益。”
“一個人，只要不滿足現狀，就需要學習，你滿足了或者消沉了，就不會去學習了。”
把自己多年的苦難經歷變成一次次學習的機會，這是褚時健和別人不同的地方。
正因爲褚時健有自己的文化追求，當時的玉溪捲菸廠對文化項目的投資纔有了自己的品格：即不爲低俗的純商業的產品或活動提供贊助。
時隔一年，我因爲要做一個名爲“紅軍後代與紅軍戰士跨越時空的對話”的課題，再次來到玉溪。在老廠區那間並不豪華的辦公室裡，他認真聽了我的計劃，頗爲感慨地說：“小先，別人現在都忙着做生意、賺錢，你卻想搞這樣的選題，爲後代留一點兒真實的記錄，這是件好事，我支持你。不過，你這個項目能不能被批准，你要有思想準備。”
我告訴他，關於紅軍長征的紀錄片，必須報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批准，我正在努力。他答應說，只要上面批了這個項目，玉溪捲菸廠就可以給經費支持。
捕捉風的翼尖
那天談話後，褚時健邀請我們去看一看關索壩。那時，它是一個長1.3千米、寬500多米的小山溝，上面綠廕庇日，和周圍的羣山連成一體，與紅塔山遙遙相對。它唯一出彩的地方，就是山上破舊的關索廟。相傳諸葛亮南征時，關羽之子關索曾在此屯兵。後人便修起小廟，奉他爲一方神明。
褚時健以一種異常自豪的口氣對我們說：“你們最後看一看這個山頭，以後，這個山就沒有了，由我們自籌資金建設的一個國際一流水平的新廠區將在這裡落戶。”
1994年5月26日，關索壩工程打下第一根樁。這是玉溪捲菸廠，也是20世紀末中國菸草業最重要的一項技術改造工程。
就在這一年，我到廠裡採訪玉溪捲菸廠的職工生活，趕上了馬靜芬和菸廠綠化科爲中國插花藝術展準備的插花作品預展。在展廳裡，褚映羣把我叫到馬靜芬身邊，讓廠裡的攝影師郭建林爲我們仨人照了一張合影。我當時覺得她的舉動有些刻意，悄悄問她爲什麼，她笑笑說：“我老爸寫什麼都說要你寫，我告訴他，人家是作家，是寫文學作品的，不是寫你們廠的那些報告的。”我也笑了：“你算說對了，寫應用文，我恐怕是小學生水平。”
褚映羣說：“老爸上《東方之子》了，你看了嗎？”
我說：“看了呀，溫迪雅採訪的。”
“你知不知道，有人提出也可以讓老媽上《東方之子》？”說到這兒，她的神情有些變了，“我對老媽說，爸爸上《東方之子》，那是實至名歸，他爲國家做了那麼大的貢獻，是‘全國勞動模範’，是‘五一勞動獎章’的獲得者。人家要拍他，合理。而你就不同了，我覺得你應該躲到老爸的光環後面，平靜地工作和生活，這纔是最重要的。”
這是我和褚映羣第一次單獨談話，她讓我刮目相看。一直以來，褚映羣都被人稱爲“菸草公主”，她去外地，總有不少入圍着她，到北京時，聽說去機場接她的車就有好幾輛。我很擔心她因此飄飄然，真把這些當成了理所當然。此時她的這番話，倒讓我釋然了。
我點了點頭，表示對她的認同。她說：“其實老爸也該退了，你說他是太陽般的漢子，說得好。不過光環大了，人會變成神的，太陽烤多了，人也會被烤糊的。”
我大吃一驚，不由得仔細看了看她那張和父親母親都有些桕像的臉，我從那上面看到了一種憂慮。
應該說，風將起之時，褚映羣已經敏銳地捕捉到了風的翼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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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搞的“紅軍後代與紅軍戰士跨越時空的對話”這個項目，用了將近半年的時間纔得到批准。
最後一次見褚映羣
1995年年初，等我再到玉溪時，情況已經發生了變化。
褚時健面帶難色地說：“早半年搞都可以，現在有問題了，中紀委來廠裡搞審查，這些贊助可能搞不了了。”
“中紀委？”我心裡咯噔一下。之後，我到廠辦公室，見到了辦公室主任何小平。
何小平是個老知青，當年赫赫有名的北京師大女附中的高中生。自1969年到雲南後，她將自己最好的年華都奉獻給了這片土地。從師範學校的教務主任到菸廠的辦公室主任，她和人們印象中那些精明強千、八麗玲瓏的辦公室主任不太一樣，是個率真可親、辦事很有分寸的大姐。
從她那裡我聽說，國家審計部門已經入駐廠裡，正在進行大規模的查賬。她還說了一件事情，中紀委的有關領導要找褚時健談話，事先電話通知了廠辦公室，但辦公室一時疏忽，沒有及時通知廠長，他按自己原來的安排去了通海看煙田，這讓北京來的領導十分不爽。雖說廠長知道後及時趕了回來，但談話時這位領導的言語間已經頗有些不客氣。
事情聽了也就過了，說實話，何小平和我都沒太放在心上。改革開放初期那批所謂“摸着石頭過河”的企業家，後來大多“中槍”倒下了，這裡面有着複雜的社會因素、政策因素和企業家個人的因素。按照經濟學家的觀點，這段時期舊的管理模式已經鬆動，而新的模式還沒有形成，企業家作爲這個時代的代表，和企業之間存在着利益劃分不清、產權界限不明等問題，需要明確和廓清。正是這樣一種一方面經濟快速發展、一方面法規滯後的背景，造成了企業家的“隕落”。
可對於褚時健，我們完全相信他的人品，相信他對自己事業的全力以赴，對物質名利的淡泊，也相信他不是一個政治上幼稚、經濟上糊塗的人。
綠意蔥蘢的五月，我接到褚映羣的電話，讓我到菸廠駐昆明辦事處去拿點兒東西，是一隻竹簍，裡面有十多隻肥壯的青殼大螃蟹。褚映羣說，這是她老爸讓送來的，給我幾隻，給另外一個朋友幾隻。她來不及送了，馬上要回珠海，請我來拿，把給那位朋友的也帶過去。
我們閒聊了幾句，談到我們另一位共同的朋友，她說在北京見到那個朋友了，心態不是很好。我說大概是位子調整了，有些不太適應。
螃蟹是鮮貨，我給朋友打了電話，約好五點鐘在省委後門見。當時已是四點，褚映羣催我走，送到樓梯口時，我忍不住問：“你呢，在珠海好嗎？”她沒有回答，只是微微點了點頭。
離開辦事處時，我從車窗裡看見牆外通紅通紅的三角梅。這種紅出一片血色的花，給我留下了深刻的記憶。這是我最後一次見到她。
風起之時
八月，馬靜芬託我寫的插花作品賞析完稿，我送到了玉溪。在半坡上他們的小院落裡，馬靜芬看着文章，我看着院裡的花花草革。褚時健不在，他到國外看設備去了。馬靜芬很快就要走，下月在北京召開的“世界婦女大會”的多個展覽中，有馬靜芬他們插花協會的作品。我給她帶了一套衣服，我覺得在這樣一個世界各國女性參與的會議上，她應該有件時尚的正裝。
馬靜芬看着衣服笑，說這太年輕，怕不合適。我們催促她換上，看看效果。馬靜芬一直很瘦弱，衣服上身的效果很不錯。這身衣服估計她再也沒有穿過，到北京後沒幾天，她被叫回了雲南，中秋節前夕，她被帶走，進入隔離審查階段。
在此之前，褚映羣已被人從珠海帶到了河南。
女兒和老伴出事時，褚時健身在國外。他沒有采取什麼“失聯”的做法，而是第一時間趕回了玉溪。這一方面表明他內心坦蕩，另一方面也顯示了他對家人的牽掛。
和所有人一樣，我對這一切的到來沒有任何心理準備。心裡有着一萬個爲什麼，卻不知道答案。直到數年之後，當年的紅塔集團的法律顧問——大律師馬軍，纔給了我這樣一個答案：
1994年，中紀委接到貴州省省級機關退休老幹部的舉報，反映老幹部退休後的待遇問題，還有貴州省領導幹部貪污腐敗的問題。中紀委的辦案人員到了貴州，直接找提供線索的老幹部覈實。最後，省委書記劉某某的夫人閻建宏等一批人被查出問題。閣建宏因貪污473萬元和鉅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被判處死刑。這在當時是轟動一時的大案。在這個案子中，涉及從雲南批的S萬件紅塔山香菸，這批煙被閻建宏倒賣後獲利上千萬。在中紀委辦案人員的報告上，當時的中共中央******批示，要重點查處領導幹部及其子女以煙謀私的問題。
貴州貪腐案的專案組乘勝追擊，進入雲南。雲南省委書記普朝柱和中紀委的同志吃了一頓飯後，按自己原來的計劃該幹什麼還幹什麼，並沒有特別在意這件事。而當時的雲南菸草**局在和中紀委談話時表現得十分自信。中紀委負責人談話的切入點是工作報告中的兩點問題：一是對職工隊伍的評價，報告中說，99%是好的；二是對幹部隊伍的評價，報告中要求幹部做好兼職工作。中紀委的同志質問這兩點評價有什麼依據，有人自信地說：“你們可以查嘛。我們雲南菸草**局的幹部，情況是比較特殊的，我自己也是‘一肩挑’，既是公務員又是企業家，基本上是三塊牌子，一套班子。”
在玉溪捲菸廠的調查，據說一開始就碰到了前面何小平說的那個情況，褚時健沒在廠裡等待，而是去看他的“第一車間”煙田了。接下來的談話大概涉及兩個關鍵問題，一是給貴州的煙，二是領導幹部子女要煙的情況。閻建宏案涉及的煙是玉溪捲菸廠的，但這件事情是省裡交辦的，可以說清楚。關於領導幹部的子女以煙謀私的問題，褚時健回答：“是有人來過，但我和他們說過，你們要爲你們的父親想想，不要給他們找麻煩。如果自己要抽，可以批點兒次品煙給你們，沒有大批量從廠裡拿煙的事情。”
當時從北京到雲南，各個級別的領導幹部子女到玉溪要煙的情況不少，但得到大批量香菸指標的很少。一些上面交代的不得不給安排的煙，也都要批條，由銷售部門負責，調查工作在這裡耗時也最長。
調查在繼續，1995年，馬軍在菸廠駐昆明辦事處見到了褚時健，當時褚映羣也在場。褚時健徵求他的意見，說國家菸草**局安排他到歐洲考察，合不合適去？馬軍明確表示，現在這種情況下，最好不要出國。
1995年5月，河南省三門峽市林正志等人投機倒把案東窗事發，之後馬靜芬的妹妹馬靜芳、弟弟馬建華等人被河南省洛陽市公安部門收審。8月15日，褚映羣被河南有關方面從其珠海的家中帶走。9月，馬靜芬也因同一案件被河南收審。
歷史的玩笑
歷史總會在同一個時間節點上開玩笑。也是9月，褚時健人生中另一個重要身份確立了。9月，紅塔集團成立，褚時健不再擔任玉溪捲菸廠的廠長，他的身份變爲雲南紅塔集團和玉溪紅塔菸草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的董事長。
公司成立儀式上，董事長褚時健發言，他說：“建立企業集團，是雲南‘兩煙’發展的客觀要求，也是菸草行業深化改革的必由之路。因此，我們成立雲南紅塔集團的目的和宗旨也正在於：通過資產連接紐帶，發揮集團羣體優勢，優化產業組織結構，促進資源合理配置，增強企業的市場競爭能力；形成多元化、跨行業、跨地區經營，實現規模經濟，提高企業的整體經濟效益；進而爲國家財政增收，爲地方經濟發展，做出我們雲南菸草行業應有的貢獻。”
對於董事長這個新角色，褚時健有自己的看法，他說：“按現在的企業制度來運行，可以說，總裁管今天，董事長管明天。董事長必須考慮企業的長遠戰略，爲企業發展安排好明年、後年、大後年的工作。這個企業的長遠戰略由你來定，這就要求戰略決策上不能出現差錯。”用他的話說，玉煙（玉溪捲菸廠）發展的第一階段是爬出泥潭、甩開包袱，第二階段是技術改造。現在資金有了，軟件和硬件設備都到位了，還擁有一支技術過硬的隊伍，玉煙已到了第三個發展階段。
當時的外部環境如何呢？隨着中國“復關”進入白熱化階段，中國捲菸業面臨着巨大的衝擊。在中外捲菸業對抗的百年曆史中，外國捲菸企業從未忽視過中國這個巨大的市場。1902年，美國在中國設立的英美菸草公司，曾創下年產量112萬箱的紀錄，佔據了絕大部分中國市場。新中國成立以後，在中國關稅政策的保護下，中國捲菸工業得以迅速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洋菸的進攻。在新一輪角逐中，玉溪捲菸廠成了外國菸草公司在亞洲的主攻對手。用《玉煙報》記者的話說：這是一場持續了近一個世紀，維護中國民族捲菸工業的生存戰和空間爭奪戰。
玉煙的優勢還有多少？褚時健比任何人都清楚：現有的機器設備是國際上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水平，與世界一流水平有很大差距。現有的廠房處於地震帶上，已開始出現裂痕。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褚時健和玉煙領導班子才提出了自籌資金，在廠區附近另建一個現代化新廠，使玉煙的技術水平、生產能力再上一個臺階，成爲世界最大的捲菸生產企業的構想。
關索壩到底會是什麼樣呢？這是我每次面對那個大工地時都在想的問題。
4000多人的建築隊伍在工地上苦戰，十四冶建設集團集中了全部的重型機械。這場土方量300萬立方米、建築面積24萬平方米的攻堅戰，原定1998年完成，後改爲1997年、1996年，因此，我每次見到它的面貌都不相同。
褚時健有個一貫作風：下基層。他的這個“下”，不是走馬觀花，不是蜻蜒點水，而是一紮到底。抓菸葉生產，他一個縣、一個鄉地看煙田；抓生產質量，他一個車間、一個環節地找問題。而現在，他的新目標就是跑關索壩。他的司機張啓學說，就這一兩年時間，記不清他跑了多少遍工地了。就連晚上散步，他也要到關索壩走走。
孤獨的先行者
一切似乎都和過去一樣，可人們看褚時健的目光裡多了許多內容。我相信大多數人的心理是一樣的：“廠長，你可不能趴下，這個企業需要你，雲南菸草離不開你。”
此後一年多的時間裡，褚時健就在這樣的目光下生活着。他還是那樣忙碌，那樣風風火火，他的辦公室外，仍有靜靜等待他接見的各種各樣的人。見到他時，他的褲腳上總沾着關索壩工地的紅泥。和他不親近的人，也許根本看不出他的變化。可熟悉他的人，卻發現他的確和以前有些不同，他的目光中多了憂慮，他的額頭上新添了皺紋。
他喜歡回家，到了家裡可以放下一切掩飾，面對真實的自己。可他又怕回家，家裡除了來照顧他們老兩口的親戚老三，再沒有其他人了。當時廠裡安排跟隨他的丁學峰和張啓學，這一年間幾乎變成了他的家庭成員。沒有了談話的對象，褚時健的話變得很少。吃完飯，他一個人回到樓上的房間，成了一位孤獨的老人。
這段時間裡，他約見過法律界的有關人士，想知道女兒和妻子的事情到底會怎麼處理，希望老伴在那裡能有個好一點兒的生活環境。同時，他也不可避免地要面對針對自己的種種調查。
也許只有工作、菸廠、煙田和建設中的關索壩，纔是他這段時間的精神支柱。
他在這項工程上傾注了大量心血。因爲他的目標不是隻求一時一己的榮耀，而是要趕在有優勢、有能力的時候把裝備搞到世界一流，保證雲南菸草工業的持續輝煌。褚時健似乎永遠是一個先行者，他愛在沒有路的地方踏出第一串腳印。先行者往往是孤獨的，他必須承受各種各樣的壓力和上上下下的不理解，這好像也成了一條規律。爲此，文學家感慨：“在時代風雲中那些高瞻遠矚的豪傑，因其目標的高遠，似乎很難看到自己構想的事業完成……”
關索壩是褚時健用心構想的一幅圖畫，他有幸看到自己的構想變成了現實。對於他個人而言，這種實現並沒有什麼實際的利益。特別是在接受審查的情況下，這種努力前行，似乎有了一種悲壯的色彩。褚時健當時告訴我們：“如果只想個人，老早就不該幹了。說來說去，當了這麼多年的共產黨員，我還是想爲這個國家和民族多做點兒事情。”
殤慟
1995年12月1日。記住這一天是因爲它與一個夢有關。
夜最深時，我在夢中見到了褚映羣。她梳了兩條辮子，來和我告別。因爲這兩條辮子，且頭髮擋住了臉，我沒有認出她來，問了句：“你是誰？”她告訴我：“我是映羣，希望你以後常去看看我的老爸老媽。”
我嚇出一身冷汗，從夢中驚醒過來，心跳快得半天不能平復。我是個唯物主義者，但做的夢多次在現實中應驗，所以這個夢讓我心裡很是不安。巧的是頭天恰恰與馬軍有約，第二天要到玉溪見廠長，途中，我忍不住講了我的夢。
在廠裡，我正在辦公室和接待科的王道平說話，看見褚時健從辦公室出來。我拿着爲《中華兒女》雜誌準備的採訪提綱，迎了出去。他看了看我，拿着那張採訪提綱進了洗手間。
王道平說：“你看，廠長看到你才笑了。”
我問她：“廠長笑了嗎，我怎麼沒看出來？倒覺得他的表情和往日有些不同呢。”
這時，我們看見褚時健匆匆出來，上了電梯。我發現，他手上沒有拿我剛剛給他的採訪提綱。我走進洗手間，只見那張紙被放在洗手檯上。
我問王道平：“出什麼事了嗎？廠長有些不對頭。”她回答：“沒有啊，剛纔不是好好的嗎？”
我在心裡對自己說，不對，一定有什麼事。我徑直走進了何小平的辦公室，面對我的追問，何小平說：“是出事了，出大事了。中紀委剛找廠長談過話，但我也不知道是什麼事。”
因爲晚上要住在玉溪捲菸廠的小賓館，我下午去見了玉溪的朋友。吃完晚飯，接到馬軍的電話，讓我立刻趕回小賓館，廠長在等我們。
暮色中，馬軍和副廠長姚慶豔站在小賓館的大堂裡等着我，神情嚴肅。我問：“廠長呢？”姚慶豔告訴我：“他剛剛走，讓我來送你們。”我問馬軍：“今晚就走？不是說好了明天還有事嗎？”馬軍說：“情況有變，咱們今晚就走。廠長剛纔問我和誰一起來，我說和你，他說讓你也走，這樣他就放心些。”
我們在夜色中離開了廠賓館，姚慶豔一言不發，沉默地看着我們離開。走到昆玉高速的入口，馬軍說了句：“褚映羣不在了。”“什麼？”好像被什麼東西擊中了一般，我猛地靠在了座椅上。“她在看守所自殺了。”直到馬軍追加了這一句，我才意識到自己聽到的是真實的消息。我全身發冷，聲音顫抖着對馬軍說：“可以停車嗎？我想哭。”
馬軍幾乎是靜靜地看着我流淚，看着我發抖。在此後的路途中，我一遍遍地想着頭天的夢境，心裡充滿了傷痛。褚映羣從兒童時期便和父母一起經歷種種苦難，她是一個內心沉穩、頗有定力的女人。她不光有父母，還有一個剛剛十歲出頭的女兒呀，爲人女爲人母，人到中年，是什麼讓她選擇這樣慘烈地結束生命？我終於想到了她的父親褚時健，他今天經歷了一個父親最大的打擊。記得在1991年採訪的時候，他對我談起過女兒，說不管生活條件如何差，映羣都是個肯看書、愛學習的女孩。家務活兒她從小就做，但從來不影響她的學習成績。1977年恢復高考，她當年就考卜了昆明師範大學，讓做父親的他感到十分欣慰。褚時健當時的神情，此刻出現在我的腦海中，我不由得長長嘆息。
褚映羣的後事
多年以後，在褚時健的客廳裡，他第一次對我談起他當時的感受。
“映羣出事的時候我在令狐安家，專案組領導給令狐安打來電話，說出事了，褚映羣在河南自殺了。令狐安當時就告訴了我。那天，我實在控制不住情緒，哭了。”
對於那天夜裡發生的事情，馬軍這樣說：“當時褚時健在小賓館見的我。他的第一句話是：‘我對不起姑娘，她早就讓我退休了，別千了。現在映羣自殺了。’說這話時，廠長的眼淚大滴大滴地流了下來。原先我只是紅塔集團的法律顧問，就從那時起，我接受了褚時健的請求，成了代表他辦理褚映羣事件的委託代理人。”
回到昆明的第二天一早，馬軍見到了省委副書記令狐安，令狐安說想不到會出這樣的事情，想起來就覺得很心疼。他告訴馬軍，這次到河南去的三個人，省公安廳的黃總隊長代表雲南政法系統，姚慶豔代表紅塔集團，馬軍代表褚時健的家人，後事如何處理由馬軍決定。
聽了這話，馬軍感到責任重大，他馬上和菸廠聯繫，辦理了全權代理委託書。他們三人在機場會面，然後直飛河南鄭州。下了飛機，他們見到河南方面的三輛警車已經在機場等候，他們三人一人上了一輛車，連夜趕到洛陽。馬軍記得當時入住的是市委招待所。三人是分開住宿的，房間也不挨着，中間插有當地警方的人。
第二天開會，中紀委的人，河南省公安廳、檢察院，洛陽市公安局、檢察院、看守所有關領導都到會了，會上通報了情況：褚映羣被收審後，經審查沒有太大問題，正準備報請解除隔離審查時，發生了這種事，很可惜。（原諒我在文章中略去了事件的詳細過程。）
當時，省檢察院檢察長說，公安機關在這件事情上存在失職問題，中紀委的人沒有發言，馬軍代表家屬談了意見：褚映羣不屬於收審對象，卻被從珠海抓來，收審前提是不合法的。
會後，雲南來的三個人去看守所看了褚映羣自殺時的現場，公安部門出示了一份只有兩句話的褚映羣的遺書。最後，大家到殯儀館，見到了身穿粉紅色棉衣的褚映羣的遺體。
馬軍說：“我清楚地記得這天是1995年的12月4號，因爲第二天我趕去北京，接受了‘全國十佳律師’的稱號，這是全國第一次爲律師頒獎。當天晚上我就返回了洛陽。6號，我們到太平間接出了遺體。”
晚上，河南省公安廳一位副廳長請雲南去的三位代表吃飯，他說：“這事發生在河南，對不起你們，也對不起褚廠長。”
馬軍提出想見見馬靜芬，河南方面安排他們從看守所樓上的窗子裡看了看放風的馬靜芬。當日寸，她並不知道女兒的事情，也不知道雲南來的律師在不遠處看着自己。商到1997年，河南警方將馬靜芬等人移交給雲南有關部門，關在第一看守所裡，馬軍才作爲委託律師，當面見到了馬靜芬。
1995年12月7日，馬軍等人帶着褚映羣的骨灰回到了雲南，在機場，馬軍將骨灰交給了褚時健。見到女兒骨灰的那一刻，褚時健，這個被女兒稱作“從來不軟弱”的硬漢，再次流下了眼淚。
一起走過的日子
此後一年的時間中，我和褚時健有了更多的接觸。也許是出於對女兒的思念，也許是思想交流的需要，那段時間裡，我常常接到他的電話，他的車子會到昆明來接我，然後我們一起出去，利用節假日，在附近走走。
褚時健最愛去的地方還是他熟悉的玉溪周邊備縣，這是他的煙田所在地。我跟着他看過通海、江川、玉溪、華寧的煙田，看過建在建水的造紙廠，還看過位於彌勒的紅河捲菸J一。他在往返途中講述煙田的管理、菸葉的分類；講邱建康如何具有獨當一面的能力，在工廠管理上有獨特的方法；還有李穗明如何肯吃苦，不怕難，擔起了關索壩建設這樣沉重的擔子。
關索壩是一個奇蹟，一年零九個月，24萬平方米的廠房全部完成；1995年8月，第一條制絲線投入生產；1996年3月，主要車間在不停產的情況下搬遷調試完畢；6月，新廠區全面投入生產，年產量可達200萬箱。從動工到全部投產，僅僅兩年時間，關索壩引起了世界菸草業的高度關注。
當然，玉煙購買世界上最先進裝備的實力，也深深吸引了英、德、美、日、韓的煙機製造商們。褚時健親自帶領專家小組三赴歐洲談判。幾億美元的進口設備，全靠專家小組的意見來選型、談判、定購。在國外的那些日子，專家組的人各有分工，或看樣機，或觀察實際運作效果。每天早上6點起牀，趕飛機、趕汽車、趕火車，常常搞到深夜才能休息。就這樣，600包煙機生產線比國際市場的成交額少了3000萬美元，物流線生產廠家的開價，也從1700萬美元一套降至750萬美元一套。褚時健一班人的想法很簡單，不能讓國家吃虧。對他們的這種敬業精神，外國廠商也表示敬佩。英國莫林斯公司的代表發出感慨：“這麼大的投資、這麼快的建設速度，世界上沒有哪一個資本家有如此膽魄。”
關索壩工程會聚了來自世界各國的上百名專業技術人員，他們正是通過關索壩瞭解了玉煙，瞭解了中國。前來採訪的美國《環球菸草》雜誌國際部副主任在文章中這樣形容關索壩：中國初升的太陽。
正是玉溪捲菸廠年年增長的捲菸產量和關索壩工程的潛在能量，使得前來採訪的很多記者都抓住“菸草是夕陽產業”“菸民隊伍日益萎縮”這樣的話題向褚時健提問。他是這樣回答的：“菸草是國家稅收的重要來源，中國的菸草市場是一個客觀存在，3億菸民的數量短時間內不會消失，這樣大的市場，我們不去佔領，難道要讓外國人佔領嗎？當然，隨着菸民數量的減少，市場萎縮的局面以後會出現，我們憑藉現在打下的經濟基礎，已開始對其他產業進行投資，到那時，仍然可以爲國家創造財富。”
夙願完成
1996年4月，與狂舞的春風相伴，褚時健領我們全面地參觀了新落成的廠區。廠門口大盆裡種的五針鬆，就是馬靜芬用煙從河南省三門峽市換來的。撫摸着廠區裡綠茵菌的草坪，褚時健臉上現出了久違的笑容。我寫第一篇關於褚時健的報告文學《太陽般的漢子》是在1991年4月，與這次他在任卜最後一次接受我的採訪，之間相距整整五年。
從外在看，褚時健變化不大，仍然是步履匆匆，仍然是神色嚴峻。不同的，是他那雙眼睛，以往的犀利與敏銳仍在，卻摻入了更多的憂鬱與練達。他不是神，而是一位年近古稀的老人。儘管他身體很好，精力充沛，可他也因巨大的打擊和壓力而感到疲憊和憂傷。從褚時健以往的經歷來看，他無疑是一個愛國者，歷來很多的愛國者，似乎都會心甘情願地爲國家、民族的進步犧牲自己的利益。那麼，當一個愛國者努力爲社會創造財富時，難道沒有人去給他們一點點理解、關心和保護嗎？
中國企業家的成功要比外國企業家艱難許多。他們不僅要面對市場經濟規律的法則，還要在傳統觀念與開放意識的衝突中，在經濟規律和政策法規不配套、不完善間尋找生存和發展的空間。爲此，勇於改革的風雲人物的命運不可避免地帶有悲壯的色彩。就在玉溪捲菸廠以絕對優勢高居全國同行業稅利指標和綜合指標榜首，成爲全國企業第二稅利大戶的時候，還有不少人對褚時健的能力和雲南菸草的優勢頗有微詞。
一位與菸草業毫不搭界的朋友對我說：“這是媒體宣傳的失誤，你們只講每年創造了多少稅利，擴大了多少產能，好像這一切是上天賜予的福氣，傻瓜也能幹好似的。爲什麼不講講他們的血汗創業史，不談談他們對社會發展做出的貢獻呢？”
的確，雲南菸草業崛起的歷史並不太長，玉溪捲菸廠40年的歷史也並非一路陽光。眼前的光榮與財富，是菸草行業職工和褚時健這樣一批人，用十幾個年頭的奮鬥創造出來的。從來就沒有天上掉餡餅的好事。一位在廠辦公室工作的老玉溪人用凝重的語氣告訴我：“那時候，菸廠的人上班連水壺都拎不起，提的是瓦罐。廠長去外地推銷我們的產品時，爲了省錢住過洗澡堂，坐過垃圾車。這種事情，現在如何想象得來？人是要講良心的。”他的話讓我明白，人，不能忘記、不該忘記這些東西，因爲這是歷史。
一次文化人的聚會中，我的一位朋友突然動情地說：“你應該寫寫褚時健，他是一位民族英雄。想想看，近代以來，中國有什麼產品成功地抵抗了外國的進攻，只有‘紅塔山’。”很巧的是，幾天以後，一位從國外考察回來的金融家，講了這麼一件事：他在美國與企業界人士交談時，一位美國企業家問他認不認識褚時健，並真誠地說：“我認爲褚時健是中國近幾十年來最優秀的企業家。”
小事點點
離開工作崗位後，褚時健似乎真的想爲自己的人生做一次總結。所以我跟着他到過當年打游擊的地方，他說：“我對這裡的一草一木都很熟悉，我們當年打游擊，就在這些溝溝坎坎裡轉戰。”還有磨盤山、塔甸，這是他當“右派”時走過的地方。我們不可避免地談到了他的童年時期，這樣，我們來到了他生活過的小村矣則，也爬上了褚家祖墳所在的山頭。就是在這裡，他談起了自己對這塊土地的眷戀與深情。
當年的一位“右派”，和他交情不錯，可惜此時已經告別了人世。他的兒子陳紹牧，成了當地一位有名的老闆。他在山裡的一座小水庫旁有座別緻的庭院，臨水靠山，松濤陣陣，1996年的春夏兩季，褚時健多次來這裡小住。陳紹牧叫他叔叔，用對待尊貴長者的態度接待他。陳紹牧說：“我爸爸不在了，我是想用對待長輩的心來善待這位和我父親有着同樣經歷的老人。我並沒有別的企圖，甚至和玉溪捲菸廠也沒有生意往來，只是盡份心。”
我理解他，因爲我也是同樣的心意。我何嘗不知道，當時我們的一舉一動都在監控之下。但這是我的長輩，我們之間沒有什麼經濟上的利益需求，也沒有生意上的往來，我內心坦蕩。
夏天，撫仙湖的抗浪魚進入了產卵的時節，這也是人們捕捉它們的好時機。抗浪魚對水質要求很高，是撫仙湖這個高原深水湖泊特有的魚種。想滿足口腹之鮮的人多了，魚價也水漲船高，當時一斤已賣到了百十元。褚時健是抓魚好手，現在雖不抓魚了，但愛吃魚的習慣還在。
那是一個星期天，我們從華寧繞到了撫仙湖的東面。這裡和遊人們常去吃魚的魚洞不在一個方向，幾乎沒有人。魚洞在斷崖之下，水邊只有兩米寬的通道。張啓學把車停在了公路邊，我們提着米、火腿、油和土豆下到了湖邊。我問褚時健：“爲什麼我們還要帶這麼多東西？”
他說：“我們又沒有打招呼，人家咋個知道我們四個人要來吃飯。做銅鍋土豆燜飯我最拿手，我們樣樣都帶着，只吃人家的魚，還可以請漁夫和我們一起吃。”
在水邊，丁學峰和漁民談妥，褚時健開始生火做飯。那一瞬間，他真的很像一位帶着家人野炊的長者。
就在飯香味隨着銅鍋的水蒸氣絲絲外溢的時候，小路上出現了一隊人馬。一見來人，等着吃飯的漁民立馬縮回到崖邊石洞裡抽菸，氣氛瞬間變了。我問小丁：“這些是什麼人，他們怎麼知道我們在這裡？”小丁說：“肯定是當地縣裡和鄉里的領導，大概是看到我們的車了。”等他們下來一問，果然被小丁猜中，廠長的越野車暴露了我們的行蹤。
當地的幹部也是好意，想來見見廠長，一起吃個飯。這一下增加了八九個人，漁民們的飯肯定是沒有了，關鍵是魚，這頓飯十多個人吃了有八九斤魚。當地的領導們說：“錢你們不用管，我們會和他們結賬的。”離開時，我看見褚時健低聲地叮囑小丁：“去把賬結了。”小丁嘟嘟囔嚷地說：“他們說他們會結的。”褚時健不說話，走了。
小丁去埋單，最後回來。他上車後，我問：“付了多少錢？”小丁說：“九百多。”我說：“千嗎要咱們付？他們又不是咱們請來的！”褚時健轉過頭來說：“你們當真以爲他們會付錢給漁民？我們跟人家說好的要付錢，吃了抹嘴就走，吃虧的是那幾個漁民。”
又一個星期天，從建水回來，司機先把我送回昆明。我們在雲南大學旁邊一個小店裡吃飯。見我們點的都是蔬菜，褚時健說了句：“你們要點些肉菜，要不然人家不給我們上菜啊。”
我覺得這種說法很奇怪，就問張啓學：“廠長這話是什麼意思？”
張啓學笑着說：“這事有說法。有一次，我送廠長到菸草公司開會，中午就在菸草公司對面的雲園吃飯。因爲下午還有會，我們就要了兩碗米線。結果等了估計有半個多小時，米線也沒有送上來，比我們晚來的客人都吃上飯了，我們還坐在那兒等。後來一個認識廠長的人發現了，趕快叫服務員給我們上米線。那家店就在菸草公司對面，吃飯的有錢人多，店大欺客，人家嫌我們點得少，所以不給我們上。打那以後廠長知道了，到哪裡點菜都要點一兩個貴點兒的。”
小事點點，不足掛齒，可就從褚時健斷斷續續的講述和我對一樁樁小事的觀察中，我對他這個人，對他的人格有了進一步的瞭解。
在這期間，我受老作家汪曾祺先生之託，將他爲褚時健畫的一幅《紫藤圖》送給了褚時健。汪曾祺先生是在1991年的中國作家紅塔山筆會上認識褚時健的，從此將廠長視爲知己，併爲玉溪捲菸廠寫下了散文《煙賦》。
汪老家書房不大，因此，他畫畫的尺幅都不大。他說過，一介書生，平生所求就是一間可放張大書桌的書房。這時搬到虎坊橋，如願有了間書房，中國作家協會的高洪波等人，代表作協送去了一張大書桌，汪老終於可以畫大畫了。
這張《紫藤圖》是我見過的汪老最大的一幅畫，汪老題詩云：
倘若你我閒閒坐，不做滇南菸草王。
一片情誼，一絲擔憂，均在畫幅當中。
多年之後，汪老已作古，我詢問當年的贈畫，褚時健說，早就不見了，後來抄過家，這畫不知道去了哪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