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最大的實力派巨頭張作霖和中國最有人氣的國民黨精神領袖孫逸仙在事關中國領導權的問題上最終“惺惺相惜”，建議並通過了“在國家行政空白期間，由段祺瑞任臨時執政，以作爲各派正式接受出新任總統或決定政體前的過渡”的決議，才使得這次“碰頭會”表面上圓滿結束。
在各方討價還價下，產生了新的“國家統一委員會”以協商統一事宜。
這個委員會有別於當初由張漢卿炮製的同名機構，共有委員13人，分別爲奉系6人：張作霖、孫烈臣、吳俊升、張作相、張漢卿、王永江；皖系3人：徐世昌、段祺瑞、靳雲鵬；國民黨系和近支人員3人：孫逸仙、馮玉祥、孫嶽；以及在北方有重要影響力的山西督理閻錫山。
“國家統一委員會”並不是一個行政機構，而是各方爲協商國家的重要事務的一個平臺。在名義上，中華民國的最高元首仍然是段祺瑞，但爲他新造了一個官銜“執政”。
但段只是國家統一的象徵，平時既不能“執政”，也不能“問政”，他充其量算一個“聽衆”。真正的實權，是在“國家統一委員會”下設的幾個等同於內閣的委員會。實際上，這幾個委員會也確實控制了國家行政權力。
此屆內閣閣員名單如下：行政委員會主席王永江、財經委員會主席潘復、農業委員會主席莫德惠、工商委員會主席劉尚清、教育委員會主席馬寅初（無黨派）、交通委員會主席孫逸仙（國民黨）、國防委員會主席孫烈臣、計劃委員會主席張漢卿、司法委員會主席林翔（國民黨，林則徐後人）、外交委員會主席顧維鈞（表面是無黨派，已被吸收爲人民黨員）。
一點兒也不奇怪，新成立的內閣中，奉系取得了除交通、教育、司法委員會主席之外的全部7個席位，切得很大的一塊蛋糕。當然，每個委員會都有各方或多或少的人員在內，當初決定採用委員會制就是爲了廣開言路。
這些官職都不重要，大家更關注的是關於軍隊的處置，因爲國家統一的最重要一環就是“軍隊國家化”。
不過由於政治上分歧過大，對於軍隊的集中，暫時還沒有一定的講法，大夥兒也只是坐在一起，談談心，順便發發牢騷，然後各自回去整理軍備，準備壯大。所以，基本上擁有軍隊的實力派領導人才得已進入，除了孫逸仙。
奉系孫烈臣怎麼排也是首席的角色，委員中來自其他四個實力派：
閻錫山（山西革命軍總司令，轄5個師2個混成旅，共11萬人），駐所山西；
馮玉祥（國民革命軍第1軍軍長，剛剛擴建到3個師1個混成旅，6萬多人）駐所河北廊坊；
孫嶽（國民革命軍第2軍軍長，由一旅而擴到2個師，3萬多人），駐所北京通州；
只有孫逸仙，雖然時任中國最大的“參政|黨”----國民黨的總理，卻無兵無權，但當之無愧地成爲國防委員會的一員。不過他的事務繁多，代表其參加國防委員會的，是其在廣東的參謀長李烈鈞。
桂系、滇系、黔系、川系都派人表示承認中央的權威性，一時間，似乎中國的統一大業已告完成。
國防委員會的存在目的，只是爲了協調各方軍隊在國家軍隊體系中的比重，以及如何分配利益。對於各方的軍隊，國防委員會暫時還不能伸手。
所以它的存在意義並不大，基本上和之前的陸軍總長在民國軍事上的地位相似，這也是張漢卿並沒有在這個委員會中任職、而繼續讓“習慣”了休閒生涯的孫烈臣擔任的原因。
不過，等騰出手後，張漢卿一定會發動武力，消滅一切敢於拒絕“統一”的軍閥的。估計這也是所有實力派的心願：袁世凱幹過、強大時的皖系幹過。
對於實力較弱者，是不甘交出手上的軍權的，所以纔有“省自治”、“聯省自治”等的濫觴。當奉系還很虛弱時，也曾反對過“武力統一”，但那是因爲它的羽翼未豐。一旦它以爲自己的力量差不多時，也和其他軍閥一樣，要建立所謂“全國統一”的“合法政|府”。
這次破開荒召開的所謂“國是會議”，發起國民大會，探討恢復法統，取消各地自治政|府，實現全國統一，其實就是這個目的。
從當時中國最直接、最現實的困境來說，聯邦制、聯省自治、一國多制的政治體制，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各種政治野心家的專擅行爲。從消極意義來說，這也是當時實際上陷入分裂狀態的中國重新走上統一之路的一種“比較和平的方法”。
這種複合國體形式，或許合乎中國國情，中國的實際情況也許確實如許多學者所分析的那樣。但從另一方面看，它實際上陷入了一個理論誤區。
因此，反對者也幾乎如出一轍從中國國情來立論。
中國國情一個最大的特殊性在於，理論上不會有誰堅定反對自治、聯治，但在他們內心深處想着的是“自己治”，而不是“別人治”。那些沒有能力擴大地盤的小軍閥，則更樂意於抱定“自治”的招牌不放。也就是說，“自治”實際上很可能被|操作爲“官治”、“軍治”，而非“民治”。
更何況，當時中國的民衆並沒有相應的自治能力，還需要長期的培訓。這就不可避免發生一個問題，一旦利益衝突，擁有權勢的人或集團是不會輕易放棄自己的既得利益的，更遑論幫助民衆來參與政治，約束自己。
在孫逸仙執意拒絕下，張作霖毫無疑義地被推舉爲中華民國“國家統一委員會”的主席。以張漢卿爲首的“計劃委員會”爲設計國家的國體與政體作了大量的工作，並基本上與各方達成協議，於半年後召開立法院----即國會的選舉工作。至於政體爲何，尚無具體結論。
在此期間，段祺瑞繼續作爲臨時執政，代表國家行使權力，但實際行政、軍事、外交、人事及經濟權力均集中在人民黨系手中。
在這一段期間，人民黨的地方組織已經在各地紮根，成爲正式的力量漸漸地在非傳統的奉系地方行政上發揮作用，引起其它地方實力派的不滿和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