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上！崇禎皇帝朱由檢是明代的末代皇帝，他接手的的是中國歷史上除了清代溥儀皇帝外接手的最爛的局面，造成這種局面的正是黨爭。如東林黨和宦黨，齊楚浙黨。
到了崇禎皇帝朱由檢的手裡，中央官員基本不工作，整天都是互相傾軋，這對於像崇禎皇帝這樣一個一心想當中興之主的人來說是十分憤怒的。
所以，在上一世，崇禎皇帝朱由檢也說過羣臣誤我的話。
一個人一心希望衆人跟他一樣，但整個天下，似乎就只有他一個人着急，這個人即便是急白了頭髮，急壞了心肝，又有什麼用處？
門閥制度興起於漢代，興盛於唐代，滅亡於宋代。
宋代的文人地位比明代高了不是一星半點，宋代皇帝講究與士人共治天下，這有點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而非一人之天下的味道，皇帝和文人的關係比較好，皇帝出錯了，文人都還可以發牢騷。
犯了重罪，不過是流幾千裡，很少殺人。
明代不同，中央集權很嚴重，宰輔一職革除，文人集團的政治力量不能發揮，這一切都是崇禎皇帝朱由檢的祖宗，明太祖朱元璋這個工作狂所賜。
當然，這種情況到後期有所改觀（出現了大學士參政以後）。
但是，不管如何，像方孝孺因爲“謀逆”而誅十族的事在宋代時不可能發生的。
所以，宋明對待文人集團的態度之截然不同，很大程度上是統治者決定的。
魏忠賢執政幾年，堅定地延續了萬曆的礦監政策。極力向中上層徵稅，使帝國不至於被財政拖垮，崇禎上臺重用東林黨，撤銷了這一政策和加徵三餉反而從側面肯定了這一政策的可行性。沒有證據表明魏忠賢在執政時有過侵害百姓，肆意殺民的行爲。和劉瑾、嚴嵩等人相比貪得實在不多，就算相比權勢也沒有多大。
崇禎皇帝朱由檢從來就不信太監亡國的那些話，太監當權，只能說皇帝無能，而太監再怎麼跳的高，這太監的權力。仍然是屬於皇權的一個分支，實際上，比文官集團當權，比權奸掌權的危害，要小的多！
皇帝可以將一個大太監殺掉。就可以讓財富迴流，而整個文官集團就不同了，這不是一個人，也不是一個很容易控制的集體，而是散佈天下！
拔出蘿蔔帶出泥，可以說，封建制度本身就已經走到了窮途末路！後來的滿清能存在那麼久，這是崇禎皇帝朱由檢在現代的時候。一直都想不通的一個道理！
崇禎皇帝朱由檢很清楚，明朝本身就是完於一個強勢的文官政府，這個文人階層控制室了一切。就是不知道控制自己的慾望，所以才導致了這個國家的滅亡。我還有個發現，凡是被文人歌頌的時代，都不是什麼好的時代；而被文人痛罵的時代，對底層人民來說，卻不是什麼太壞的時代。有的時候卻反而是個不錯的時代。
爲什麼呢？去收稅的是文官！地主士紳不交稅，上邊收一。下邊收一百！清代雍正之後，攤丁入畝什麼的一搞。農民負擔不是很重。
大明英宗皇帝第二次登基，幾個大臣帶着走回皇宮，就登基了。然後，開始了大明文官一統天下的時代，成化年間更是加重了這種局面。孝宗皇帝時期史書都說國舅貪張枉法壞事做絕暗無天日什麼的，但是李夢陽追着國舅打最後國舅也不敢把他們怎麼樣。正德年間太監和武將勢力終於有點起色，結果正德莫名其妙就落水了，落水之後回京他的心腹都被關在皇宮外面，相見正德都見不到他。
後來想想嘉靖萬曆死活不出宮也不是沒原因的，相對於魏忠賢、劉瑾、王振等人，宦尚有王嶽、徐智、範亨、覃昌等皆爲一時忠良廉靖更有文雅如蕭敬，謹厚如陳寬，忠讜如何文鼎，廉潔如金安，耿介如興安，知人如金英，持正如懷恩，剛勇如張永、節義如王承恩者還有張宏修身自守，田義無私至公，陳宏以聖賢道理爲準則。對比一下，太監們出壞人的概率等於文人們出清官的概率。
這也是爲什麼，在萬曆爺的手裡，國家反而得到了相對的穩定！至少，大部分地方是穩定的，皇權和文官集團之間是一種古怪的平衡！崇禎皇帝朱由檢不可能跟萬曆爺一般什麼都不管。
但是，歷史是文人書寫的，文人們把天下治理着治理者就把天下治到自己家去了，總得找個替罪羊吧？
理學興起在宋朝，被當成正統的封建意識形態則是在明朝。明朝的文官們在接受了程朱理學的長期教育和通過標準化的八股作文考試後，對“存天理，滅人慾”的理學奉若神明，其虔誠性和狂熱性只有歐洲中世紀的教士可以比擬。除了四書五經，他們鄙視一切知識，除了通過科舉的進士，他們鄙視一切人。
明朝皇帝面對這羣時刻以捍衛“天理”爲己任的文人士大夫，其困難可想而知。漢唐宋三代都沒有碰見這樣的情況。由於文官集團是帝國的支柱，明朝皇帝又不象清朝皇帝那樣能依靠旗人，所以在整個十六世紀，皇權和文官集團的鬥爭一直在彆彆扭扭中展開。由於皇帝擁有行政權，而文官擁有話語權，兩者的鬥爭異彩紛呈，格外好看。
四位跟文官鬥得熱鬧的明朝皇帝，他們是：生錯了時代的正德皇帝；不能認老爸的嘉靖皇帝；只能裝啞巴的隆慶皇帝；堅決不上朝的萬曆皇帝。
明孝宗弘治四年，明孝宗的嫡長子朱厚照，即後來的正德皇帝誕生了。由於孝宗皇帝只有張皇后這一個妻子，所以朱厚照生下來不到半年就被立爲太子，據史書記載，其相貌奇偉，面質如玉，再加上孝宗只有這個兒子（孝宗次子早夭），自然深得孝宗和張皇后的溺愛。朱厚照少年時喜歡騎射，孝宗想治國安民也少不得武功，就沒有干涉。
弘治十八年，孝宗病危，就把大臣劉健、李東陽、謝遷叫到乾清宮，面諭道：“朕承祖宗大統，在位十八年，今已三十六歲，不意二豎爲災，病不能興，恐與諸先生輩，要長別了。”並親自握着劉健的手說：“東宮質頗聰穎，但年尚幼稚，性好逸樂，煩諸先生輔以正道，使爲令主，朕死亦瞑目了。”有句話說得好“知子莫若父”，後來武宗行事果然不出孝宗所料。
孝宗死後，年僅十六虛歲的朱厚照登上了皇位。少年天子自然要找點樂子。文官集團馬上來了精神，奏摺如雪片似的飛來，大學士劉健把它們集中起來，搞了個精裝版，主要有五條內容：
一、皇帝單騎出宮，不帶隨從；二、皇帝在宮內亂轉；三、皇帝去北海划船；四、皇帝喜歡打獵；五、皇帝亂吃零食。
然後，幾位老先生把這份精裝版奏摺以關係到國家興亡的鄭重態度交給了武宗。
武宗忍了一段時間，又去行樂，另一位大臣楊守隨立刻苦諫道：“我聽說皇上去西郊打獵、南城登高、還在宮中練兵，這都不是天子應該做的。”可憐的人，他一定沒有讀過《漢書》的《孝武本紀》，看看一千多年前另一位少年天子的作爲。
文官集團拿已經聽膩說教的皇帝沒有辦法，於是他們得出的結論是“皇帝身邊有小人，必須除掉這些人，國家才能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