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稿子，字數不多，大概20多萬字，寫了兩年左右。
寫這些的原因，是因爲前年清明去袁督師墳上祭奠時，突然省起快到甲申年了，而三百年前的那個甲申年，有不少事可以、也應該寫上一寫。
寫之初，腦子裡對全篇的框架還比較清楚的，大約是想把崇禎十七年，也就是1644甲申年前後的一些關鍵的人和事說一下。但在下筆的時候，我沒有按順序寫，只是按草擬的目錄和大綱，以獨立的人或事爲單位一篇篇地寫。
寫到後來，卻發現要把甲申之變說清楚，很難不牽涉到崇禎朝之前的種種事端，甚至連嘉靖、萬曆朝的一些人與事都要牽扯進來，於是寫着寫着攤子越來越大，篇幅也逐漸多起來，甚至到最後連體例也起了變化，以至前後所成諸篇的體例和風格都有些不一樣。曾經有一段時間頗以爲難，後來突然有一天想明白了，不用管那麼多，只要把事兒寫清楚，把我想說的話都說清楚了就是，體例和文風不一樣就不一樣了吧。於是，就這麼拉拉雜雜地一路寫了下來。
讀史論史，肯定會涉及到自己的觀念和態度問題，如果按劉知幾的分法，這大約都應該劃在“史識”之內。
中國史書，經常一個時期一個時期地爲意識形態所左右，時或缺乏治史應有的客觀態度，治史時往往觀點先行，然後再去尋找合適的材料來證明自己觀點。當然，這原本也沒什麼大錯，人不可能沒有觀點，也不可能不受當時的社會環境和思潮影響。但即便這樣，在動手時也應先遵循不破不立的基本態度，在碰到與自己觀點相悖又破之不去的問題時，更需要冷靜客觀地去看待，而不是採取諸如避而不談、曲解史料，甚至篡改史料等等手法來維持、支持自己的觀點，客氣地說，這是一種不客觀的“唯心”態度，不客氣地說，這是學風問題。
明清易代，是中國史上一個相當重要的轉折點，至於爲什麼重要、有什麼後果等等，已經有很多大家論著，各種觀點都有，我想就不需要再重複闡述了。又鑑於明清易代的論著衆多，其中很多大問題、大關節處，也都有前輩學人們做了各種相當出色的考、論，因此我在看書時，更多地是在關注那個短暫而動盪劇烈的歷史時期中的一些細小的人和事，尤其感興趣的是在這種大動盪環境中，支持那些士人、朝臣們個人行爲的基礎，也就是支持他們行爲的內在因素和思想。這可能比較接近歷史心理學的範疇。
我一直相信一個人要做什麼事，基本應該是在自身一套完整的思想體系指導下完成的，因爲無論他做什麼，他第一個要面對的人都將是他自己，他首先要爲自己的行爲給自己一個交代，說服自己這樣做是合理的，哪怕是自欺欺人，也要編出個理由來讓自己接受。而要提供一個合理的理由，就需要一個完整的、能自洽的體系，這個體系或簡樸或複雜，但無論如何，這肯定是個能自洽的體系。
在這點上，最具矛盾又最有代表性之一的問題，便是歷史上常見的改朝換代問題。中國歷史上對這種在歷史進程中的普遍現象的最著名的解釋性理論，便是那個相當神奇的“天命說”。
在沒有這個理論前，每當一箇舊君、舊皇朝被推翻，一位新君建立了一個新皇朝君臨天下時，那些舊君手下的大臣和子民們就將面臨一個很尷尬的選擇：想要盡忠保全名節，那大夥兒都得以死殉國，你不死就是不忠不孝，最少也得象不食周黍的伯夷那樣吧？不過可惜的是，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皇土，越往後，這條路走通的可能就越小，伯夷就是這樣被餓死的。
所以無論是當官的還是小老百姓，真要盡忠盡孝的話，只怕最後就剩不了幾個活人了，這顯然是不能被接受的，於是，“天命說”就順理成章地出爐了。
中國傳統哲學思想講究天人合一，講究不可逆天而行、倒行逆施等等，因此一旦當新舊政權的更替是所謂的天命、天意時，那麼效忠故主固然是忠孝之道，但順應天命爲新君效力，也同樣是一種無比正確且非常光榮的行爲。
正所謂“山窮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這種天命理論的出現，頓時讓大家豁然開朗，一起擺脫了那種不死便是不忠不孝的尷尬困境，不但身家性命得以保全，還可以繼續興高采烈地當官，繼續爲新朝新君盡忠效力。當然了，也要順便爲一下百姓的生計而忙碌，儘管每個末代皇朝大部分當官的死活似乎和老百姓的關係不是很大，甚至他們死了也許更好點。
在明清易代這個特殊時期中，這種因改朝換代而產生的道德上的矛盾格外尖銳，甚至於“天命說”還出了點不大不小的差錯，導致很多人雖然及時使用了這一“偉大學說”，但卻依然沒有擺脫那個有關“忠孝”問題的尷尬困境。
他們首先要面對的問題，是明的後來者清，它是個異族，這犯了中國傳統思想中“夷夏大防”這條大忌；其次是清的文化和文明程度比之明，可以說是相當的落後，幾乎尚處於某種原始狀態，因此無論是要接受還是承認這種被落文化和氏族所統治的局面，都有很大的難度。
再一個就是在這兩者之間，又夾雜了一個極其短命的李自成大順朝，它確實承擔了打倒大明朝的擔子，可又迅速退出了歷史舞臺，而且無論在清還是在明，他都是敵人，因此對那些在清朝介入以前以“天命說”來對待大順朝，並以此爲基礎進而效忠新君李自成的人們，這是非常狼狽且不好交代的一個問題。無論在明在清，他們都不是那麼好交代的。
“天命說”因爲李自成的介入，和當時的人們開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玩笑，這個玩笑讓相當部分人非常尷尬，不但讓他們無法面對世人和故主新君，甚至無法面對自己。
因此，在這個時期裡，出現了一些看上去表面上很令人困惑的人和事，譬如大學士李建泰、在山、陝西抗清的總兵官姜襄等人。
他們都是在李自成進軍北京時望風而降，又都在李自成敗退時反叛大順朝投向了清朝，可後來又一起開始反清復明，如果按照一般的邏輯推斷，基本就可以說這兩位肯定是軟骨頭的叛徒胚子，一旦清軍重兵壓境，再加以高官厚祿誘惑，他們再次投降也沒什麼好奇怪的。
可問題恰恰就在於他們突然一起變成了硬骨頭，重兵壓境和高官厚祿在以夕之間突然都喪失了之前的種種魔力，這兩位仁兄是軟硬不吃、死活不降，堅決抗清到底，到最後兵敗自殺。尤其有意思的是那位李建泰，據說他有五十位小妾，破城時他取逐一詢問有沒有人願意和他一起殉國的，結果那些小妾們大肆嘲笑了他一番後轟然散去，只餘他一人孤零零地上吊自盡，細想起來，此事實在頗有些意味。與此相近的還有那位一手製造了“嘉定三屠”的李成棟，他以大肆屠殺南明軍隊和反抗清軍的漢族百姓起家，步步高昇，然而卻在其小妾爲激勵他反清復明自殺後，突然“衝冠一怒爲紅顏”對大明朝忠義起來，樹起大旗起兵反清，最後也兵敗身亡。
如果我們仔細求諸史籍，在這個時期中像此類匪夷所思、很難按一般邏輯去預料及解釋的事和人之多，足以讓人瞠目結舌。
一直以來有所謂治明清史之難，莫過於資料繁多一說。然而，當我們真正面對那麼多由前人記敘構成的歷史時，最終卻還是會發現，我們所看見的依然只僅僅是一小部分歷史的殘磚碎瓦而已，大多時候甚至想拼出一幅完整的畫面都相當困難。又譬如，我們基本上再也無法確切知道當時當地那些人們心裡在想些什麼。
不過，我想我們至少還可以從一個人而不是一個符號的角度，去設身處地地體會一下，他們當時都在想些什麼，有些什麼感受，他們爲什麼要這樣做。雖然，人是世界上最令人難以捉摸的動物，但我相信，每個人都依然有着各自的行爲基礎可以讓我們去推斷。
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一切歷史也都是親歷史。
我們可以嘗試自己去觸摸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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