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四兒叔醜許南英
我年過半生，汝年剛廿一。
男兒志四方，何事困鄉邑！
忍淚別高堂，書劍羈絕域。
爲師人之患，於意轉惻惻。·
況汝業未成，何堪作矜式！
教學本相資，此理求之得。
汝須澡汝身，尤宜浴爾德。
反躬既無慚，即以身作則。
無貪過量酒，勿漁非分色。
臨財慎操持，動氣自遏抑。
凡有此四端，皆是德之賊。
所以古君子，守身白如璧。
嗟嗟人海中，前途黑如漆。
失足入迷途，後悔何有極！
圭海畹蘭君，爲予舊相識。
可爲汝師資，汝當侍其側。
海外素心人，持此以相質。
解組謝世人，勳汝宜努力。
這篇五言古詩是臺灣許南英先生爲了送他的第四個兒子地山（乳名叔醜）到仰光教書去而寫的。那時是1913年，離開日本竊據臺灣差不多有二十年了。許地山於清光緒十九年（1893)出生在臺灣臺南，兩歲時日陷臺灣，當時他的父親正做着臺灣籌防局統領，便分散家財，帶着妻子回到祖國，寄籍福建龍溪縣。後又到南洋各地漫遊了兩年，回國後在廣東做了幾任縣長。許地山幼年便隨着父親在各縣的任所居住，一面啓蒙讀書，研習經史，日漸長大。辛亥革命以後，他的父親又攜眷退居海澄縣，這時已經辭去官職，兩袖清風，家道很苦。他這時還不到二十歲，就已經出來做福建省立第二師範的教員了。1913年第一次遠走天涯，到仰光的僑校去教書。四年後返國，已經二十五歲了，纔到北平入燕京大學讀書，當時他的父親又填了《花發沁園春》這首詞送兒子北上，詞曰：
送汝出門，前程萬里，臨歧不盡噓唏。金臺雪色，玉蟲東霜華，此際寒生燕市。寒威若此，早凍了桑乾河水。此去好立雪程門，不知雪深有幾；不患獨行踽踽，有亞歐文人相助爲理。噫吾老矣！何日歸來，想見入門有喜。勳哉小子，不願汝紆青拖紫，只願汝秋蟀春鶊，到時寄我雙鯉。
這一次南英先生的送子詞，已經流露着對幼子的無限的關懷，也好像知道兒子這一去，不知何日歸來。果然在同一年，南英先生在蘇門答臘的棉蘭故去，客死異域。和兒子海天遠離，這時作爲人子的許地山的哀痛，可以想見。
許先生1917年入燕大，1920年畢業，得文學士學位。偏巧這一年他的原配妻子臺中林月森女士在上海逝世。到1929年，他才和湖南周俟鬆女士結婚。
許先生又繼續在燕大讀宗教學院，1922年再得神學士學位。同年的秋天，到美國留學，入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研究宗教史和宗教比較學。1924年得碩士學位後，第二年又轉到英國的牛津大學繼續研究宗教史和梵語。1926年返國途中經過印度，又做短期停留，就地研究梵文和佛學。1927年回北平在母校燕京大學和北京大學任教。都是教授有關宗教的課。1930年又南下到廣州，入中山大學任教，同年再到印度研究，一年後返國，再回燕大。1935年，由胡適先生的推薦，到香港大學擔任中文學院的主任教授，以迄於民國1941逝世。在港六年功勞不小，把香港的陳舊的中文教學大事革新，平時又努力社會文化活動，所以他在四十九歲的英年便驟然以心臟病逝世，是很使人惋惜的。
在三十年代作家中，許地山可以說是更早期的新文藝作家。1920—1921年之際，他還在燕大讀書時，正是五四運動後第一個文藝團體“文學研究會”成立，他便是發起宣言簽署十二人中的一個，這十二位作家是：周作人、朱希祖、耿濟之、鄭振鐸、瞿世英、王統照、沈雁冰、蔣百里、葉紹鈞、郭紹虞、孫伏園和許地山。
在文學研究會成立的同時，創刊於宣統二年的《小說月報》也大事革新，刊載新文學作品，就是由文學研究會主編。許地山在1921—1923年間，中短篇小說散文的創作很多，可以說不但是“文學研究會”或《小說月報》的主要的作家，從近代中國小說史來說，在那時期他也是極有貢獻的一位作家。雖然他留學後就極少有文藝作品發表，而是專心致力於宗教的研究了，但是談到三十年代的作家，許地山不但不能漏掉，而且要提前談到他的。
他的中短篇小說及散文作品，大部分是刊於《小說月報》的，而且這時他開始以“落華生”爲筆名寫作。《小說月報》是自第十二卷第一期起革新，他的《命命鳥》在同卷第二期發表後，跟着幾乎每隔三兩期，甚至連續幾期都有他的小說發表，可說是他的文藝寫作的金色年代，像《商人婦》、《換巢鸞鳳》、《綴網勞蛛》、《海南孤星》、《空山靈雨》、《醍醐天女》、《枯楊生花》、《月淚》等都是在《小說月報》上發表的。
至於《春桃》，則是刊於《文學》雜誌上的，其他還有《黃昏後》、《愛流汐漲》、《玉官》、《女兒心》等篇分別發表在《大風》、《東方雜誌》等刊物上。他的文藝作品結集成單行本的並不多，只有短篇小說集《綴網勞蛛》、《解放者》和散文集《空山靈雨》而已。倒是有關宗教的作品，特別是對道教的研究著述，爲數不少。在當代學人中，他也被認爲對道教的探討，是一時無二的。因爲那是學術的研究，不在我們的範圍中，所以不多談及了。
“文學研究會”的宣言中第三條，曾有下面的幾句話：“將文藝當作高興時的遊戲或失意時的消遣的時代，現在已經過去了。……”這正說明五四運動後的文藝作家的路子，是擺脫“消閒”而邁向類似“文學應當反映時代”的觀念了。所以那個時代新文學作家們的作品，常常在小說中放進了作者的人生觀，或者問題的研究，更多的是反封建的色彩。
落華生的小說，在當時是有他獨特風格的，故事背景的安排，也是其一。他有幾篇小說頗有“異國情調”，像以馬來半島爲背景的《綴網勞蛛》，以印度爲背景的《醍醐天女》、《商人婦》等。
國內爲背景的：《春桃》在北平，《黃昏後》在廣州灣，《換巢鸞鳳》在陽江等。一般人都把他列入浪漫主義的一派作家，其實他在小說中不但常常表現他的“人生觀”，同時更有寫實的傾向。就拿他的中短篇小說《綴網勞蛛》來說，就是作者藉故事女主角之口，說出了他對人生的看法，所以小說的一開頭就是四段詩，第一段已經說明了主題：
我像蜘蛛，
命運就是我的網。
我把網結好。
還住在中央。
呀！我的網甚時受了損傷！
這一壞，教我怎地生長？
生的巨靈說：補綴補綴吧，
世間沒有一個不破的網！
這篇小說的女主角尚潔，是童養媳出身，遇人不淑，又因被丈夫誤會而離婚，自己到馬來半島一個採珍珠的海邊棕林裡生活。後來丈夫悔過，向她致歉後，卻以遺贈全部財產遠走檳榔嶼來懲己。尚潔便以蜘蛛結網來比喻她對命運的看法。實際也就是作者借尚潔之口說的話，這些話，該是作者自認爲是合理的人生觀：
我像蜘蛛，命運就是我的網。蜘蛛把一切有毒無毒的昆蟲吃入肚裡，回頭再把網組織起來。它第一次放出來的遊絲，不曉得要被風吹到多麼遠；可是等到粘着別的東西的時候，他的網便成了。
他不曉得那網什麼時候會破，和怎樣不破法。一旦破了，他還是暫時安安然然地藏起來，還有機會再結一個好的。
他的破網留在樹梢上，還不失爲一個網。太陽從上頭照下來，把每條細絲映成七色；有時粘上些少水珠，更顯得燦爛可愛。
人和他的命運，又何嘗不是這樣？所有的網都是組織得來，或完或缺，只能聽其自然罷了。
另一篇《黃昏後》，是寫鰥居的父親帶着兩個女兒在廣州灣的海邊居家，某一個黃昏後，他和兩個純潔可愛的女兒回憶愛妻的生前種種，透露出他對愛妻的懷念和專情，因此當他的女兒問他爲什麼不再給她們找一位可愛的後孃時，他說：“什麼？一個人能像禽獸一樣，只有生前的恩愛，沒有死後的情愫嗎？”
又說：“……一個女人再醮，若是人家輕看她，一個男子續娶，難道就不應當受輕視嗎？……”
《黃昏後》，我懷疑也是許地山自己的悼亡之作，男主角對女兒們所發的感想，應當也正是他久蓄在心中的思念亡妻的話吧。對於生命，他這樣對女兒說：
你和你媽媽離別時年紀還小，也許記不清她底模樣，可是，你須知道不論要認識什麼物體，都不能以外貌爲準的，何況人面是最容易變化的呢？你要認識一個人，就得在他底聲音容貌之外找尋，這形體不過是生命中極短促的一段罷了。樹木在春天發出花葉，夏天結了果子，一到秋冬，花，葉，果子多半失掉了，但是你能說沒有花葉的就不是樹木麼？池中底蝌蚪，漸漸長大成爲一蝦蟆，你能說蝌蚪不是小蝦蟆麼？無情的東西變得慢，有情的東西變得快。故此我常以你媽底墳墓爲她的變化身：我覺得她的身體已經比我長得大，比我長得堅強。我到她的墳上，不是盼望她那臥在土中底肉身從墓碑上挺起來，我瞧她底身體就是那個墳墓，我對那墓碑就和在屋對你們說話一祥。
在五西運動那個大風暴之後，女權的提高，也是那時代所要求的，不止於在法律、在婦女運動，就是在文藝作品上也是常常有的。許地山有許多小說都很替女人講話，《春挑》也是一例：“女人也是人”——我們讀後會產生這樣的想法。
在許地山的並非產量豐富的小說創作中，所以選刊《春桃》，實在是因爲我特別喜愛“她”，這並非由於背景是北平，或者我自幼熟悉“揀爛紙的”這類的婦人的生活，而是從小說寫作技巧上說，它很完整，所描寫“春桃”這個人物很成功。春桃不識字，除了揀爛紙，應付生活，並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五四運動”在“鬧着”，更不知道有許多知識婦女正在要求男女平等、提高女權，或者反封建、打倒舊禮教的事情。但是她自己會處理她的生活，她知道她需要什麼，這也是作者許地山所安排下的合理的“人”的生活吧！春桃很可愛，她並沒有窮兇極惡地做出一副婦女運動家的姿態，她對男人還是體貼的、關懷的、愛戀的，因爲她是女人。希望讀者自己來欣賞這篇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