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座！剿匪剿匪，眼下已經剿得丟了南京，連南昌都呆不住了，您居然還要繼續清剿赤匪？！”
眼看着蔣委員長如今已是大敵當前、命在旦夕，居然還不忘剿滅赤匪，陳誠顯然對這種“生命不息、剿匪不止”的瘋魔精神感到很是不可思議，“……您現在最要緊的是聯合各方勢力，壯大我方陣營，甚至連赤匪也都可以聯絡利用，比如說訂立一個合作盟約，這樣才能背後有洋人撐腰的南京僞政府進行對抗啊！”
對於陳誠在病急亂投醫之下提出的“通共建議”，蔣介石只是輕蔑地一笑：“……窮赤佬怎麼靠得住？洋人怎麼打得過？上海赤匪自陷死地，覆亡之期已是指日可待，真要跟他們攪合在一起，那纔是找死呢！
唉，這世上的很多事情，就是這樣的無奈啊！眼下‘何婆婆’（何應欽的綽號之一，因爲他辦事有些婆婆媽媽而得名。）得到全世界帝國主義撐腰，正是氣焰囂張的時候，我暫時只有退避三舍，讓他和汪某人猖狂上一陣子。但是要不了多久，他們就會發現，中國的事情若是沒了我蔣某人，就一定是玩不轉的！”
“……這……就算是暫時要對南京方面忍讓，委座，我們又爲何還要靡費僅有的一點兒軍餉，深入大別山那種窮地方清剿赤匪？鑑於當前的艱難時勢，只要守住武漢三鎮和江漢平原的富庶之地不就夠了？”
陳誠似乎還是有些難以理解蔣介石的“深謀遠慮”，“……失去了上海灘的財政支援之後，當前我方的軍力財力匱乏到了極點，發行的鈔票等同於廢紙，刮地皮一時間又刮不出多少油水，更別提還要供養海軍的那些吞金獸……清剿赤匪的軍費從哪裡來？總不能讓將士和官員們節衣縮食、捐出薪水報效國家吧！”
“……唉，正是因爲手裡沒有錢，偏偏開銷又那麼大，我纔要這樣不惜一切代價地賣力剿匪啊！”
蔣介石的回答似乎有些不符合邏輯。但接下來便解釋了其中的奧秘，“……我已經跟香港那邊過來的中介人聯繫好了，等到行營搬遷到武漢之後，漢口的英國和美國銀行將會給我們提供貸款，甚至承接一定數量的公債，但是有一個前提——我絕對不能因爲一時落魄，而跟赤匪勾搭。否則就是死無葬身之地了！”
陳誠這才恍然大悟——民國時代的武漢三鎮，作爲長江航線的樞紐，南中國內陸的工商業重鎮，以及中外貿易的重要集散地，這裡同樣是風氣開化、租界林立，素有“小上海”之稱。所以。跟上海灘的十里洋場一樣，武漢這裡同樣有着一批華資和外資的金融機構，能夠給各路政要和大帥們提供籌錢的渠道。
當然，眼下由於在上海的總行已經完蛋，武漢的華資銀行分行自然也只有關門大吉。但那些外資銀行、香港銀行的武漢分行卻依然能夠運作，只要能夠跟它們背後的大老闆搭上線，蔣委員長就算在失去了上海灘的大錢包之後。也依然能夠靠武漢的這個小錢袋苟延殘喘下去。不過，美英帝國主義的錢也不是那麼好拿的，發放貸款的首要前提就是跟赤色分子劃清界限——而這正是蔣介石的天賦強項。
此外，通過美英帝國主義這一姍姍來遲的善意表現，蔣介石還從絕境中看到了東山再起的一線希望。
——雖然迫於紅軍攻佔上海，可能從此掀起遠東紅色革命的巨大威脅，爲了借用大日本皇軍這把鋒利的刀子，清剿上海的紅色力量。美英帝國主義不得不暫時縱容日本在華勢力的急速擴張，甚至允許日本打倒自己的在華勢力代理人蔣介石，改而扶植了一個以汪精衛爲首的親日派中國政府。
但是，狡猾的美英帝國主義並沒有坐視日本在中國開疆拓土，而是從一開始就準備了後招——利用日軍清剿赤色分子的“借刀殺人”尚未開始付諸行動，接下來翻臉不認人的“卸磨殺驢”計劃就已經在醞釀。具體來說，就是給蔣介石提供資金援助。讓他暫時蟄伏上游，整兵備戰。一旦未來時機成熟，美英等國就會一邊逼迫日軍撤退，一邊放出這頭老虎。再一次打倒南京的親日派政權，從而奪回一切在華利益。
對於此時在南昌坐困愁城的蔣介石來說，美英帝國主義的這個打算，自然無異於讓他絕處逢生。
“……不用太擔心何應欽的進攻，他藉着日本人的東風，最多也就能打到江西，然後就會被我們的美國朋友和英國朋友阻止。等到我們在武漢站穩了腳跟之後，就籌備成立武漢國民政府，以便於跟南京方面分庭抗禮，再現寧漢對立的局面！嗯，最初當然要蟄伏一段時間，養精蓄銳。等到日本和美英的關係破裂之後，我們就能依靠美英友邦的幫助，沿江順流而下，直撲南京，重建黨國大業！”
蔣介石一邊努力給此時依然不離不棄的愛將陳誠鼓勁兒，一邊還講了他在武漢“另立中央”之後的人事安排——自己當然是繼續擔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前南京國民政府主席林森擔任國家主席兼行政院長，以便於收攏社會名流之心，而陳誠則就任軍政部長，也就是原本屬於何應欽的位置……遺憾的是，自以爲有了萬全之策的蔣介石，此時並沒有預料到，想要在武漢三鎮另起爐竈的“玩家”，眼下可不止他一個……
“……報告委座，從四川方面發來的情報，劉湘昨天在萬縣召開誓師大會，集結了數萬川軍，號稱要水陸兩路東征援鄂，前鋒部隊已經快要走出三峽了！”一名機要秘書匆匆奔進辦公室，報告了上述噩耗。
“……娘希匹！這幫四川耗子也敢跟我搶武漢？快點收拾！一個小時之後就出發去機場！”
此外，就在美英帝國主義謀劃着“卸磨殺驢”之際，日本人同樣也在打着“挾匪自重”的算盤……
天津日租界，北支那駐屯軍或者說“天津軍”司令部的某間辦公室
這是一間鋪着榻榻米，裝了紙拉門的傳統日式和室。和室的牆角擺放着精緻的小神龕和古老的日式鎧甲，和室的牆上掛着軍刀和太陽旗，以及一幅主題爲富士山鎮壓着長城的軍國主義題材浮世繪，此外還有四個古色古香的掛軸條幅。上面用端正的楷書寫着日俄戰爭之中日本“軍神”乃木希典的四句名詩：“……肥馬大刀尚未酬，皇恩空浴幾春秋。鬥瓢傾盡醉餘夢，踏破支那四百州！”
身穿軍裝的陸軍參謀本部作戰部長石原莞爾少將，此時正跪坐在榻榻米中央的一張矮木桌旁，皺眉翻閱着一疊厚厚的文件報告，不時還提筆在桌邊的作戰地圖上做幾個標記。
辦公室的窗外，不時傳來日本軍官們醉醺醺的“萬歲！”和“武運昌隆！”等歡呼聲。以及“慰問團”妓女們的咯咯嬌笑——這是天津軍的各級日本軍官們，在得知“南京無血開城”的空前喜訊之後，興高采烈地在舉辦祝捷宴會，用挾妓豪飲來慶祝無敵之大日本皇軍僅用一個月就征服支那的“蓋世武功”！
而制訂了本次“南京突襲作戰計劃”的石原莞爾少將，也因功飛黃騰達，不僅拿了勳章。還升任陸軍參謀本部作戰部的部長——這個集中了參謀本部90%權限的核心要職，離參謀次長也就只有一步之遙了。
但是，作爲當前日本陸軍之中的第一流戰略家，石原莞爾卻並沒有升官和嘉獎衝昏頭腦，而是冷靜地從輝煌勝利的背後看到了喻示着危機的陰霾，並且開始着手準備解決的對策。
事實上，如果不是突然冒出了這樣一個天賜良機。石原莞爾是根本不贊成擴大對華侵略的。
——石原莞爾，日本陸軍大學30期次席畢業，畢業後留學德國，據說是能夠讀懂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的爲數不多的日本人中的一個。不僅如此，這位天才還發展了《戰爭論》，整出來了一個“最終戰爭論”。具體來說，就是認爲未來世界的衝突是東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衝突，作爲東方文明代表的日本。不可避免地要和作爲西方文明代表的美國要進行一場所謂“最終的戰爭”，以此來決定人類社會的走向。
石原又認爲，在這場“最終戰爭”的較量中，日本在大戰略上處於極端不利的地位：國土狹小、沒有縱深，缺乏多種戰略資源。在這場持久戰的過程中，日本一定要一個後方基地，這個基地就是滿蒙——這就是“滿蒙生命線論”的由來……也正是在這一理論的指導下。石原莞爾一手策劃和挑起了九一八事變，並且依靠他對時局的精準判斷，只付出了微不足道的代價，就輕易奪取了東北三省。其軍事才華堪稱妖孽。
然而，根據石原莞爾的戰略思想，他對中國、蘇聯以及美國的戰爭進程，是有精確的步驟設計和嚴格的規模控制的。在成功奪取滿洲之後，就應該在至少十年之內不與中國國民政府爭鋒，而是向當時的中國國民政府無力保護的內蒙古地區擴張，同時挑動關內動亂，使得中國長期陷於內訌失血；同時大力經營滿洲、內蒙，建立起一個可以進行持久戰的大後方，以及一支強大的、自給自足的軍事力量，最終達到滅亡中國，並通過與美國的最終戰爭，實現稱霸世界的目的，其野心之龐大，計劃之詳密，令人瞠目。
可問題是，這世上的很多事情都是一個悖論。石原莞爾通過發起“九一八事變”，確實是讓日本奪取了廣袤肥沃的東北三省，擁有了發起一場世界大戰的物質基礎。但同樣也開創了低級軍官違反軍法搞“下克上”，強行裹挾政府和軍隊開戰的前例——“九一八事變”輕易拿下東北讓日本軍方嚐到了甜頭，與此有關的軍官，包括主謀石原莞爾在內，全都加官進爵、官運亨通，由此製造了一個極大的惡果，就是後來的日本軍官越來越不把政府和軍部的指示當一回事，覺得只要能夠打勝仗，就是抗命違令甚至僞造軍令也沒啥！
偏偏石原的那些後輩們，卻只有升官發財的野心。沒有石原的才能——你石原不就是搞了一個“滿洲事變”就一舉成名了嗎？你會我也會，於是大傢伙一擁而上，各種各樣的“事變”像雨後的狗尿苔一樣，把日本陸軍參謀本部都要給搞傻了！而日本陸軍的一切長期戰略計劃也就成了廢紙，因爲前線軍隊完全就是處於失控狀態，拉都拉不住……這回石原莞爾到華北來遏止“天津軍之暴走”，責問那些無視軍紀的參謀軍官的時候。就被他們毫不客氣地譏諷說：“我們只不過是模仿石原閣下當時在滿洲事變中的作法而已”。
——所謂上樑不正下樑歪，你石原莞爾能捏造軍令做了初一，咱們這些後生晚輩又爲啥不能做十五？
這幫大腦中二病惡變晚期的青年參謀軍官，甚至還胡謅出了這樣一套理論——要保衛日本，就要佔領朝鮮半島；要保衛朝鮮半島，就要佔領中國東北；要保衛東北。就要佔領華北；要保衛華北，就要佔領全中國；就要佔領南洋；就要佔領澳大利亞；就要……這侵略擴張的口號實在是狂到了沒邊，令人歎爲觀止。
可是，就算雄心勃勃的大日本皇軍有這樣的好胃口，皇軍背後的大日本帝國能有這樣雄厚的國力嗎？
在石原莞爾看來，日本眼下的國力還是很貧弱的，工業和經濟在列強之中都是敬陪末座。出口創匯的主要商品居然是生絲和花姑娘——也可以說是“性.奴隸”——爲了維持陸軍和給海軍造鉅艦，賦稅收得死重死重，階級矛盾空前計劃，以至於美英經濟學家在調查過後，都奇怪日本人爲啥壓迫成這樣都還沒造反。
更糟糕的是，這些年的日本又跌進了經濟危機，尤其是東北部農村，更是遭受了明治維新以來最嚴重的糧食減產。農民不得不以草根爲食。他們的女兒被買去當歌妓，兒子被徵發去滿洲“保衛國家利益”。就算兒子寄回了軍餉，在地主的逼迫之下，這些錢也不能用來贖回女兒的錢，而必須首先去付地租和稅金……
石原莞爾知道的另一樁悲劇，發生在一位兒子被徵發到滿洲當兵的農民父親身上——兒子在被徵發去滿洲之前，寫了封信告訴鄉下的父親。但是忘了貼郵票，而父親因爲付不起區區4分錢的郵費不能收信……一個月以後，父親接到兒子在滿洲戰死的正式通知……
所以，在石原莞爾看來。這些前線參謀軍官不斷違反軍令，挑起各種事變、擅自擴大戰爭的做法，完全就是一種走向賭場的賭徒的心情。他們其實並沒有必勝的信心，只不過用豪言壯語掩蓋着內心的恐慌，企圖靠一場賭博來讓自己飛黃騰達、加官進爵……這些人或許以爲，就算輸了最多也不過是切腹而已，軍人又有哪個是怕死的？可他們在作出決斷之前，似乎從來都沒有想過，他們投下的賭注可不僅僅是自己的前途和官職，還有成千上萬將士的生死和整個大日本帝國的命運啊！這不是公器私用嗎？
更重要的是，他們根本就不懂得“在發動戰爭之前就要考慮如何結束戰爭”的道理，挑釁開戰唯一目標只是自己的出名和升官……像這樣根本不顧日本的實力和長遠的戰略，一次又一次自說自話地隨意挑起戰事，最終只會讓日本帝國陷入長期全面戰爭的泥沼中不能自拔！偏偏以自己身爲“滿洲事變”主謀者的身份，根本沒有任何立場去教訓這些後生晚輩——因爲他自己就是靠着“滿洲事變”贏來了榮華富貴！
——如果只是前線少壯派參謀軍官暴走，只要軍部狠下決心，勉強還能管束得住。等到整個軍部一起暴走之後，恐怕任何戰略家都控制不住局勢了——中下層的人都想效仿“九一八事變”搞軍事冒險來升官，上層的大佬利用下層軍官的訴求，把他們當槍使來打擊異己……和後世的日本政治一樣，都是爲了自身的權勢地位而不顧國家的長遠利益，無非是後世用選票，當時用子彈和炮灰……
於是，石原莞爾在日記裡憂慮地寫道“……如果進入戰爭狀態就一定是長期持久戰，什麼‘懲罰中國，數月間蔣政權就會崩潰，所以只需要短期決戰’是極大的錯誤。一直到明治維新爲止，中國都是亞洲的霸主國家，而令周邊所有國家感到害怕，日本人則從甲午戰爭戰勝了中國以後，就認爲中國是一個衰老的國家，而看不起它……然而，中國有自古而來的高度文明，而物質生活又極爲原始，各個地方有高度的自給自足的可能，這些都成爲對持久戰的極爲有利的條件。如果開戰，我國有可能逼迫中國進行決戰，但是會不會變成持久戰，則主要取決於中國的決心和意圖……而我國是絕對打不起持久戰的……”
幸好，就在這個皇軍即將滑入深淵的時候，天上突然掉下來一個“上海赤軍事變”，讓石原莞爾終於找到了突破僵局的一線曙光，並且成功取得了第一階段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