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這樣一個連轉個身都沒空間的狹窄住處，一個牛頭馬面輪番上陣、魑魅魍魎粉墨登場的生存環境，王秋覺得就連現代那些“北漂”一族在北京租住的地下室，還有民工們的集體宿舍都要比這鬼地方強得多……但跟着一起過來的幾位地下黨，卻已經對顧曼莎這個有電燈和自來水供應的住處頗爲羨慕了。
——根據這幫地下黨的說法，他們大部分人乾脆連個房子都沒得住，只能睡在閘北貧民窟的破草棚裡。
把顧曼莎這個病人安頓下來之後，王秋他們就留下了胡總政委照顧他的女弟子，然後帶着新結識的諸位地下黨同志們，來到他們之前租用下來堆放貨物的倉庫，擺了幾張桌子沏上茶水，跟着這些跟愛國主題宣傳電影中的形象似乎很不一樣的革命前輩們，聊起了他們投身革命的經歷。
結果，似乎是因爲鬱悶已久的關係，才幾杯茶水下肚，他們就打開了話匣子，滔滔不絕地吐起了苦水。
總的來說，大家都不是懷着對共產主義的美好憧憬來搞革命，而是被絕望的命運給逼得走上了這條路。
首先是一個私奔出來的姨太太，乃是被俊俏小情人給騙了家當又狠心拋棄，接着還走了一堆黴運差點淪落青樓的，說起自己悲慘的情史和創業史，那真是一把鼻涕一把淚：“……這天下的男人就是靠不住啊！”
原來，這位姓傅的姨太太。原本也是大戶人家的小姐，家裡又是開明的書香門第，沒有什麼“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迂腐陋習。捨得花錢送女兒去讀書。而傅小姐本人也很爭氣，不僅長得花容月貌，還頗有才氣，畢業於大名鼎鼎的上海中西女塾，容貌才德在姑娘堆中也是首屈一指，家裡也給她安排了一門好親事。
只可惜人在家中坐、禍從天上來——傅小姐做夢也沒有想到，這張爲她在上海引來無數人傾慕的美麗臉龐。竟然成爲自己被命運虐待的根源……使得她在畢業返回唐山老家的半路上，在家門口被一位馬匪出身的師長給搶了去當姨太太！等到她家裡反應過來，趕緊託關係組織營救的時候。傅小姐都已經被那位師長用了春藥上牀破身，覆水難收了——這可真叫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啊！
很顯然，這樣一位喜歡抽大煙的文盲大老粗師長。絕對不是才女傅小姐喜歡的那盤菜；而跟那位尖酸刻薄的正室大老婆和花枝招展的另外幾房姨太太之間的激烈宅鬥。更是讓她苦不堪言；孃家那邊偏偏又因爲她“不知自愛”、“有辱門風”，而跟她斷絕了往來，讓她深感自己被整個世界給拋棄了……
心情鬱悶之下，她跟一個文質彬彬的金絲眼鏡小白臉文書看對了眼，隨即更是打得火熱，在情人的甜言蜜語之下，深陷情網的傅太太便狠了狠心，捲了不少錢財從那個烏煙瘴氣的大院裡跑了出去。勾搭着情夫一路乘火車私奔到了上海，以爲自己總算是有了個歸宿。誰知卻又是遇上了一隻白眼狼——他們纔剛到上海火車站。這個小白臉就帶着全部行李錢財一溜煙跑得不見了蹤影……
虧得她自從當年被強搶爲妾之後，就多長了一個心眼，除了行李之外，貼身口袋裡還藏着一筆錢，再典當了自己頭上的髮簪和耳環，居然也湊出了好幾百塊大洋，這纔沒有剛到上海就淪爲女流浪漢。
儘管手裡還有點錢，但就這樣坐吃山空也不是個事。正當傅太太發愁的時候，卻偶然聽說了民國時代的著名女強人，四川軍閥太太董竹君帶着四個女兒逃家，來到上海創辦錦江飯店的事蹟（具體可搜電視劇《世紀人生》），一時間頗爲神往，心想自己在學校裡的時候，上家政課總是拿滿分，尤其擅長西點手藝，烤餅乾、煎牛排、做蛋糕都是一流，還沏得一手好紅茶，做餐飲業應該不比那位傳說中的董竹君差……
於是，傅太太就拿出了手頭的全部積蓄，雄心勃勃地在上海租界裡開了一家糕點房，打算把自己的廚藝發揮個淋漓盡致，不讓那位貧民窟出身的錦江飯店老闆娘專美於前。
然後，供貨商狠狠地坑了她一把，在給傅太太的麪粉、砂糖、咖啡和胡椒粉裡，摻了大量砂子和石灰……等到傅太太氣沖沖地前去理論之時，才發現對方背後有青幫小頭目撐腰，對自己這麼個無權無勢又無錢的弱女子根本有恃無恐。結果，她非但被坑得血本無歸，還差一點丟了小命。
眼看着已經快要身無分文，傅太太只好擦乾眼淚，收拾行李悻悻離開，憑着自己精通四門外語的本事，應聘去某個據說愛國愛民、剛正不阿的著名文人家裡當私人翻譯。結果那位道貌岸然的社會評論家從她來的第一天起就撕下了假面具，毫不掩飾地盯上了這個年輕美貌、無依無靠而又博學多才的女翻譯，各種威逼利誘的求愛手段一茬接着一茬……傅太太勉強煎熬了一星期，僱主家裡讀大學的兒子放暑假歸來，同樣也雙眼放光地纏上了她——最後在一個悲催的夜晚，被灌了不明液體的她，居然同時失身給了父子倆！
如此重口味的可怕遭遇，讓心中還有節操的傅太太痛不欲生，繼而產生了出家的年頭，於是跌跌撞撞地逃出了僱主的宅邸，找了家女修道院投奔進去，想要皈依上帝當修女……誰知卻是纔出虎口又入狼窩！
原來，那家貌似神聖莊嚴的修道院，其實卻是個玩“制服誘惑”的“特殊青樓”。專供那些內心齷齪的客人們，在莊嚴的教堂裡，在神聖的十字架下。伴奏着悠揚的聖歌，享用修女的身體，以此來體會那種褻瀆神靈的無限快感……如果不是及時得到了胡總政委的搭救。傅修女就當真要扶着十字架被強插了！
總之，在對親人、對愛情，對社會，對宗教統統都徹底絕望之後，傅太太從此被共產主義理想吸引，立志要投身革命，改造這個不公平的社會。“……我算是明白了，在這個殘酷的世界上，如果沒有權力和地位來保護自己。那麼就連長得漂亮也是一種罪孽！只有打碎這個舊世界，才能不讓我身上的悲劇重現……”
此後，傅太太就以修女的身份，在胡德興這個紅色牧師的教堂裡從事地下黨工作。直至如今。
在傅太太說完了自己的悲慘遭遇之後。接下來開口的是一位姓李的黃包車伕，自稱當過某位司令的副官，原本日子過得還挺滋潤。只可惜這天下沒有常勝不敗的將軍，在中原大戰之後，他那位司令的兵馬被蔣委員長收編，派往江西“剿匪”，結果跟所有的雜牌軍一樣都是後孃養的，在薪餉、供給和待遇上飽受冷遇——大批官兵出征一年都還沒見過軍餉是啥模樣。伙食服裝更是比紅軍還要差，於是氣得集體投共了！
集體叛逃事件之後。管不住部隊的司令自然是上了軍事法庭，還被扣上了通共的罪名。而跟着司令打拼了半輩子的李副官也沒了東家，上面既不發遣散費也不給安排復員，想要跳槽繼續在軍隊裡吃糧，又沒有可靠的人脈關係，更拉不下面子再從大頭兵做起……萬般無奈之下，只好流落到上海的花花世界來謀生。
然而，他很小就被抓了壯丁，之前已經打了半輩子的仗，除了開槍殺人之外，對於其它的謀生手段幾乎是一竅不通，做小生意是做一次賠一次，種地也競爭不過那些莊稼把式，進工廠同樣笨手笨腳砸了活計，最後，李副官身邊的積蓄統統用盡，只好去拉黃包車——可黃包車也不是那麼好拉的！
在這年頭的上海，光是從車行租一輛上過牌的黃包車，每月一般得交25塊大洋的份子錢，這就意味着車伕辛辛苦苦一個月，一多半收入都是給車行掙的。而且，若是沒有關係和人脈的話，還根本租不到！再扣掉給幫會混混、巡捕警察的例行孝敬，以及交通違章的罰款——算上後來增加的日租界，這年代的上海居然有四套交通法規，比如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就是一個右行一個左行，對於基本是文盲的黃包車伕來說，想要完全不犯錯可真是太難了——因此上海黃包車伕的平均月收入只有九塊大洋，窮得連飯都吃不飽。
因爲租不到車行裡上過牌的黃包車，李副官只好偷偷去拉沒牌照的黑車，結果既被交警查扣，又被車行的打手毒打……在最倒黴的時候，他甚至差一點去跳黃浦江。虧得在自殺之前，李副官跑到了胡總政委的教堂裡祈禱告解了一番，從而被胡總政委忽悠上了賊船，否則眼下還有沒有他這個人都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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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前面這兩個人的悽慘遭遇，還可以歸結爲個人的命運之不幸，那麼接下來幾個工人的敘述，則充分體現了民國時代中外資本家的剝削之殘酷，甚至就連“抗日愛國”都成了剝削壓榨工人的藉口。
在閒聊中，一位紗廠的工人嘆息說，原本通過大革命和五卅運動，上海工人的待遇已經有所改善。但是自從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以來，各種好不容易爭取到的勞工保障條款，就基本成了空文。
再往後，1929年的世界經濟危機爆發，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都陷入了可怕的大蕭條，上海工人的收入水平和福利待遇更是一落千丈。到了1932年，上海棉織業同業工會乾脆聯名向國民政府請願，以減少成本增加與外商的競爭力爲名，公開要求大幅度降低工人工資——“……面對經濟危機，紗廠的資方將損失轉嫁到工人頭上。前年的工資打了八折，今年的工資更是要打七折！每天的工資只有四角錢！中午的半個小時吃飯時間沒有了，每個月的休假也沒有了。請假一天就要扣一塊錢！請假三天就要捲鋪蓋滾蛋！在大革命時被廢止的超時工作制，如今也在‘服從民族鬥爭需要’的口號中被恢復了，一天要上十六個小時的工！也就是說除了睡覺吃飯之外。其餘時間都得工作——就是牲口也不能這麼使喚啊！”
這位骨瘦如柴的紗廠工人如是抱怨說，同時繪聲繪色地模仿起了老闆訓誡他們的口吻：“……你們不是痛恨日本人嗎？不是要反日愛國嗎？日本人正要打倒華紗，使得你們沒有工做呢！現在你們幫助廠方減低出品成本，就是表示我們中國‘勞資合作’的團結精神，也就是抵日貨、救中國的愛國行動！萬一各位工友不肯幫忙，那末我們無法維持，只有關廠！而你們這幫懶鬼則個個都是漢奸賣國賊！”
說到這裡。他不由得攤了攤手，“……話都已經說到了這一步了，我們還能怎麼辦呢？多費點力氣總比失業好……可是每天十六小時工作之後。那感覺真是彷彿大病初癒。更別提在有些時候，還要加班到每天十八個小時！當真是連走出車間的力氣都沒有了！而工錢卻只給十二小時的！甚至還要打折，還要遲發！
我有個曾經一起扛槍的好兄弟，乃是一條身強力壯的山東大漢。一個人打五個不成問題。誰知淪落到紗廠裡幹了才一年。一身疙瘩肉就掉了個精光，手腳像蘆柴棒一般的瘦，面色像死人一般的慘，走起路來好像踩高蹺，整天咳嗽流冷汗，還是硬撐着做工，最後活活累死——死的時候只剩了不到六十斤重啊！
哎，在工廠裡活活累死。都還不是最慘的。有些工友累出了渾身的重病，站都站不起來。實在是幹不動活，卻又一時死不了，結果就被老闆一腳踢出廠門……可憐他們已經是連爬都爬不動，想要當乞丐都沒有力氣開口討飯，只能就這麼蜷縮在牆角，等着什麼時候被餓死凍死，沒有餵了野狗就算是運氣……”
接下來，香菸廠的員工也抱怨說，他們的工廠最近改用了流水線作業，生產速度大大加快，工人數量卻並不增反減，以至於一個人要負責好幾道工序，還要連續工作至少十幾個小時，一刻都不得休息。因此每個禮拜都有人忙中出錯，被絞住頭髮或削掉手指頭……而這年頭的中國工人既沒有工傷待遇，也沒有意外傷害保險，即使成了殘廢，東家最多也就是給幾塊錢，然後丟出去自生自滅……
像這樣在工廠中被榨乾血肉的過勞死，聽上去已經夠可怕了，然而更可怕的是，在付出瞭如此損害健康的勞動之後，有很多工人依然拿不到應得的工錢——“……從去年開始，廠裡的工資就只發一半的現錢，另一半發賣不出去的本廠產品（絲綢），讓工人自己想辦法賣掉來換錢，可身邊的朋友們都窮得沒飯吃，哪裡買得起綢子呢？如今市面上的絲綢又嚴重滯銷，連當鋪都不肯收！沒有辦法，我只得抱着綢子哭！”
一位臉色憔悴的絲綢廠女工捧着茶杯，泣不成聲地哭訴說，而王秋則很憐憫地表示，自己願意出錢收購她的綢子，並且考慮是不是要下個單子，把她們廠裡積壓的絲綢買來——反正自己手裡就數鈔票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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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了這些工人的悲慘敘述，看着他們廋骨嶙峋、未老先衰、百病叢生的身體，王秋同學深受震撼。
事實上，且不說那些在故事中被活活累死、被老闆踢出工廠凍死餓死的工人，就是眼前這幾個還在人世間掙扎的傢伙，在王秋的眼裡，貌似也都是一副垂垂待斃、行屍走肉的模樣——平均不過是二三十歲的年紀，卻衰老得好像是四五十歲的人；無論是男是女，全都身材傴僂、反應遲鈍，走路踉踉蹌蹌，體質極爲虛弱；多半患有肺炎、肺結核、支氣管炎和哮喘病，以及消化不良症、肝病、腎病和風溼症這些常見的職業病。卻根本沒有錢去治療，也沒有假期去調養，只能過一天算一天地熬日子……
就連古埃及那些在尼羅河畔種田的農奴，貌似也比這些資本主義的“自由人”更加健康得多！
對於這些民國時代的無產階級勞動者來說，工廠的鐵門恐怕就像是吃人怪獸的大嘴，上工的汽笛就是吃人的咀嚼聲，吞進去一條條鮮活的健康生命，吐出來一具具垂死的行屍走肉……這簡直是太駭人聽聞了！
怪不得馬克思會說：“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着血和骯髒的東西。”——像這樣原始版本的資本主義，果然是一套吃人的制度！不是誇張，不是藝術化的修辭，是真的在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