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的來說，在抗戰爆發之前的土地革命戰爭時期，蔣介石在戰略戰術上的水平實在是不敢恭維。
從二次北伐、蔣桂戰爭到中原大戰，蔣介石在臨陣指揮上一直都沒有任何出彩的表現。他花費重金裝備起來的中央嫡系部隊，屢次被窮得叮噹響的西北軍大刀隊給打到一敗塗地。最後幾乎完全是依靠銀彈戰術、賄賂收買、挑撥離間這樣上不得檯面的陰私手段，才把自己推上了全國領袖的位置。
然而，在對付紅軍的時候，蔣介石擅長的這些陰謀詭計、收買挑撥之策，就完全不管用了。
——其實，工農紅軍的將領也不是絕對不能收買，畢竟並非每個黨員都是用特殊材料做的。但問題是，不光是共黨講究“政治正確”，國民黨也一樣如此。爲了彰顯自己的“階級性”，那個時期的國民黨連自己內部的左翼成員都能狠下屠刀，有殺錯無放過，對待正牌的共黨分子更是一向殘酷無情，萬萬不肯寬恕。
甚至就連向忠發總書記這樣的頭牌大腕，在被捕之後主動要求投降倒戈，毫無節操地供出了自己腦子裡的全部情報。等到招供完畢之後，這位總書記大人都被立刻割喉處決，連個緩刑都不給……且不說向忠發頭腦裡的情報到底有沒有價值，光是衝着他的名頭，也應該把他好吃好喝地供起來，然後讓他時不時上廣播或到集會廣場上現身說法一番，以此來動搖共黨的鬥志。也就是所謂的“千金市馬骨”啊！
可蔣介石卻殺伐果斷地把他這麼一處決，立刻就起到了嚴重的反效果。那些原本可能還心懷動搖的地下黨與紅軍將士，統統噤若寒蟬——連總書記投降都不能免死。下面的小嘍囉哪裡還有活路？除非到了萬不得已的境地，還有哪個不怕死的紅軍大佬膽敢“棄暗投明”，賭一賭自己的人品是否夠硬？
既然蔣介石爲了“政治正確”的立場問題，自己堵上了自己最擅長的撒錢收買分化之路，那麼接下來就只能完全依靠正面作戰了——而這從來都不是蔣介石的強項——從第一次圍剿到第五次圍剿，蔣介石投入的兵力一次比一次多，可結果是紅軍沒怎麼被消滅。中央蘇區的範圍倒是越打越大了。
而且，這廝的脾氣一向都是屬驢的，牽着不走。打着倒退，犟起來能把腦袋往南牆上撞個七八回也不肯改……這些年前後幾次圍剿中央蘇區，他都用了差不多同樣的作戰方略，吃了不知道多少苦頭。愣是癡心不改。一次又一次地在不熟悉山地作戰和不顧後方補給的情況下，盲目指揮自己的嫡系軍隊跟着紅軍四處亂跑。以至於肥的拖瘦，瘦的拖死，最後敗得一次比一次慘……
這一回的第五次圍剿作戰，蔣介石採用了軍事顧問漢斯？馮？塞克特上將和亞歷山大？馮？法肯豪森上將的建議，決定採取持久戰和堡壘主義的“新戰略”——說穿了也就是曾國藩昔年組建湘軍剿滅太平天國的“結硬寨、打呆仗”戰術的翻版，談不上有多少新意，完全就是憑藉雄厚的本錢來慢慢地磨死人。
無奈蔣介石這次投入的本錢實在厚實。動員了五十萬嫡系大軍，還有五十萬不太聽話的軍閥部隊——正所謂“一力降十會”。這麼多的兵馬砸下去，勢單力薄的紅軍就算再怎麼詭計百出，也難以招架得住。
另一方面，江西瑞金中央蘇區的戰爭潛力，卻已經被一次次無休止的圍剿給幾乎耗盡了。
——在第四次反圍剿戰爭取得勝利以後，1933年的中央蘇區一度發展到了鼎盛時期，下轄江西、福建、閩贛、粵贛4個省級蘇維埃政權，共設有60個行政縣，其中江西省22個縣，福建省15個縣，閩贛省16個縣，粵贛省7個縣。中央蘇區總人口達到了435萬，總面積約爲8。4萬平方公里。
從數字上看，中央蘇區的形勢似乎一片大好，但實際上，上述的多數地區都屬於“拉鋸”區，敵退我即佔，敵進即失去，所謂的60個縣很多是新設的，真正的後方依然不過是贛西南和閩西兩地而已。
在這一階段，紅軍總兵力也從3萬增加到10萬，但這基本上已經是這塊地方能夠支撐的極限，甚至都有些透支民力了——此時，紅軍的兵源主要是以俘虜和新募的農家子弟補充消耗，數量和質量都很成問題。據黨史資料，僅瑞金一縣，1934年前已犧牲18000人，被殘殺5萬人，“但羣衆仍然踊躍報名參軍”。可瑞金縣當時的總人口也不過是是二三十萬人，如此竭澤而漁，就算羣衆再怎麼踊躍，又能支撐到幾時？
日後在課本和文藝作品中被熱情宣傳的紅軍老班長和紅小鬼，其實是當時蘇區兵源枯竭的悲哀體現。此時的中央蘇區已經跟一戰末期的德國相似，看上去開疆拓土、兵威赫赫，實際上已經只剩了一口氣。
爲此，中央局不得不發出口號：“每個勞動婦女英勇地踏上生產戰線，如像紅軍戰士上火線一樣英勇！”臨時蘇維埃中央政府還決定，在各鄉蘇政府之下都要設立婦女勞動教育委員會，組織有經驗的老農，幫助婦女學犁耙、學插秧，甚至專門爲小腳婦女生產小腳草鞋，以便於動員她們展開生產……
這些口號雖然慷慨激昂，但卻無法掩蓋背後的慘淡現狀——整個蘇區的人力資源，已經被幾乎榨乾了。
更糟糕的是，江西瑞金中央蘇區位於羣山之中，原本就是比較落後的地區，幾乎沒有工業。紅軍在第三次反圍剿勝利之後，纔在瑞金設立了第一座兵工廠。職工最多的時候也只有1300餘人。根據紅軍戰士的回憶：“……說是工廠，其實最早是僅有幾把斧頭、鐵錘的作坊，稍後增加了銼子、鉗子、風箱……等等。經過幾年的努力，到1931年10月成立紅軍兵工廠的時候，纔有了比較完整的修械和翻造子彈的手工工具。後來又增加了手搖鑽牀、手搖衝壓機，四尺、六尺、八尺皮帶車牀、皮帶鑽牀等共十幾部。但由於缺乏柴油，以至後來根本斷絕了柴油的來源，搬遷到崗面的時候就利用水力衝動水輪機，帶動皮帶車牀移動。”
“……當時原材料的來源。主要是沒收地主和神廟裡的金屬鑄器，收集蘇區境內能利用的所有廢銅爛鐵和土硝、硫磺等等。另外，從戰爭中繳獲的勝利品也初充一部分。由於國民黨對蘇區的封鎖特別嚴密。那時候，工具和原材料，有錢也難從蘇區外邊買進來。”
從1932年到1933年的這14個月時間裡，這個兵工廠總共修配步槍4萬多支。迫擊炮100多門、山炮2門。機關槍2000多挺，製造子彈40多萬發，翻造手榴彈6萬多枚，地雷5000多個。即使沒有摻雜什麼虛報的水分，這個數字也只夠兩三次戰役的消耗——“……戰士們還經常從舊戰場撿回子彈殼，重新裝上火藥和鉛頭，有時還用木製彈頭，以彌補武器的不足”。其實際的作戰功用可想而知。
與此同時，蔣介石對中央蘇區實行極爲嚴格的封鎖政策。布、藥、棉、生活用品、醫療器械，一概不得進入紅色區域。迫使蘇區只得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自力更生——“布的進口很困難，就提倡種棉、種麻，自己生產土布；沒有食鹽，就用土法熬製硝鹽；沒有藥品，就上山挖藥材製成中草藥丸或自配少量西藥劑；沒有醫療器械，就用竹筒裝藥水、用銅打攝子、用鋸條加竹子做外科鋸；沒有繃帶，就將用過的多次回收，土法消毒後再用等等”，此外就是利用軍閥矛盾策動中立、收買商人走私，但這都是一時權宜之計，而且紅軍的財政經濟也很窘迫，拿不出太多的錢財，難以支持一個戰時政權的巨大消耗。
總的來說，江西中央蘇區的迴旋餘地太小，補給能力太弱，在持久消耗的作戰之中，作爲被迫面對戰略決戰的一方，**在戰爭資源上遠遠無法和國民黨抗衡，無法保證兵員和糧食彈藥供應。如果整體上被圍攻的態勢不變，必定會被困死——即使贏了第五次反圍剿也會有第六次，就算又贏了第六次或許還有第七次，也就是所謂的“百戰百勝而亡其國”。如果工農紅軍想要打破這種被動態勢，只有一條途經，那就是抓住一切機遇向外發展，撕碎敵人的包圍圈，把戰火燒到敵人的腹地裡去！
紅軍曾經有過這樣的機會，那就是1933年11月20日，蔡廷鍇、李濟深率領十九路軍在福州通電反蔣的“福建事變”。如果當時紅軍能夠跟福建方面緊密合作，派遣紅軍主力向東北突擊到閩浙贛，或許還能撕碎蔣介石的合圍之勢，直搗滬寧杭……但這個寶貴的機會被輕輕放過了，在王明和李德過於保守的錯誤領導之下，紅軍幾乎是眼睜睜地看着十九路軍被瓦解覆滅，然後包圍自己的牢籠又更加堅固了幾分。
不過，江西瑞金中央蘇區在此時固然是油枯燈盡、垂死掙扎，但從另一個角度上來看，身在南昌行營的蔣介石，又何嘗不是一個押上了棺材本的紅眼賭徒呢？
要知道，國民黨反動派就算**立場不會動搖，也不見得就一定只能讓蔣介石當最高領袖。
蔣介石之所以能夠上臺，是因爲反動勢力希望能夠藉助他的武力來鎮壓愈演愈烈的工農運動。可接下來，蔣介石卻在圍剿紅軍的作戰之中一敗再敗，每一次失敗都是在挖他的統治根基，失敗得越慘，蔣家王朝就越是搖搖欲墜——不光是左派人士會趁機發動反蔣運動；就連右派人士甚至是親日派漢奸，也不會繼續團結在蔣介石身邊，而是會覺得這個蔣光頭實在是**無能，應該換一個更能**的傢伙上臺。
因此。蔣介石動員百萬大軍發動的第五次圍剿，也已經是押上了他的幾乎全部軍事和政治資源。
畢竟，當時老蔣也就只有五個省的可靠地盤。統治地位遠遠談不上穩如磐石，他麾下黃埔系的可靠兵力其實也並不算太多。爲了湊出這五十萬作戰兵力，已經是把他的精銳嫡系給快要抽光了。而剩下另一半的雜牌軍閥部隊，在圍剿之中一向是出工不出力，只會坐觀成敗，弄不好還會倒戈一擊——如果第五次圍剿失敗的話，蔣委員長的聲望勢必會更下一層樓。原本支持他的大資本家和大地主們也會希望這位庸君早日下臺換人……接下來或許還會有第六次圍剿，但是不是還讓蔣介石繼續當總司令，可就不好說了。
幸好。儘管贏得險之又險，中間還出了“福建事變”這麼大的岔子，押上了全副家當的蔣介石，終究還是賭贏了這一把。成功地把紅軍逼到了絕境……至少在這一年的夏天還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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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江西蘇區的戰火如何激烈。在未來的歷史書上有着怎麼樣舉足輕重的地位，對於如今身在上海灘的諸位穿越者來說，都只是地圖上的幾個地名而已，構不成什麼實際的影響。
而在這個夏天真正給他們帶來麻煩的，卻是一則在歷史課本上完全沒有記載過的“藏本事件”。
——早在抗戰正式爆發之前，日本方面就多次製造事端，以便爲侵略中國尋找藉口。而發生在1934年6月的“藏本事件”，就是其中之一：1934年6月8日晚。日本駐南京總領事館副領事藏本英明因受同事譏諷，從總領事館出走。藏匿起來想要自殺，但這傢伙在事前沒有留下隻字片紙，被同事們認爲是失蹤了。
於是，日本總領事須磨彌吉郎就武斷地認爲，藏本失蹤是被仇日分子所殺，向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強硬交涉，揚言：“應由中國政府負完全責任。如無生還之希望，則日方將撒回僑民發動自衛。”
時任的日本外相廣田弘毅也於6月12日在內閣會議上對中國表示威脅，還陸續調派第三艦隊的驅逐艦“葦”號、巡洋艦“對馬”號等軍艦開赴南京下關江邊，進行武力恐嚇。日方新聞媒介也大事渲染，鼓譟對中國使用武力，新一輪戰火彷彿一觸即發——面對雲集在下關江面，已經卸掉了炮衣的日艦。南京全城可說是聲鶴唳，草木皆兵。居住在下關的老百姓更是扶老攜幼，離家逃難。
所有人都很清楚，日本人其實就是企圖以藏本“失蹤”事件爲口實挑起衝突，擴大對中國的侵略。
焦頭爛額之下，國民政府只好嚴令首都警察廳、憲兵司令部加緊查找，在南京實行戶口總檢查。最後，在6月12日，藏本英明在明孝陵紫霞洞中被中國警方找到。13日，南京各報公開了藏本英明生還的真相——這場差點兒讓中日兩國提前開戰的“藏本事件”，就這樣虎頭蛇尾地不了了之。
雖然南京的“藏本事件”就這樣虎頭蛇尾地結束了，但它在上海造成的影響卻還沒有結束——在此後不久的某一天，金奇娜大姐就萬分驚愕地發現，自家位於公共租界的房子，居然被划進日租界了！
——上海的公共租界，是由英租界和美租界合併而來，橫跨蘇州河南北兩岸，分爲四個區。其中西區和東區是新區，面積較大，而南區和北區是老區，面積較小。金奇娜的房子就在蘇州河北岸的北區裡。
日本作爲後起的列強，在上海原本沒有合法的租界，但在公共租界東區的虹口，很早有大量日本僑民聚居，自成一體，猶如日後歐美的唐人街一般。而日本駐上海的領事館，也位於虹口一帶。
1925年5月30日，五卅慘案爆發，日本趁機於6月9日派遣海軍陸戰隊抵滬，強行入駐虹口地區，保護僑民，在四川北路上設立了日本海軍陸戰隊司令部，公共租界方面對此無可奈何。
等到1932年的一二八事變爆發之後，日本人正式用武力接管了整個東區，從而形成了虹口日租界。
再接下來，貪心不足的日本人，又繼續對緊鄰着東區的公共租界北區虎視眈眈，動用了從浪人滋擾到武力恐嚇等各種手段，企圖把美英勢力驅趕到蘇州河以南……在最初的時候，租界工部局還死撐着硬抗，但等到“藏本事件”爆發之後，眼看着日本軍隊已經在江南地區進出如無人之境，色厲內荏的工部局終於扛不住了，不得不宣佈交出北區管理權，把蘇州河以北的地盤全部划進了虹口日租界。
就這樣，從瀋陽一路流亡到上海的金奇娜大姐無限悲憤地發現，繼東北三省淪陷之後，自己家在上海的房子也要淪陷了……如果不想當大日本帝國的良民，那麼接下來就是又一輪背井離鄉的節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