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未來的國家競爭_第八章 基礎設施聯盟

基礎設施聯盟

制定正確的供應鏈戰略

地緣政治在過去數百年間彷彿就意味着領土的征服以及對鄰國或對手的統治。如今,該原則可被簡稱爲競爭性互聯:互聯程度最好的國家會勝出。各國必須要保護自己的國界,但最重要的是這些國家可以控制多少供應線:商貿路線和跨境基礎設施。所有偉大的戰略家都深刻理解這句話的重要性:外行才談戰略,內行談後勤。

人類歷史上的帝國經常把基礎設施當成擴大影響的工具。羅馬帝國和奧斯曼帝國都修建了從首都通向帝國遠方的道路網,這些道路也被標註在地圖上供行軍和商旅之用。從15世紀開始,歐洲的殖民帝國開始在大西洋和印度洋各殖民地興建供應線和海外統治中心。在19世紀中期,英國的東印度公司修建了印度鐵路網,幾十年之後,塞西爾·羅德斯(Cecil Rhodes)嘗試沿着東非海岸修建一條從開羅到開普敦的紅線鐵路(最終未能成功)。英國曆史學家湯因比反對在這樣的體系中設立邊境,他寫道:“設立邊境會激起社會力量,這些力量必然使得邊境的設立者陷入災難性結局……不管帝國政府是如何決定的,貿易者、先行者、探險者以及其他人的利益不可避免地會促使其衝破邊境。”

互聯設施對帝國興衰的重要性不亞於地理因素。從門羅主義到美西戰爭,19世紀的美國用武力將歐洲勢力逐出了加勒比海地區和部分太平洋島嶼,由此開啓了美國對這些地區的商業統治。地理測繪工程採取的是土地擴張的補充策略:勘察地域、製作地圖以及規劃必要的基礎設施,將影響力推進到未知領域。1803年,托馬斯·傑斐遜成立了“探索隊”來研究新購入的路易安那州並朝太平洋海岸挺進。這個隊伍的首任領導人就包括聲名卓著的探險家梅里韋瑟·劉易斯(Meriwether Lewis)和威廉·克拉克(William Clark),這兩人在1804~1806年間在美國黃石地區探險,此次探險還讓美國在今天的北達科他州的密西西比河岸重設軍事據點,保護美國的皮毛貿易不受英法侵擾。美國的西進運動就從那裡開始。由於美國國內的可航行水道長度超過世界上其他任何一個國家,這些河道在各州之間流淌,自然地理條件推動了美國的統一。當然基礎設施具有同等重要性:芝加哥河其實就是由人工運河組成的250公里長的河道,這些河道將大湖區與密西西比河聯通,最終通向墨西哥灣。這些偉大的運河工程使得芝加哥成爲北美大陸的戰略要點。只有在有了相應的互聯設施之後,地理的決定性作用才能實現。

正是由於這些偉大的地理工程,北美聯盟和大中華區這樣的超級區域才能形成。北美聯盟正在伸向北極圈,往南則在籠絡拉美。大中華區向南觸及了印度支那,向北對俄羅斯和中亞形成輻射。這些基於供應鏈的國家聯盟以外交、軍事和商業綜合手段來擴大影響。現實中的互聯路徑要比教科書上的教條更能顯示未來地緣政治地圖的樣子。

掌握供應鏈是地緣政治地位的最初推動力,甚至要先於軍事實力。無論是19世紀的美國還是21世紀的中國,都是在成爲供應鏈超級大國後才慢慢發展軍事實力的。中美都是所在洲的大國,通過進口替代實現了工業化,已經是世界上主要的經濟體。開明的戰略通常都是多維度的:貿易、金融、能源、軍事、政府治理等其他領域都是施展實力的舞臺。這就是爲何大戰略不能將國內與國際分離。耶魯大學歷史學家保羅·肯尼迪(Paul Kennedy)曾將當今時代稱爲“戰略大時代的間隔期”,新的規則還在慢慢形成。在其著作《大國興衰》(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中,他提出經濟和科技實力是軍事實力的基礎。創新的平衡推動着實力的平衡。

成功的大戰略,即那些手段與目標長期統一的策略,必然善於利用國家的全部公共和私有資源。這些戰略包含着對全球複雜局勢的清醒評估、對目標的現實把握以及對指定策略的高效執行。這些大戰略也必然是全面的。外交人士通常會把政治區分成“硬政治”和“軟政治”,硬政治是指安全、聯盟以及武器控制等事關國家存亡的事務,軟政治是指經濟、人權和環境等事務。但在供應鏈世界,這些問題往往相互交織。例如美國試圖在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中推行更高的貿易標準,其結果將影響到美國能否在亞洲重建戰略影響力。我們每天看到的全部新聞幾乎都可從供應鏈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理解:田納西州的汽車工業區爲了吸引韓國汽車廠商打壓工會,每天都有數千起旨在盜取企業和技術機密的黑客攻擊,以及用人民幣結算的貿易量增加等。

因此拔河博弈相比軍事衝突要強調的因素更多。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的全球國力指數在衡量各國實力時,給了核武器和國防開支這些指標很大的權重,但由於核武器基本不用,國防開支使用效率存疑,因此還必須要側重於政府支出規模以及人力資本等指標。國力也像財富那樣,存在名義國力和真實國力。美國的名義國力無與倫比,但如果算上核威懾、地理距離和競爭力等因素,美國的真實國力可能並不像紙面上顯示的那樣強。美軍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困境就清晰說明了這一點,超過20萬美國兵力再加上超過1萬億美元的軍費開支,但美國就是無法消滅敵軍。

與此相對,美國小布什政府和奧巴馬政府都默認軍事實力是影響力標誌,他們忘記了美國軍事幹預政策在越南、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失敗。美國過去二十年發生的最幸運的事,就是國內掀起的頁岩氣革命,但這場能源革命與軍事武力毫無關係。

伊拉克戰爭就充分說明了軍事策略和供應鏈策略的高低優劣。如果說美國2003年打伊拉克不是“爲了石油”,那麼爲何美國要白白犧牲4000名士兵的生命(還有10萬伊拉克人)?這場戰爭的最終勝利者顯然不是在戰場上拼殺的美國和英國,而是中國和歐陸國家,因爲這些國家最終獲得了石油。

美國在戰場上付出慘重代價或在外交場合耗盡口水的例子還有很多,但最終的果實卻落入他人手中。例如美國國務院長年累月都在勸說國際原子能機構允許印度和阿聯酋發展民用核能,但開禁後,這些國家卻把核反應堆的建設合同給了韓國和法國。伊朗也想這樣做:儘管美國牽頭對伊朗實施制裁,俄羅斯、中國、印度和土耳其等國還是繼續跟伊朗做着大生意;有朝一日當制裁結束時,這些國家在伊朗就有了遠超美國的先發優勢。從供應鏈大戰略的角度看,這些軍事外交等“吃力行爲”實際上代表了“省力行爲”的失敗。

從小布什到奧巴馬,美國的戰略實際上經歷了從霸權主義到選擇性撤退的轉變。兩任總統都信誓旦旦地要鞏固美國的核心價值觀,但兩者又都在操作性原則和策略上語焉不詳。奧巴馬的《2015年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更像是對過去的辯護,而不是對未來的展望,更多的是空談,而不是行動。美國大戰略的前提更多的是強調對俄羅斯、伊朗和中國等大國的遏制而不是影響,強調徒勞無功之事而不是真正謀劃未來,其中代表着極端保守主義的所謂“剋制”是老生常談,缺乏實質內容。美國的外交人士似乎忘記了,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並不一定能成爲巨人。現在美國的外交官就像是交際名流,在國際舞臺上僅僅留下了自賣自誇的自傳,幾乎找不出任何實質的影響。可以這樣說,在新世紀裡,美國領導人幾乎沒有對推動歷史進步做出任何貢獻,遑論創造歷史了。

美國必須冷靜思考在21世紀接下來的幾十年中要做什麼,美國必須要找到新的戰略。由於軍力疲憊以及財政緊縮,只有確實觸及核心經濟利益時,美國纔會動用軍事力量。這樣的戰略與供應鏈戰略不謀而合:只有保護資源和技術流轉,這種商業戰略性投資才值得采取軍事行動加以保護。對於那些危險國家,就可採用所謂的鮑威爾主義:只在不得不使用軍力且獲勝希望較大的情況下投入大規模軍事力量,此外軍事行動還可迅速結束,並獲得廣泛的美國民衆和國際支持。

在經歷了兩場失敗的戰爭以及一次金融危機之後,美國希望能推掉一些國際義務,這完全可以理解。但在國家存亡都仰仗互聯程度的世界裡,外交政策有時候並無選擇。從這個邏輯看,美國重返東亞並不僅僅是要保護自己的盟國,也要保護太平洋上日漸增長的貿易往來。(美國的出口有1/4是運往亞洲,而進口中有40%來自亞洲。)爲了更加有效地保護商業供應鏈,美國海軍將使用航空母艦、潛艇、無人機等其他武器。其目的在於保護供應鏈,而不僅僅是保護盟國。同樣,中國海外供應鏈保護所投入的資源也跟其在附近海域的航母和潛艇開支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澳大利亞海軍正在推行“三大洋”策略,其目的就是要保護天然氣運輸船不受海盜騷擾,海底互聯網光纜免受恐怖分子破壞,甚至是不讓滿載着印尼非法移民的船舶靠岸,總之應對的都是移動資產和海外威脅。

與此同時,在供應鏈大戰略中,軍事只不過是包括產業政策在內的系列工具的一部分。美國的頁岩氣革命使得經常賬戶赤字大減,因爲美國大大減少了能源的進口,但現在卻沒有太多的鼓勵措施來激勵企業開展國內寬帶連接、高鐵以及其他設施的投資,這些基礎設施對於推動美國的出口增長很重要。此外美國還應該重振其教育和研發體系,要積極培養從機器人到轉基因等各個領域的新一代創新者,只有這樣,美國才能同時把握數字和農業全球價值鏈。控制供應鏈的戰略收益要遠遠超過控制任何一個傳統戰場。

傳統世界的戰略目標是統治和壓迫,但供應鏈世界的戰略目標卻是資源運用和價值創造。地緣政治在棋盤和網絡上都起作用。在棋盤上,美國爲歐洲、阿拉伯和亞洲提供了安全保護傘,希望這些國家能實現地區整合,避免與俄羅斯、伊朗和中國發生戰爭。在網絡上,美國需要與其他全球節點實現產業、金融和商業聯通,建設國內經濟。如果美國能認識到供應鏈地緣政治的優先性,就不會採取成本遠超收益的軍事幹預行動。

後意識形態聯盟

過去的25年充斥着各種各樣的錯誤假設,其中包括“歷史的終結”和“文明的衝突”。僅僅在過去10年,曾經被寄予很高期望的“大美洲”就出現了明顯退步。當學者和研究者試圖用意識形態(而不是客觀條件)來定義時代的時候,他們默認存在着統一的世界觀或有兩種對立的世界觀,世界總是非此即彼,但這樣的基本前提恰恰是錯誤的。供應鏈世界是後意識形態的世界。俄羅斯不再對外輸出共產主義,美國也不再到處扶持民主。從非洲到亞洲,世界上大部分人都在忙着賺錢做生意。

在“冷戰”時期,美蘇兩國在智利、剛果和柬埔寨等地到處扶持傀儡政權,將毫無關係的國家牽扯到兩強爭霸中。蘇聯的目標就是要擴大共產主義聯盟,而美國的戰略任務就是防止民主政權在共產主義浪潮面前像多米諾骨牌那樣倒下。

今天,塑造地緣戰略思維的主要因素不是意識形態,而是如何獲得資源和基礎設施。西方國家在推崇民主方面時斷時續,但在追求供應鏈利益方面從不懈怠。從“冷戰”到反恐戰爭,西方經常爲了利益與道德上存在瑕疵的國家結成夥伴:巴基斯坦、埃及、沙特阿拉伯、巴林、卡塔爾、烏茲別克斯坦、越南、埃塞俄比亞、烏干達以及吉布提等國家。美國克林頓和小布什政府常常把民主掛在嘴上,實際上,曾經擔任美國駐華大使的駱家輝,反而敦促美國企業去中國基礎設施投資最快的地區尋求商業機會。

傳統的同盟被利益聯合所取代,現代的聯合更多的是基於供求互補的合作關係。中俄關系就是典型的例證。此外亨廷頓所言的“伊斯蘭–儒教軸心”也是空談,其實質不過是“亞洲買了大部分中東石油”,即便是中國和印度有朝一日深度介入中東事務,中印兩國也是爲了保護自己的油氣供應而不是爲了捍衛同盟。供求關係也可解釋西方世界的地緣戰略變動。當歐洲各國對北約這樣的軍事同盟的需求減弱時,北約不得不遠赴阿富汗來證明其存在合理性。這就是21世紀頭十年所說的,北約要麼走出去,要麼解散。但隨着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和對波羅的海國家的施壓,歐洲各國對於軍事聯盟的需求忽然開始增加,北約又重新開始活躍起來。但其實北約的團結是一種表象,許多歐洲國家根本不願向阿富汗派軍,更不用說讓自己的士兵在阿富汗戰鬥,另外經濟困頓也使得許多國家不願意在烏克蘭問題上與俄羅斯發生衝突。因此不能將國家聯盟組織視爲文化一統的共同體。在後意識形態的供應鏈世界,各國關係網時刻充滿變數,每個國家參加所謂的“集體行動”,都會算計自身成本收益。

如果說貿易僅僅體現了互補,那麼投資則代表了更深層次的認同,因此也有助於增進互信。確實,驗證兩個國家關係穩定性的試金石不是貿易額,也不是共同參與的軍事行動,而是兩

國相互投資的深度。美國、英國和土耳其都是北約成員國,但這些國家不會兵戎相見的最重要原因在於,美國的若干跨國企業總部設在了英國,英國也有不少公司總部設在美國,而土耳其給歐洲輸送能源的油氣管道設施又基本上是英美企業投資的。這些國家的能源供應鏈與其國家安全互爲表裡。即便出現矛盾,例如美國和土耳其對如何介入阿拉伯世界的戰爭就有不同看法,供應鏈也可保證同盟不破裂。與此同時,隨着土耳其與前蘇聯加盟共和國和中國邊疆地區交通、貿易和能源往來的加深,土耳其總理埃爾多安也將加入上海合作組織視爲外交大事。土耳其可能成爲地球上第一個既是北約成員又是上合組織成員的國家,這顯示了土耳其在連接東西方面的獨特作用和其戰略考慮,甚至超越了土耳其“入歐”的意向。

歡迎來到基礎設施聯盟年代,物資和外交只不過是硬幣的兩面。國與國之間關係的牢固程度不是看兩國是否同屬北約這樣的組織,而是看兩國互聯互通以及物資信息往來程度。基礎設施聯盟也絕不等同於獨裁政權之間的腐敗交易,實際上,基礎設施聯盟更代表創造就業的項目,這使得貧窮落後的內陸國家也能參與到全球經濟中來。對傳統式的西方援助項目的研究表明,大宗商品和基礎設施項目資助中所附帶的不現實條件常常阻礙發展,無法帶動就業。分享基礎設施相當於分享財富。

長期以來,美國都認爲,世界上最重要的公共品就是“安全”,而美國就是世界安全公共品的提供者,這一點基本上是正確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對歐洲的軍事保護使得歐洲成爲全球最大的經濟綜合體。如今美國在軍事上重返亞洲,也遏制了中國的過快擴張,但中國將重點轉向了與周邊國家建立互聯互通基礎設施,由此使得這些國家與中國的關係更加緊密,對此美國毫無辦法。美國可能還沒想到的是,基礎設施以及這些設施所能帶來的互聯互通實際上是跟“安全”同等重要的全球公共品。

許多國家都在熱切盼望着改善本國的基礎設施條件,而中國就是基礎設施建設的領頭羊。當今世界還有許多基礎設施有待建設,因此中國也必然會成爲世界上最大的基礎設施出口國。許多國家至今還希望獲得美國的軍事保護,但更多國家希望能獲得中國的基礎設施投資和低價電信設備。中國在海外的建設隊伍規模要遠遠超過其在海外的軍警力量。

歐洲和亞洲國家都開始用基礎設施投資來衡量其經濟活力,但美國卻還在用軍事開支來標榜其國力。歐洲和亞洲企業(尤其是中日韓企業)幾乎壟斷了全球工程採購建設市場,而在此領域,美國只有柏克德、福陸和凱洛格布朗路特等爲數不多的幾家企業。但是,由於亞洲的全球基礎設施承包商要大量使用通用電氣、西門子和阿爾斯通的設備,因此你很少聽到這些企業出來抱怨“中國統治非洲”。西方的企業不像西方的外交人士,他們早就把中國的基礎設施投資看成合作雙贏的機會。確實如此,如果東西方國家能在非洲聯手,這將極大地促進非洲的發展。美國對反恐合作的預算是300億美元,這和每年中國對非洲基礎設施的投資額相當。在供應鏈世界,大家關注的焦點應該是勞動分工,而不是勢力範圍。

中國希望建好基礎設施來獲得海外的原材料,將其運回中國用於製造和建設,隨後再將產品通過出口加工區運至主要市場。中國善於主動規避21世紀的主權糾紛。實際上,中國完全是在用供應鏈的視角看待世界。新西蘭就是食品供應國,澳大利亞是鐵礦石和天然氣出口國,贊比亞金屬礦藏豐富,坦桑尼亞是非洲海運的重要樞紐,格陵蘭島則有着大量鈾礦。阿根廷的農業結構越來越朝着迎合中國需求的方向發展,阿根廷學者馬里亞諾·圖爾茲(Mariano Turzi)自嘲說阿根廷現在就是“大豆國”。

中國現任領導人習近平和李克強在上臺後短短兩年時間裡,就出訪了各大洲超過50多個國家,簽訂投資協議。中國供應鏈地理並不體現在國際軍事行動或聯盟上,而是體現在尋求互惠的供求關係上。在拉美,中國與委內瑞拉續簽了長期供油的協議,與阿根廷簽訂了貨幣互換協議,並支持巴西橫穿南美大陸的鐵路建設。自2008年以來,中國已經對厄瓜多爾提供了110億美元的貸款,而且還承諾會繼續提供90億美元來買斷厄瓜多爾幾乎所有的石油出口。中國也是厄瓜多爾礦業的主要外國投資者。尤其是在大宗商品價格暴跌期,例如2013~2014年開始的這**跌,大宗商品出口國對中國信貸資金的依賴達到了新的高度,因爲中國信貸資金投放要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資金下放快得多,此外當某些國家無力償還貸款時,中國還允許這些國家用原材料來抵債。隨着厄瓜多爾債務的增長,現在該國境內基本上1/3的熱帶雨林賣給了中國石油公司進行勘探開發。

中國通過貿易來實現互惠,又通過投資來增強影響力。中國的貿易發展獲益於人民幣的低估,但中國影響力的增強卻要感謝強勢的人民幣,這使得中國的海外投資更加順暢。即便是中國的大宗商品進口在下降,中國依然希望能控制這些進口源頭。購買正在運營的資產(或購買那些離開中國資金就無法運營的資產)可使得中國進入外國市場,也能助推當地經濟發展。中國在東道國設立合資企業並獲得強勢(或主導)股權,實際上是考慮到以後東道國有可能要提高勞動附加值或增加對當地產業的控制。即便非洲國家日後要求所有的冶煉、煉化、製造、裝配和其他生產業務在本地進行,這些非洲國家也還是需要中國來提供資金支持和人力資源支持,也要仰仗中國來培訓本地勞動力,無論如何,中國還是可以從這些國家的收入和出口中獲得很大收益。

這種實用主義方法其實很老套。中國對資源國的態度其實跟世界上的礦業和能源企業巨頭沒有太大差別,這些跨國巨頭也在想着如何將資源從動盪地區開採出來,實現對全球市場的長期穩定供給。力拓的首席執行官山姆·沃爾什就曾引述採礦業中流傳甚廣的說法:上帝一定是很幽默的,他把這麼多資源放在了這麼奇怪的地方。(這還算是相對客氣的版本。)能源公司更加相信地理條件而不是政府,地理條件相對穩定,但政權會更迭。無論是赤道幾內亞還是東帝汶,對於像馬拉松石油、埃克森、殼牌、雪佛龍、道達爾等全球能源公司來說,這些地區的國家的意義僅僅在於能否讓當地的油氣項目繼續開展。這些能源公司在開展投資時就預計到了內戰、政府沒收以及其他可能影響經營的情況。但這些能源企業還是毅然前去投資,無論是剛果這樣的無底洞、利比亞這樣的混亂國家還是土庫曼斯坦那樣的獨裁政權。因爲這些企業知道,無論是誰當政,當地的當權者都必須與他們做生意才能生存下去。

希臘比雷埃夫斯——中國的歐洲門戶

希臘、歐盟和中國的旗幟一道迎風招展,但誰都看得出來誰佔主導。比雷埃夫斯港是雅典附近的地中海良港,那裡只有十來名中國管理人員,但在比雷埃夫斯集裝箱碼頭的總部大樓內,中文標語總是在英文標語的上方,兩側牆上掛着中國長城和雅典衛城的照片。當金融危機來襲,希臘瞬間成爲國際金融市場的棄兒,爲此希臘不得不將比雷埃夫斯經營管理權轉讓給中遠集團,中遠是世界上最大的散貨運輸和碼頭經營企業。自2010年以來,中遠已對比雷埃夫斯投入了超過6億美元的資金,這也讓中遠成了希臘最大的外國投資企業。

中遠不僅僅是投入資金而已,它對於希臘在全球貿易中的未來地位有着遠大設想,幾乎可重振希臘曾經的榮光。掛在集裝箱碼頭總部的地圖清晰地顯示了這種設想:從標註爲星號的比雷埃夫斯港出發,向北箭頭通過亞德里亞海指向中東歐,向西箭頭穿過地中海抵達伊比利亞半島,西南方向箭頭指向非洲海岸,還有東北方向箭頭經過愛琴海和黑海直指俄羅斯。比雷埃夫斯將成爲中國在歐洲的門戶,中國藉此地將產品覆蓋至整個歐洲、中東和非洲地區,同時也可經由此地通過蘇伊士運河。如果貨物在比雷埃夫斯港卸下,在港口自貿區直接裝上火車,往北穿過巴爾幹半島可抵達捷克首都布拉格。這樣通過比雷埃夫斯港轉運,相比以前經過鹿特丹和漢堡港口的路程,中國至歐洲主要市場的運輸時間可縮短一個星期。2013年,惠普公司就決定將亞洲運貨至歐洲的卸貨地點從鹿特丹轉移到比雷埃夫斯。由於其轉運、倉儲和清關服務都可享受歐洲免關稅待遇,現在比雷埃夫斯每年可獲得約10億美元的物流和海關收入,這不僅可覆蓋中遠的投資,還有結餘,因此現在就有人提出要擴建,要在比雷埃夫斯和雅典之間建立鐵路走廊。

比雷埃夫斯僅僅是中遠在蘇伊士運河兩端投資升級的一個物流樞紐,這樣的物流樞紐能使得各方獲益,而不僅僅是中遠。現在幾乎所有的亞洲航運公司都在使用比雷埃夫斯集裝箱碼頭,另外還有30家歐洲航運公司也在使用。現在,比雷埃夫斯全年開放。

比雷埃夫斯之所以能取得成功,是因爲其經營不僅採納了自由貿易標準,也接軌了中國的規則。集裝箱碼頭總部的走廊上有一個屏幕,屏幕上顯示了自2010年以來比雷埃夫斯的發展情況:倉儲規模和集裝箱吞吐量基本上每年翻一番,這也使得比雷埃夫斯重新成爲歐洲最繁忙的十大港口之一。港口效率如此之高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這是無罷工區,因爲集裝箱碼頭上沒有工會。但在這裡上班的1500名希臘工人並沒有抱怨,因爲這裡的工資要遠遠超過旁邊由比雷埃夫斯港口管理局所經營的那部分。當我沿着兩邊的中間地帶開車經過時,一眼就可看出希臘人更希望在哪邊工作:左邊是陳舊老化的橙色腳手架,右邊則是恢宏的藍色中遠集裝箱碼頭。正是由於中國對其互聯設施的投入和建設,希臘重新找到了戰略要地的感覺。

從制裁到連接

在這個世界上,只有兩個國家名義上是不售賣可口可樂的,但現實中,在任何國家,都能買到可口可樂。從名義上看,美國對古巴和朝鮮的可樂禁運已經有50多年的歷史,但實際上,中朝邊境的走私犯會源源不斷地將可口可樂送到朝鮮的高級餐廳裡供特權階級和外國人消費,當然在朝鮮他們說這是“意大利可樂”。我在2012年參觀了平壤,幾乎每個餐廳都能買到可口可樂。當美國籃球巨星羅德曼在2013年帶着籃球團訪問朝鮮時,他就坐在籃球場邊和朝鮮年輕領導人金正恩一起喝可樂。(可口可樂公司聲明其並未參與任何朝鮮的可口可樂違規進口行爲。)

可口可樂公司經營着世界上覆蓋面最廣的供應鏈,DHL也是如此,理論上說,不管在世界上的哪個角落,DHL都能在短時間內將貨物送達。DHL的運輸效率甚至要遠遠高於美國軍方,美國軍方現在是DHL的最大客戶,即使是那些移動戰鬥站,DHL的運輸效率也更高。當緬甸這樣的封閉國家忽然說要打開國門做生意,可口可樂就成爲緬甸新的外商投資法下第一批獲准經營的企業。隨後奧巴馬政府就需要取消對緬甸的制裁。制裁取消後,可口可樂的供應鏈立刻開足馬力經營。在緬甸茂比鎮上的灌裝廠,可口可樂公司馬上招聘了2500名員工,其分銷渠道上更是創造了2.2萬個就業崗位,緬甸全國從事可樂銷售的商販數量超過了10萬。在可口可樂公司首席執行官穆泰康(Muhtar Kent)看來,可口可樂60年後重返緬甸,其意義不亞於當年柏林牆的倒塌。

在競爭性互聯的世界裡,單方面強加的制裁措施註定無法產生效果。伊朗和朝鮮都活生生地展現了隔絕一個國家的難度:即便是在美國製裁措施執行最嚴格的時候,世界上還有幾十個國家的石油商販或銀行機構去跟這些所謂的危險國家做生意。美國採取了胡蘿蔔(可以進入美國市場)加大棒(通過美國金融機構或合作方清算的金融交易會被凍結)的政策。俄羅斯和伊朗確實有資產被凍結,而西方的某些銀行機構也因爲涉嫌洗錢(爲蘇丹)而遭受重罰。但整體而言,美國自身也在強調減少摩擦增加往來,例如美國最近就重啓了與伊朗的交流、削減了制裁併爲美國企業在伊朗競爭和增加影響力創造條件。古巴的情況也類似,美國和古巴關係實現正常化,會推動兩國的互聯,在實施制裁半個世紀後,美國將慢慢恢復在古巴的地理影響力。

在多極化世界,每個國家都會有自己的生命線。俄羅斯其實高度依賴西方國家的投資,其股市和貨幣也有賴於西方,因此當西方因烏克蘭問題制裁俄羅斯時,俄羅斯就遭受了巨大的經濟損失。當然俄羅斯並未被隔絕:俄羅斯設立了許多不在制裁名單上的小公司,通過這些公司繼續與歐洲國家做生意,此外莫斯科還立刻宣佈接受中國的銀聯信用卡體系。制裁在限制某些往來的時候,往往也打開了其他的往來通道。在如今的世界,每個國家都可以四面出擊,因此俄羅斯和中國既能製造蛋糕,也能享受蛋糕。

面對軍事行動代價太大,而制裁這樣的經濟手段又逐漸失效的現實,美國現

在還沒有具體的行動計劃。全球金融體系正在經歷“去美國化”,現在更加流行的是雙邊或地區協議,這意味着美國和其國際夥伴在對付危險政權方面要找到新的制衡資源。制裁當然還是可以給某些國家造成痛苦,但可惜痛苦的往往是人民而不是政府,而想通過制裁讓被制裁方改變政策走向卻越來越難。因此美國必須想辦法找到其他的經濟手段。當然美國必須要考慮以接觸而不是遏制爲主。

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必須迴歸現實主義,而不是臆想的道德主義,這將從長期角度推動全球互聯的發展。應該基於成本收益進行理性決策,而不是按死板的意識形態教條決策,前者更容易獲得接納、妥協、共存和相互開放的結果,由此就能以更建設性和更迅速的方式來實現道德主義者所追求的目標。在當今世界,要想把俄羅斯或伊朗這樣的大國完全隔絕,是不可能的。隨着這些國家商業互聯的發展,最符合長期利益的做法是進入其市場,而不是開展意識形態對抗。過去二十多年,西方和俄羅斯在基礎設施領域裡的分分合合說明,消除地緣摩擦最好的長期方法還是推動交往。

當心友誼大橋

我在2005年去過克里米亞,從基輔乘坐長途大巴出發,經過兩處窄窄的大陸橋就到了克里米亞半島。克里米亞的風貌跟俄羅斯和烏克蘭都不同,這裡氣候溫潤,到處可見石崖和黑海沙灘。在“二戰”時期,納粹德國爲了加速對北高加索地區的入侵,想在4.5公里長的刻赤海峽上架設橋樑,將克里米亞東部和俄羅斯的塔曼半島連接起來。納粹德國到最後也沒有建成這座大橋,後來的蘇聯也沒有。在2010~2013年,當歐盟推動烏克蘭國內改革失敗後,烏克蘭和俄羅斯正式達成協議,雙方計劃共同開展這項大橋計劃來推動貿易與合作。這座大橋將成爲兩國友誼的象徵。

但現在只有俄羅斯一頭在施工,同時又在克里米亞的北部邊境地區佈下地雷。俄羅斯的單邊工程行動重塑了克里米亞的地理環境:以前克里米亞僅與烏克蘭相連,現在克里米亞卻跟烏克蘭隔了開來,唯一跟克里米亞相連的變成了俄羅斯。有些人將俄羅斯的做法稱爲“領土截肢”,這種說法是有道理的。

基礎設施工程改變地緣政治,克里米亞並不是唯一的例子。沙特阿拉伯和巴林之間的法赫德國王大橋於1986年建成通車,隨後又在2010年擴建,每年通過這座大橋來往於沙特和巴林的人次將近2000萬,但在2011年,沙特的坦克通過這座大橋駛入了巴林,鎮壓了巴林的什葉派起義,基本上是吞併了巴林。對於所謂的友誼之橋,真的要當心!

由於歐亞地緣政治高度複雜,因此對於像俄羅斯入侵烏克蘭這樣表面上看上去屬於突發的事件,都必須認真分析其深層真實原因。除了烏克蘭想要加入北約這樣的顯性原因之外,普京的邏輯可能也受到了其他看上去與之無關的事件的影響,例如土耳其總理埃爾多安關閉博斯普魯斯海峽軍事航行的決定(這是俄羅斯海軍從黑海進入愛琴海和地中海的唯一通道),埃爾多安說博斯普魯斯海峽應該用來舉辦水上運動會,此外敘利亞的垮臺(這會切斷俄羅斯到塔爾圖斯海軍基地的路線)也可能會對普京的決策產生影響。

因此俄羅斯在烏克蘭的行動絕非簡單的新帝國主義式的土地劫掠,而是俄羅斯數百年來尋求人口、地理和政治空間整合的延續。克里米亞又重新回到了俄羅斯的懷抱(1954年赫魯曉夫爲了討好烏克蘭將克里米亞“捐贈“給烏克蘭),俄羅斯在克里米亞塞瓦斯托波爾的海軍基地問題得到徹底解決(塞瓦斯托波爾的居民在1994年投票時決定成爲俄羅斯的飛地),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混居的烏克蘭東部將變得更加聯邦化,俄羅斯還宣稱在亞速海域發現了儲量豐富的天然氣田。

但重新劃定國界並不意味着緊張局勢的結束。即便地面上的爭鬥會停止,對於地下管網控制權的拔河博弈也依然會持續。儘管蘇聯解體之後,許多國境線都是商量着確定,但固定的跨境管線卻與深埋的油氣資源直接相連。誰控制管線所經過的土地僅僅是爭執的一種,此外還有對管線本身的爭奪,這些油氣管道通常是由各國財團通過共擔成本、共享收入的方式建成的,因此各國也會對資產的歸屬開展爭奪。還有管道里輸送的石油或天然氣的價值,各方也常有爭議。例如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與烏克蘭的天然氣之爭就夾雜了俄烏兩國的領土主權之爭、資產所有權之爭和經營控制權之爭,俄羅斯方面稱,如果烏克蘭敢在俄羅斯通往歐洲的天然氣管道上用氣,那麼俄羅斯就會徹底切斷給烏克蘭的天然氣供給,這基本上是宣佈,俄羅斯的主權能隨着管道在烏克蘭境內延伸。對於俄羅斯而言,阻礙其天然氣對歐洲的正常出口就相當於宣戰,其嚴重程度要超過在烏克蘭東部殺死幾個俄羅斯僱傭兵。

俄羅斯將烏克蘭土地分成克里米亞和頓涅茨盆地兩部分,但隨着局勢的發展,其重要性其實遠不如背後所隱藏的供應鏈拔河博弈。在這場博弈中,美國開始停止發放對俄羅斯出口高科技產品的許可,但俄羅斯立刻採取反制措施,限制對美國出口用於國際空間站的火箭發動機。俄羅斯還禁止美國和歐洲企業對其核心產業開展投資,這使得歐美企業失去了俄羅斯這一重要客戶,此外俄羅斯還限制從歐洲進口食品,歐洲農戶也因此遭受損失,但俄羅斯居民也承擔了食品價格飛漲之苦。越是對俄羅斯施加壓力,就越是會疏離與俄羅斯供應鏈的結合。

因此,烏克蘭危機更多體現了新世紀的供應鏈地緣政治,而不是19世紀的傳統地緣政府,而俄羅斯的錯誤算計從長期看有利於互聯程度更高的西方國家。喜歡危言聳聽的媒體評論家通常看不到這樣的深層規律:即便是領土摩擦也會創造新的流動和交往。20世紀70年代中蘇交惡,但這給中美兩國交往打開了大門,中美關係的重要性迅速超過中蘇關係的重要性。在強行佔領經濟落後的克里米亞後(莫斯科不得不將克里米亞變成免稅賭場區來產生收入),俄羅斯與後工業時代的落後地帶頓涅茨盆地又摩擦不斷,俄羅斯其實是獲得了尺寸之利,但卻失去了真正的烏克蘭,現在基輔就鐵了心倒向西方。此外,由於俄羅斯經常威脅要切斷天然氣供應,歐洲國家紛紛開始尋求來自美國和北非的供應。烏克蘭自然是輸掉了這場戰爭,但歐洲卻在拔河博弈中佔得上風,而這場博弈其實早在25年之前就已經開始。

油濃於血

參加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的嘉賓都會對從蘇黎世出發的阿爾卑斯山景高速公路印象深刻。自1949年以來,這條高速路兩旁的加油站都屬於埃索公司,但從2012~2013年,沿途160家埃索加油站全都變成了阿塞拜疆國家石油公司(SOCAR)的產業。那麼阿塞拜疆的加油站爲何要開到歐洲心臟地帶?

蘇聯解體之後,高加索豐富的油氣資源就落到了裡海之畔的阿塞拜疆共和國之手,當時許多人都在猜想,這會給全球油氣格局帶來什麼變化。西方能源公司的高管迅速嗅到了商機。英國石油公司和雪佛龍的高層至今仍能回憶起1991年末(阿塞拜疆剛剛宣佈獨立)的時光,當時他們住在老舊的巴庫賓館裡,與新獨立的阿塞拜疆簽訂了所謂的“世紀協議”:西方石油公司決定斥資40億美元修建世界上第二長的油氣管線,將裡海的油氣(也包括哈薩克斯坦和土庫曼斯坦)經阿塞拜疆和格魯吉亞輸送到地中海岸邊的土耳其傑伊汗港。

對於內陸小國而言,其國家戰略就是要發展互聯設施。正是由於地理位置偏遠,互聯基礎設施和管線就成了這些內陸國家的生命線。阿塞拜疆需要這樣一條管線來擺脫依靠俄羅斯出口石油的窘境。如今阿塞拜疆正在開發新阿拉特港,將其作爲歐亞貨物貿易線上的自由貿易區,這項開發戰略也是旨在減少對俄羅斯的依賴。

自2006年以來,這條管線中的油氣資源就日夜流淌,我在《第二世界》中將其稱爲“反文明衝突”的勝利,因爲這條管線將什葉派穆斯林爲主的阿塞拜疆與東正教文明的格魯吉亞的國家利益綁在一起,兩個國家都成爲歐洲能源多元化戰略中的重要節點。2008年3月,《第二世界》出版,兩個月之後俄羅斯就把宗教同盟利益扔出窗外,悍然出兵佔領了阿布哈茲和南奧塞梯飛地以及格魯吉亞部分領土,但俄羅斯不敢觸碰這條巴庫–第比利斯–傑伊汗管線。俄羅斯也知道,這條石油管線纔是真正的“紅線”,而不是格魯吉亞七零八落的國境線。

阿塞拜疆國家石油公司在瑞士的加油站提醒着人們,有時候人們要等幾十年才能真正“看到”戰略性基礎設施投資的效果,但這樣的投資總是物有所值。此案例就顯示了油濃於血的道理,油氣管道就是將各種文明綁在一起的金線。

當歐洲開始與俄羅斯競逐能源市場控制權時,歐洲各國領導人有必要重新學習這條巴庫–第比利斯–傑伊汗管線上的經驗。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對油氣管線的布控、對下游資產的鯨吞、對政客的賄賂以及對天然氣定價權的爭奪,甚至對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這樣的歐盟國家都構成了龐大壓力,這些國家在協同西方國家對抗俄羅斯上不得不瞻前顧後,儘管它們的國土和俄羅斯之間隔着黑海。正如格魯吉亞希望擺脫俄羅斯勢力範圍的結果一樣,烏克蘭要加入北約的舉動也令俄羅斯橫下心來決意干涉,雙方都在對抗中損失慘重。現在北約變得畏首畏尾,完全缺乏勇氣直接將格魯吉亞或烏克蘭納入其中,這就使得烏克蘭加入西方陣營的努力只能獲得歐盟道義上的支持。其實烏克蘭真正需要的是歐盟主導的工業振興計劃,歐洲尤其應增加對烏克蘭製造業和農業領域的投入,這樣烏克蘭才能減少對那些與俄羅斯能源公司關係曖昧的傀儡國家領導人的依賴。這最終將促使烏克蘭加入歐盟,而俄羅斯對烏克蘭入歐一事從未表示公開反對。這些實體經濟投資的效果將遠遠大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烏克蘭危機時期提供的180億美元緊急貸款,這筆貸款的數額是開發巴庫–第比利斯–傑伊汗油氣管道的4倍,但對改善經濟基本面毫無裨益。

烏克蘭的未來並不取決於究竟是誰可以控制衰敗的頓涅茲盆地,而是烏克蘭能否發展起高質量的基礎設施,歐洲在給烏克蘭緊急輸血的同時,也在避開烏克蘭這個天然氣輸送中間孔道。歐盟國家正在加大從阿爾及利亞和北極地區的天然氣輸入,此外歐盟還在通過經波羅的海的“北溪管道”等設施直接將俄羅斯天然氣輸送到德國,北溪天然氣管道在2011年開始運營,此外歐洲還計劃在黑海海底興建“南溪管道”,將天然氣輸送到保加利亞及其北邊的塞爾維亞、匈牙利、斯洛文尼亞和意大利(還可分岔至波斯尼亞和馬其頓)。北溪和南溪兩條天然氣管道可滿足歐洲50%的天然氣需求。即便因爲歐洲和俄羅斯的矛盾,南溪管道無法建成,另一條經黑海的“土耳其管道”也會建成,給歐洲供氣。隨着土耳其在歐洲天然氣供應中的地位提升,烏克蘭的作用會日益削弱。

但這些新的天然氣管道也可能會幫到烏克蘭。例如北溪管道就可以在俄羅斯“斷供”的情況下給烏克蘭輸送天然氣,油氣管道越多,供應者的戰略目標就越是難以達成。當外國分析師還把目光放在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的動作上時,全球最大的天然氣管道公司俄羅斯石油運輸公司(Transneft)已經開始建設俄羅斯和西方世界的新管線,這些管線將有可能決定歐亞大陸的未來圖景。儘管作爲俄羅斯國有的壟斷企業,俄羅斯石油運輸公司也遭受了西方國家的制裁,但該公司的市值還是因新管線的建設而翻番。在供應鏈世界中,俄羅斯石油運輸公司就是互聯互通的踐行者,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家公司是在幫助歐洲與俄羅斯進行拔河博弈。

此外,隨着美國的液化天然氣碼頭紛紛從進口作業轉向跨大西洋出口作業,歐洲的未來能源設施格局將比烏克蘭危機之前更加穩固。截至2014年,立陶宛海岸線外建起了名爲“獨立”的海上液化天然氣碼頭,波蘭也正在建設更多的液化天然氣碼頭,丹麥在北海的天然氣碼頭也可將富餘的天然氣往南輸送,這意味着,或許很快歐洲就可以向烏克蘭供氣,而不是讓烏克蘭給歐洲供氣。

百年之前,國際能源市場幾乎不存在,也沒有任何跨國的石油管線,但如今卻有着數百條跨國油氣管道。無論在盟國之間還是在相互懷疑的鄰國之間,這些管線可將所有沿線國家綁在一起。油氣管道將相互仇視的國家結成共同利益體,充分顯示出拔河博弈的動態,如果沒有這些管道,某些國家就只能兵戎相見。俄羅斯和歐洲之間的管道越多,俄羅斯就越是有理由去保障供應,而不是動輒斷供。最終,俄羅斯內部的弱勢和其對外國投資的依賴會使得莫斯科重新回到對西方開放的道路上來,而如果俄羅斯能充分履行其全球能源和糧食供應大國以及歐亞通道的角色,對歐亞大陸上的50億人口來說都善莫大焉。因此,正確的戰略是購買俄羅斯,而不是遏制俄羅斯。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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