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讓範無病感到詫異的，是範亨和朱老闆在吃飯的時候，自始至終也沒有提到關於稅收漏洞的事情，直到吃完飯了，朱老闆纔跟範無病打了個招呼，“晚上接待一批工商界的朋友，無病一塊兒過來陪我如何？”
範無病正感到詫異，打算推掉的時候，範亨就替他答應下來了，“當然沒有問題。”
這裡面有古怪，範無病直覺老爸範亨和朱老闆之間有了什麼默契，於是也就沒有多問，只是問道，“晚上有多晚？我怕自己瞌睡沒精神——”
“不會很晚，十點半之前就搞定了。”朱老闆表示道。
“那行。”範無病點了點頭，要說自己十點半之前就睡覺，估計誰也不信。
像他這種年紀的，只要不是老婆看得太緊的，家裡事情太多的，誰晚上沒有點兒應酬啊，再說他又是處在這個身份地位上面，怎麼可能是那種白天沒鳥事兒，晚上鳥沒事兒的人？
等到衆人收拾了一下，離開之後，範無病就上了朱老闆的車子，讓司機開着自己的車子跟在後面慢慢走。
“最近你的公司搞得如何？”朱老闆隨口問道。
朱老闆和範無病坐在後排座椅上，他的女秘書坐在前面的副駕駛位置上，司機是一個年級在四十歲左右的中年人，看樣子似乎是軍人出身，一副非常嚴謹板正的樣子。
“還可以吧，攤子鋪的太大了，我也很難方方面面都顧及到，反正有總部的高管們給我盯着，除非出了什麼異常的事情，我纔會去關注一下，平時我都不大艹心的。”範無病回答道。
範無病說的確實是實話，最近他所忙的一些事情，也不過就是到各處去走一走，看一看大家都有什麼發展上的瓶頸，看看自己是否能夠幫得上忙，或者就是了解一下各企業的發展，在需要解決的資金問題上扶持一把。
但是總體而言，範氏投資集團旗下的各企業都發展的不錯，也就是隻有幾個新建的企業如東南重工集團等，需要大量的資金支持，要麼就是江山港和橫山港之類的在建港口需要大量的資金扶持，其他的，還真沒有什麼花錢的地方，反倒是現金奶牛很多。
綜合範氏投資集團在國內的各大企業的收益，足以供養起目前的大飛機項目和幾個港口和東南重工這樣的大項目的運作，這也表明了範氏投資集團在國內的企業已經擺脫了建設初期的淨投入狀態，而是進入了高速發展期了。
否則的話，以大飛機項目和其他幾個港口項目，再加上東南重工這個國內第一傢俬營軍工企業的建設費用，每年至少也是幾百億的投入，持續好幾年的淨投入，普通的財團怎麼可能養得起？
但是範氏投資集團現在僅僅依靠國內的營收，居然就養住了，這不能不說很令人驚異。
很快，朱老闆的車子就聽到了大會堂外面，然後就有人過來招呼，一路進了裡面的一個裝修得富麗堂皇的大廳，頓時眼前一亮，大廳裡面的燈光如同白晝一般，讓範無病感到很是晃眼，心道京城的電力果然是充沛無比。
這邊兒還有幾個相關部門的領導候着，見到範無病出現，頓時爆發出一陣陣熱烈的掌聲，範無病緊隨在朱老闆的身後，走了進去，就發現這邊兒的等着見面的工商界朋友們，居然有上百人之多，已經站好了隊形，大概是要合影留念先。
於是在工作人員的引導之下，範無病跟着朱老闆一路走了過去，到了人羣正中停下，然後就坐，擺了個標準姿勢，然後攝像師舉着機子用全景鏡頭一掃而過，連着來了兩遍纔算是大功告成。
此時就見周圍的媒體的閃光燈嘩嘩地亮了起來，即便是見慣了大場面的範無病，也覺得有些不大適應，因爲他雖然是大人物，但是一向深居簡出，不大願意沾惹這些媒體中的麻煩，這一次在大庭廣衆之前接受媒體的拍照，其實還是很有限的幾次體驗。
倒是範無病也注意到，這些工商界的朋友們當中，倒是有不少人都是見過自己的，看到自己緊跟在朱老闆的身後，甚至排在了身後的幾位副部級的前面，大家的神態都顯得非常驚訝，顯然認爲這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
畢竟，範無病再有錢有勢力，也就是一個商人，怎麼可能凌駕於官員的身份之上？
這是讓人想不通的一件事情，而在朱老闆跟大家簡單地說了幾句話之後，就又發表了一個消息，就是最近政斧部門將對偷稅漏稅行爲進行嚴厲的打擊，並標明瞭偷稅漏稅行爲的危害姓，對於國家人民的利益損害的嚴重姓，以及世界各國對於偷稅漏稅行爲的一貫應對做法，之後又再次重申了打擊這一不法行爲的決心。
之後，就是爲大家舉行的酒會了。
朱老闆的一番發言，讓大家的心裡面都感到有些不同尋常，按道理這只是一個很普通的歲末年初接待工商界朋友的普通晚宴，沒有道理會發表這麼突兀的消息的，而從朱老闆的表情來看，這一點兒都不是在開玩笑。
於是大家就紛紛聯想起了最近以來工商部門着力打擊跨國公司避稅行爲的事情，從嚴格控制避稅行爲突然向嚴厲打擊偷稅漏稅行爲這個變化上來看，大家都認爲這一次可能是中央的風向又發生了變化，稅收工作的重點開始轉移了。
實際上對於分稅制改革這件事情，從現在來看，中央財政確實得到了極大的改善，也可以應付很多大型基礎設施建設了，中央政斧有了錢，可以統籌辦理的事情很多，不再受到地方的掣肘，這是一件好事兒。
但是，現在的分稅制在實際艹作中遇到的問題也比較多。
現在回頭看看，從一九九四年進行的分稅制改革更像是一個半拉子工程。
當時只是明確了中央和各省之間財權或者說是稅收的分享比例，事權卻沒有界定清楚，事權和財權不匹配，而中國這種大一統的垂直型行政管理體制，又導致上一層級政斧很容易把很多事權、很多支出責任推給下一級政斧。所以到了去年的時候，大量的學術文章都在討論地方政斧的財政破產問題。
地方政斧及其部門也搞了很多非規範的收費項目，搞了所謂的全民創收，結果帶來了大量的[***]和政企不分問題，後來地方政斧找到了土地財政的出口。從一九九七年開始，中國開啓了住房信貸，一九九八年搞住房福利制度改革，這時候地方政斧突然看到一個現金流，就是土地可以賣錢了。
最先是大連，青島等搞的城市運營計劃，以及上海浦東的兩岸一江規劃，此後迅速被全國複製，但現在看這種寅吃卯糧的模式很難持續下去，這使很多人不得不重新回頭來審視當年的分稅制改革。
分稅制名字好聽，大家原來以爲是財政分權了，與國外接軌了，實際結果是財政集權。當時的目標也是兩個提高，提高財政收入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提高中央財政佔財政總收入中的比重。
改革的主要着眼點是增強中央政斧的宏觀調控能力，明確中央和地方的財力分配關係，將稅種統一劃分爲中央稅、地方稅和中央地方共享稅，分設中央和地方稅務局，由此建立中央和地方之間的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這就是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的名稱由來。
根據國務院的要求，當時各級地方政斧基本上參照中央對地方體制的做法，從地方集中稅收收入。這樣一種自上而下推行的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改革，爲上級政斧集中下級政斧的財政收入提供了制度化的路徑。
也就是說，這種財權向上集中的思維不僅在中央政斧層面，而在省、市、縣層面都形成了從下級政斧集中資金的思維邏輯。由此導致了提供公共產品與服務的事權不斷下移，而財權不斷上收，縣鄉級政斧的財權和事權曰益背離，很大程度上加劇了其財政困難。
當時爲什麼搞分稅制改革，其實很大程度上是因爲八十年代搞的的財政包乾制度使中央財政的提取能力下降了。
中央政斧與地方政斧的博弈中，中央政斧越來越沒錢了，地方政斧卻越來越有錢了，當時的珠三角等地的地方政斧與中央政斧的談判能力在增強，而在這種大一統的行政體制架構下，最讓人擔心的就是諸侯經濟，所以當時的中央決策者們就急了，這樣下去怎麼行？
當時地方政斧收稅，中央政斧不讀力收稅，根據包乾制，地方政斧扣掉上交中央的，剩下的歸自己。
在這種制度安排下，地方政斧完全可以少收稅，多收費，因爲收的費都是地方的。甚至一些地方讓企業自己承擔公共基礎設施建設，比如企業自己門前的公路，由企業自己修好，而政斧則是答應企業少納稅。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