惹來的麻煩還不到我預估的一半。二十分局派來的兩名警察我都不認識，但就算認得，事情也不會進行得更加順利。我們在現場回答問題，然後跟他們回到西八十二街的分局去錄口供。現場的醫學證據似乎和我們的說法沒有任何牴觸。警察很快指出，錢斯應該一發現屍體就去報案，不過他們倒也沒因爲他拖延時間跟他沒完沒了。不小心撞見屍體誰都會怕——就算你是皮條客，而她?*?，畢竟這是紐約，一個各人自掃門前雪的大都會，怪的不是報案太晚，而是他願意報案。
我們到分局時，我相當輕鬆。早先我有點擔心，因爲我想到他們可能會要搜身。我的外套是個小型的軍火庫，還藏有我從小巷那傢伙身上拿來的手槍和兩把刀子。這些刀子都不合法，那把槍的情況更嚴重、天知道它的來處。但我們做的還夠不上搜身，真讓人開心，我們沒有被搜身。
“*自殺是常事。”喬·德金說，“她們就愛幹這個，再說，這位已經有過紀錄。你看到手腕上的傷疤了吧？報告上說有幾年了。你可能不知道，服毒這方法，她在一年前就試過。她的一個女友把她送到聖克萊爾醫院洗胃。”
“紙條提到，她希望這回她服得夠多。類似這樣的話。”
我們當時坐在石瓦餐廳——一家第十大道上的牛排館，它吸引不少約翰傑學院和中城北區分局的警察光顧。在這之前。我回過旅館。換了衣服，找到地方藏妥武器以及一部分錢，然後就接到他的電話，要我請他一頓。
“我纔想起，應該趁早敲你一筆。”他說，“總不能等到你那客戶所有的女人死光，而你的辦案錢越來越少。”
他點了盤什錦烤肉，喝掉了兩瓶嘉士伯啤酒。我要了份牛排，配上咖啡。我們談了會兒桑妮的死，但沒談出什麼名堂。
他說：“要不是另外那個金頭髮被害。你都不會想到去多看它一眼。所有的醫學證據都指向自殺。淤血青紫，很容易解釋。她神志不清，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跌倒後撞翻東西。她倒在地板而不是牀上，道理完全一樣。淤血當然在所難免。她的指紋全在它們該在的地方——酒瓶、玻璃杯、藥罐子。紙條的筆跡也查出非她莫屬。如果你客戶的話可以採信，他發現她時，她反鎖在裡頭。門從裡面鎖住，鏈條帶上。你確定他沒撒謊？”
“我聽着像真話。”
“那她就是自殺的，這甚至跟兩個禮拜前達基嫩的死都連得上。她們是朋友，她因爲朋友發生不幸，非常沮喪。你看會有不是自殺的可能嗎？”
我搖搖頭：“這種自殺最難假造。你能怎麼辦？拿漏斗把藥片強塞進她喉嚨？拿槍逼她吞服？”
“你可以把藥溶掉，偷偷讓她服下。不過他們在她胃裡找到殘餘的安眠藥膠囊。所以忘了這事吧。的確是自殺。”
我試着回想紐約的年自殺率，但連個合理的估算都猜不出來。德金也幫不上忙。真不清楚比率到底多高。是不是和其他所有現象一樣，只有上升趨勢？
他捧着咖啡說：“我找了兩個星河旅館的職員，清查今年年初以來他們所有的登記卡，挑出所有用印刷體簽寫的。沒一張能跟瓊斯的登記扯上關係。”
“其他旅館呢？”
“找不到符合的。是有一批叫瓊斯的人，這名字本來就很普通，但這些人全是簽名，用信用卡付賬，看來全都貨真價實。真是浪費時間。”
“抱歉。’
“幹嗎？我做的事百分之九十是在浪費時間。你說的沒錯，是值得查查。如果這是個大案子，登上頭條新聞，有上頭的人施加壓力，不用你說我自己也會想到，而且我們會查遍紐約五個區所有的旅館。你怎麼樣？”
“我什麼怎麼樣？”
“達基嫩的案了你有進展了嗎？”
我得想想。“沒有。”我回答。
“實在氣人。我再看一次檔案，知道是什麼讓我如鯁在喉嗎？那個前臺職員。”
“我談過的那個？”
“那個是經理、副理之類的吧。我找的是讓兇手登記住宿的那個。現在有這麼個傢伙進來，名字用印刷體寫而不簽名、付的又是現金。這兩種做法都不尋常，對不？我是說，這年頭有誰會在旅館付現鈔？我不是說廉價連鎖旅館，我說的是你得花七、八十塊住一晚上的旅館。這年頭什麼都用塑料貨幣、信用卡什麼的，都這樣。這傢伙付的是現金，前臺職員竟然連個屁都沒記住。”
“你查過他底細？”
他點點頭：“我昨晚跑去找他談。呱，是南美哪個國家來的小夥子。我跟他談的時候，他好像身處雲裡霧裡。兇手登記住宿時。他八成也是霧茫茫一片。我看他一輩子都活在霧裡。不知道他那些霧是哪裡來的，是用鼻孔吸的還是嘴巴抽的還是怎麼的，不過我想應該是老老實實賺的。你知道咱們這城裡有多少人整天都在雲裡霧裡？’
“我懂你的意思。”
“你可以在午餐時間看到他們。辦公室的人，市中心、華爾街，不管在哪個區。全擠上街買毒品，午餐時間就坐在公園猛吸。這樣做事能有什麼效率？”
“不知道。”
“還有一大羣癮君子，像這個自殺的女人。沒事使勁吃藥，你還不能說她犯法。毒品。”他嘆口氣，搖搖頭，撫平他暗色的頭髮，“咳，我需要的是白蘭地。”他說，“如果你認爲你的客戶可以負擔得起。”
我到聖保羅教堂。剛好趕上聚會的最後十分鐘。我喝杯咖啡，吃塊餅乾，根本沒聽別人在講什麼。我連名字都沒報，趁禱告時間偷偷溜掉。
我回到旅館，沒有留言。前臺告訴我。我有兩通電話，但對方都不願留名。我上樓回房，想理清我對桑妮自殺的感覺。但到目前爲止，我只感覺到麻痹。我自虐式地不斷去想：如果我沒把和她的談話排到最後，或許可以及早發現，搞不好還可能說了或做了什麼叫她回心轉意。這麼想想不出結果。我在答錄機上跟她談過，她可以說些什麼，可是她沒有。畢竟，自殺，她已經試過至少兩次，而且很可能有過幾次沒有留下記錄。
什麼事情只要試得夠久，你就能摸對門路。
吃完早飯後，我去銀行存些錢，買張匯票。我到郵局把錢匯給安妮塔。我很少想到我兒子牙齒矯正的事，現在終於可以忘得一乾二淨。
我繼續走到聖保羅教堂，爲桑妮點上一根蠟燭。坐在教堂長椅上，我給自己幾分鐘時間回憶桑妮。沒有多少可供回憶的材料。我們勉強算是有一面之緣。我連她的長相都記不清楚，
爲她死的模樣把我對活的桑妮的微弱記憶推到一旁。
我突然想到我欠教堂一筆錢。錢斯給的費用除以十是兩百五，而我從想搶我錢那孩子身上拿的三百多塊，他們也該分到十分之一〔我不記得確實數字，所按二百五應該算是公平)，那麼加起來我給他們兩百八十五，就兩清了。
但我已經把大部分的錢存進銀行。我皮夾還有幾百塊錢，如果捐給教堂兩百八十五的話，我可就要捉襟見肘了。我仔細估量不辭勞苦再跑一趟銀行的可行性。突然，我這小把戲中的荒唐勁兒像一記重拳擊到我的腎臟。
我到底是在幹嘛？爲什麼會自以爲欠了誰錢？而我又是欠了誰？不是教堂，我不屬於任何教堂。我把我所得的十分之一捐給在恰當時機碰上的禮拜堂。
那麼，我到底是欠了誰的債？上帝嗎？
這樣做理由是什麼？這又是哪種債務？我怎麼欠的？我是在還借款嗎？或者說，這是我爲了求得保佑偷偷塞給老天的小紅包？
以前我一向有辦法給自己一個合理的解釋，這只是我的習慣，一個小小的怪癖。我不用繳稅，所以就改向上帝繳錢。
我從沒真正向自己提出這個問題。
我不確定我會喜歡我的答案。我還記得在聖尼古拉斯大道旁邊那條小巷子裡，有個念頭忽然閃過我的腦際：我沒奉獻所得的十分之一，所以今天得死在這孩子手裡。其實我並不真信那套，也不認爲世界真是循着那個邏輯運轉。我只是奇怪自己竟然起過那種念頭。
我掏出皮夾，數了兩百八十五塊出來。我攥錢坐着，然後又統統放回皮夾——只留一塊錢。我至少可以買根蠟燭祈禱。
那天下午，我一路走到金的大樓。當時天氣不壞，而我閒着也是閒着。我經過門房，徑自走入她的公寓。
我進門第一件事便是把那瓶“野火雞”倒入水槽。
我不知道這樣做有多少道理。她那兒還有其他很多種酒，我並沒有一一清掉。但“野火雞’已經帶有象徵意味。每回一想到那公寓，腦裡就會浮現酒瓶的模樣，而伴隨這圖像的則是對酒色香味的生動記憶。等酒完全流入水槽後，我才鬆了口氣。
然後我又回到前廳，檢查掛在櫥裡的毛皮外套，襯裡縫上的標籤，說明這是染色的lapin皮。我查分類電話簿，隨便找了個毛皮業者打電話去問，才知道lapin是法文。
“字典裡頭可以找到。”對方說，一般美語字典都有。這字現在已是英文，由毛皮業引進來的。就是兔子的意思。
正如錢斯所說。
回家路上，有什麼引發了我喝酒的慾望。我甚至不記得到底是什麼刺激了我，只記得我的反應：想像自己一邊肩膀抵着吧檯，一隻腳踩在銅欄杆上，鍾型杯握在手裡，鋸木屑在地板上，我的鼻孔滿是黴舊的老酒鋪的味道。
飲酒欲其實不強，而我也沒真打算付諸行動，不過倒因此想起我對簡的許諾。因爲不是覺得非喝不可，所以實在沒有必要找她，但我還是決定找她。我花了一毛錢，在市立總圖書館附近拐角的電話亭撥了她的號碼。
我們的談話一直有車聲干擾，所以只能輕鬆簡短地聊聊。我沒機會提到桑妮自殺，也沒講起那瓶“野火雞”。
我邊吃晚飯邊看《郵報》。桑妮的自殺在那天社會版佔了幾段，這是理所當然的事。但《郵報》往往爲了促銷報紙製造假象。這回他們引讀者上鉤的賣點是，強調桑妮和兩個禮拜前在旅館被剁成碎片的金·達基嫩分享同一個皮條客。因爲找不到桑妮的照片，所以他們又登一次金的照片。
不過報導的內容可就沒辦法像頭條標題那麼聳動。他們只能說她是自殺，外加一些不着邊際的猜測，說桑妮自殺是因爲她知道有關金被謀殺的內幕。
兩腿被我打斷的男孩仍然沒有上報。但不用說，報紙從頭到尾還是少不了謀殺和犯罪等等陳年調味料。我想到吉姆·費伯說過要放棄報紙，不過我知道自己目前無法做到。
晚餐後，我到前臺拿信。還是平常收到的垃圾傳單，外加錢斯要我和他聯絡的口信。我打到他的服務處，他立刻回電問我案子進展如何。我老實說毫無進展。他問我是否打算堅持下去。
“再撐一陣子。”我說，“我只是想看看前頭有路沒路。”
他說警察一直沒有騷擾他。他整天都在忙着桑妮的喪葬事宜。金的遺體被運回威斯康星州的老家，但桑妮沒有親人認領。
目前他已安排好要把桑妮的遺休運出太平間。紀念儀式決定在西七十二街的庫克殯儀館舉行，時間是禮拜四下午兩點，他告訴我。
“早先實在也該爲金辦的，”他說，“只是一直沒有想到。其實主要是爲了女孩們的士氣。她們都快瘋了，你知道。”
“可以想象。”
“她們全在想同一件事。壞事成三。她們全在擔心誰會是下一個。”
我當晚跑去參加聚會。臺上人作見證時、我突然想到：一個禮拜前我失去意識四處遊蕩，做了什麼只有天知道。
“我叫馬修。”輪到我時我說，“今晚我只想聽聽，謝謝。”
散會後，有個傢伙跟着我爬上樓梯走到街上，然後和我並肩而行。他年約三十，穿件粗呢格子夾克，戴頂鴨舌帽。我不記得見過這人。
他說：“你叫馬修，對吧？”——我點頭算是承認——“你喜歡今晚那個見證？”
“還算有趣。”
“想聽一聽更有趣的故事嗎？聽說城北有個人給破了相。還斷了兩條腿。挺精彩的呢，老兄。”
我打個寒噤。手槍放在五斗櫃的抽屜，卷在一雙襪子裡。兩把刀也在同一個油屜甩。
他說：“你有種，老兄。那玩意兒夠大，懂我意思吧？”他一手罩住鼠蹊，就像棒球選手護住命根子一樣，“不過話說回來。”他說，“你不想惹禍上身吧？”
“你說什麼？”
他攤攤手：“我又知道什麼？我只是工會的人，老兄。我幫人捎個口信。就這麼回事。有個小妞被人在旅館裡剁了，那是一回事，但她朋友是誰可又是另一碼子事。不重要，懂嗎？”
“誰要你傳這口信的？”
他只是盯着我看。
“你怎麼知道可以在會場找到我？”
“跟你進去，跟你出來。”他咯咯笑着，“打斷那個maricon【注】的兩腿，做得也末免太過火了，老兄。太過火了。”
【注】西班牙文，男同性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