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就是不一樣！”虞堯聽了這個解釋之後也不禁暗暗感嘆。很顯然這名刑訊專家可不是那種只知道用蠻力拷問犯人的莽夫，而是受過專業訓練，且有豐富實踐操作經驗的職業行刑人員。
這名刑訊專家打開了他帶進來的一個包裹，裡邊是兩個看起來十分厚重的牛皮卷軸。他將這兩個卷軸打開，攤放在陸久身前，似乎是故意要讓他看清楚裡面的物事。
左邊的卷軸裡插滿了各種精巧的小工具，針、鉤、鑷子、指虎、小刀等等，每一種工具又有數個不同式樣和尺寸。光是小刀便有十來把之多，全是精鋼打造，連柄在內四寸來長，外形十分精巧，刀刃或直或彎，顯然是有着不同的用途。
右邊的卷軸尺寸更大一些，展開以後，上邊插着的工具倒是有八成與左邊的小工具外形相似，只是尺寸要放大了許多。而不同之處則是右邊多了鉗、鋸、斧、鑿之類的工具，看樣子應該是大動作才能用到的東西。
雖然虞堯只是一名旁觀者，但看到刑訊專家將這些冷冰冰的工具慢慢展示出來，心中也不禁生出了一絲寒意。而至於即將受刑的陸久會是什麼樣的感受，想必更是要比他緊張得多。
“將軍若是要在此觀看，還請退開幾步，以免待會兒被血污濺到身上。”刑訊專家很是細心地提醒了一句。
虞堯回過神來，搖搖頭道：“接下來的事情交給你，我去看看其他地方的進展。你下手掌握好分寸，這個人知道的東西應該不少，活着比死了有用。”
專業的事交給專業的人去做，虞堯不希望因爲自己在這裡旁觀而影響到下屬的發揮，而且他也沒興趣看這種近似於活體解剖的行刑方式，乾脆便找個藉口先行離開。
除了陸久之外，在此次行動中從正源記抓捕的其他人員也都在分頭受審之中，雖說這些人掌握的信息多半比不了陸久，其中可能還有根本不知情的無辜者，但當下這種局面肯定是寧可錯殺不可放過，不管如何都得先審一審再說。
除了對已經被抓捕的人員進行緊急審訊之外，本地調查工作的另一部分便是對正源記進行徹底搜查，並將搜出的所有證物追根溯源，收集其中有用的信息。由於澎湖進行的抓捕行動沒有任何的預兆，正源記沒有來得及毀掉商棧內的賬冊貨單等資料，而這些書面記錄中所蘊含的信息往往最容易被忽視掉。
爲了查明這些資料中是否有關鍵信息，虞堯下令從本地的商務部、港務中心及海漢銀行調來了數名會計，由這些專業人員來對相關賬冊進行仔細檢查。
按照漳州對犯人審訊所得的消息，日本商人田川健司不止來過澎湖，還造訪過臺灣島上的高雄港。而依照其在澎湖的操作模式，極有可能也在當地設立了叫做“正X記”的商業機構來作爲掩護，然後暗中從事某些針對海漢的陰謀活動。
以防萬一，虞堯還是儘快給高雄港的主官厲鬥發了電報，向他告知了在澎湖查獲此案的大致經過，並勸告厲鬥儘快採取相應的行動。如果時間多拖幾天，讓潛伏在高雄港的對手提前有所防備，不管是毀去資料還是駕船潛逃，對海漢來說都是不必要的失誤。
當然了，既然對手連澎湖和高雄這種地方都派遣了人員潛伏，那可想而知海漢在海外地區的其他貿易港應該也在對方的算計之中。所以當下需要立刻進行排查的地區並不是大明沿海，而是海漢控制的各處貿易港。
這個情況與執委會先前的判斷是截然不同，但虞堯權衡利弊之後，果斷選擇了先追查眼下出現的線索，並將這個情況通過電臺迅速通報出去。
虞堯在澎湖的這個發現非常關鍵，由於海漢在通信技術方面的優勢，各地的調查進展能夠在極短的時間內就通報到其他地方，遠遠快於自己的對手，這樣一來，對手便無法再趕在海漢前面去切斷正源記這樣的線索。即便正源記的掌櫃陸久暫時還沒有開口招出更多的情報，但漳州正福記和澎湖正源記兩處地點的接連暴露，已經是拔出蘿蔔帶出泥，讓海漢找到了追查對手行跡的重要規律。
在澎湖東窗事發的第二天，臺灣島的高雄港也突然毫無徵兆地進入到全城戒嚴狀態，港口被海軍部隊全盤接管，禁止所有船隻擅自離港。緊接着駐軍便以迅雷之勢在城區包圍了幾處地方，然後毫不猶豫地使用武力強攻，抓捕了若干人員。
高雄城區各地很快便發佈了蓋有高雄管委會大印的公告，行政主官厲鬥宣佈這些抓捕行動是針對潛伏在本地的一夥極爲危險的江洋大盜，待案情查明之後就將會重新開放港口。在封城期間，任何嘗試強行離開高雄的行爲都將被視爲畏罪潛逃，一律作爲疑犯處理。
有漳州和澎湖兩處地方的經驗在前，高雄當局在處理此事的時候就顯得從容多了。相關部門通過與澎湖一樣的方式查實了日本商人田川健司在高雄設立的機構，並且對方在毫無防備的情況下順利完成了抓捕。
對相關地點的搜查也沒有讓厲鬥失望，繳獲了數支包着油布保存得非常好的火槍。而在這邊所找到的賬本等物品，也證明其經營方式與澎湖的正源記如出一轍，也是從本地收購一些土特產之後稍作加工，然後販賣至大明沿海。不過這些生意應該只是明面上的掩護，而真正的賺錢的部分，估計還是從大明採購物產，然後轉手運去南海賣給西班牙人。
當然現在這些從大明採購的物產又增加了一條理論上的銷售渠道，既然在背後主持此事的是一名日本商人，那很有可能其中的一部分商品也會被運去日本發售。
這其實也不算什麼稀奇事，日本與中國之間的貿易往來古來有之，每年到大明採購各種商品的日本商人也並不鮮見。雖然從1635年開始，日本德川幕府就已經開始施行閉關鎖國的外交政策，但大明和荷蘭卻是唯二被允許與日本進行貿易的國家，而且限定要在長崎完成交易，大明的各種商品依然能夠因爲這種特殊待遇進入日本市場。
不過除了德川幕府所規定的這種交易方式之外，一部分經營海貿的地方藩主也依然會自行與別國進行貿易，比如對馬藩的宗氏與朝鮮國，薩摩藩的島津氏與琉球國之間的貿易。而一些產自大明的商品，也會通過這種間接的貿易渠道流入日本。
隨着調查工作在福建海峽地區接連不斷地取得進展，更多的真相也在一點一點地被剝去了掩飾之後顯露出來。情報部門目前基本可以確定的是，對手在福建海峽地區組織安排各種事務的負責人是日本商人田川健司，不過考慮到對方一向行事謹慎，這個用來公開活動的身份也未必就是真實的。
僅目前在漳州、澎湖、高雄三處地方所發現的商業機構來看，對方在佈局方面是下了相當大的工夫。這不僅需要充裕的資金作爲支撐，更得通曉各國商貿情況，還要有統攬全局的能力，這絕非普通的商人所能做到的事。
日本商人具有這麼強的操作能力嗎？情報部門對此是持懷疑態度的。由於航海技術的限制，日本商人在海外的活動範圍遠遠比不了漢人海商和來自西方的殖民者，其眼光見識和經營意識自然也會跟一流水平有一定的差距。
但這個田川健司在福建海峽地區所做出的部署堪稱優秀，如果不是海漢情報人員在宿務查到了相關的線索，將調查重心放到了福建，那這些僞裝起來的商業機構只要不主動暴露，大概永遠都不會被人發現其真正的身份。這樣的厲害手段，在海漢情報部門過去所遇到過的對手中都是不多見的。
那麼這個田川健司究竟是何方神聖，便成了情報部門當下要調查的主要問題。目前除了其名字和樣貌之外，情報部門並沒有獲得其他更多有價值的線索，也不清楚此人的行蹤。被抓獲的嫌犯中雖然也有數人曾與田川健司有過接觸，但掌握信息比較多的頭目都仍是咬死不肯鬆口，透露關於此人更多的內容。
但只要方向對了，以海漢的執行能力和行動效率，要拔除對方安插在海漢控制區的各種商業機構就不是太難了。執委會在接到來自澎湖和高雄的報告之後，立刻修正了之前的計劃安排，將針對大明東南沿海地區的大面積排查，改爲了海漢控制下的各處貿易港全面自查，以消除類似正福記、正源記這樣的隱患。
這樣的安排倒是成功解決了外交部之前所擔心的問題，海漢軍在大明沿海地區的抓捕行動如果引發地方官府的誤會和抵抗，很容易會產生武裝衝突，而將排查改爲自查之後，就取消了軍隊出動到大明沿海地區的所有行動計劃，自然就將可能爆發的衝突提前消彌於無形了。
不過這個調整倒也不會讓海外駐軍就此清閒下來，在各地的戒嚴和抓捕工作仍需出動駐軍的精銳部隊，但相較於到大明境內的陌生環境中執行任務，在自己地頭上動手不但省去了舟車勞頓辛苦，而且因爲環境熟悉，行動期間也會順利許多。
繼福建地區之後，在福建泉州，珠江口的香港，以及浙江寧波舟山定海港也先後查獲了幾家性質類似的商行商棧。這些商業機構雖然名字和經營內容都有差別，但其經營模式卻與福建那幾家幾乎一模一樣，只要照着在漳州查獲正福記的幾個條件進行篩選，便讓這些原本掩飾得極好的機構很快曝光。
而有了之前的經驗，在搜查抓捕環節也更爲順利，後續查獲的幾處地方都沒有再爆發激烈的對抗，而從其經營場所查獲的武器和賬冊，都表明這些商業機構是有同一個幕後老闆。
“通過我們目前查證的結果，可以判斷這些商業機構的經營者都曾接受過同樣的培訓，所以不但經營內容和手法類似，而且就連藏匿槍支的地方，還有記錄來往賬目的習慣，都全是一樣的。”在來自各地的最新情報彙總到三亞之後，何夕代表安全部向執委會彙報了調查進展。
“你的意思是，在我們所不知的某個地方，有人辦了一個掌櫃培訓班，成批培訓這種小型商業機構的經營者？”施耐德三句話不離本行，聽完之後便按照自己的理解翻譯了何夕的說明。
“施總這麼理解倒也沒什麼問題，不過這個機構的培訓對象都經過了專門的挑選，跟普通人還有些不太一樣。”何夕笑着應道。
“哦？有什麼不同？”施耐德好奇地追問道。
何夕應道：“這些經營者對自己的生死看得極淡，有些人似乎在接受這個差事的時候就已經抱定了必死之心，把這差事當作自己生命中的最後一件工作。我實在很好奇，幕後主使者是從哪裡招募到這麼多既懂經營商貿，又能充當探子和刺客的亡命徒？而且這些經營者全是漢人，他們是從哪裡冒出來的？”
“聽你這麼一說，這事好像越來越有意思了。”陶東來應聲道：“我們目前查到的幕後主使是個日本人，但替他辦事的這些頭目全是漢人，這種關係是怎麼建立起來的？既然這些頭目連生死都不在乎，那大概也不是爲了錢財在賣命，是什麼驅使他們去做這些事情？依我之見，要嘛是報恩，要嘛是報仇。”
“也可能兩者兼而有之。”寧崎接過話頭道：“報恩和報仇這兩件事並不衝突，比如說他們和恩人有共同的仇人，那麼報仇的同時就是在報恩了。”
“你說得有道理。”陶東來點點頭表示了贊同，旋即話鋒一轉道：“那我們有這樣的仇敵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