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東西問》如何破解「古今中西之爭」?(姚中秋)

2023年11月24日,北京,觀衆參觀在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舉辦的「中國新民:梁啓超誕辰150週年紀念展」。(中新網)

「古今中西之爭」,指一百多年來圍繞中國如何實現現代化而多次爆發的、以古今中西之文化資源取捨爲中心的思想爭論。

近代以來,西方列強入侵,中國連遭失敗,陷入文明危機,「中國向何處去」成爲思想政治之中心問題,古今中西之爭因此而起,幾乎所有近現代思想家、政治人物和學術派別都捲入其中,持續上百年。

古今中西之爭長期存在的根本原因,在於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曲折複雜,久未塵埃落定。五四運動中,先進知識分子接受和傳播馬克思主義,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展開實踐,走上了一條有效解決中國問題的道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長期革命與發展實踐,取得舉世矚目的現代化建設成就,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基本凝定。今天,中國式現代化的推進,爲破解古今中西之爭創造了條件。

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如下論斷:「經過長期努力,我們比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更有條件破解『古今中西之爭』。」今天中國思想學術界也有條件對古今中西之爭作出理論上的論定。

●古今中西之爭從何而來

古今中西之爭的產生,很大程度上源於一度佔據主流的自由主義思維方式誤解了中國根本問題。19世紀中後期,中國接連敗於西方列強(以及率先學習西方的日本),士人、知識分子不能不對此作出解釋,說明西方何以強大、中國何以落後。這一解釋又有重大規範意義,決定變革的方向、道路、戰略。

清末民初幾十年間,陸續出現了幾種不同解釋。1922年,梁啓超爲紀念申報建館五十週年,寫作《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對此予以總結:第一期先從器物上感覺不足,有了洋務運動;第二期是從制度上感覺不足,有了戊戌變法、建立中華民國等政治制度變革;第三期是從文化根本上感覺不足,有了新文化運動、啓蒙運動等思想觀念變革。在這裡,梁啓超構建了一個關於現代中國思想、政治發展變化的歷史敘事,影響廣泛而深遠。

●對古今中西之爭的誤讀

現在看來,梁啓超的事實描述大體沒錯,價值判斷卻不能成立。古今中西之爭的關鍵爭論點在於西方因何強大。很多人將其歸因於西方的現代性文化,再由此上溯至歷史性存在的整個西方文化,如古希臘的哲學和民主。

事實上,西方的興起,始於征服新大陸和建立殖民貿易體系,通過「戰爭資本主義」進行原始積累,並由此率先發生工業革命。此後,憑藉生產力優勢賦予的暴力優勢,西方國家以堅船利炮侵略亞歐大陸衆多民族、國家,纔有了西方的強大。

就此而言,最早與西方接觸的林則徐、魏源,以及洋務派等人的認識,反而最接近事實真相:西方之強在於其堅船利炮,因此中國應當推進工業化,優先發展重工業、軍事工業。但因內外條件約束,這場工業化運動的成果未如人意。一方面,由於權力地方化,中央政府喪失了推動工業化的能力和資源;另一方面,帝國主義的瓜分狂潮興起,壓縮了中國的自主發展空間。

士人的危機感陡然加深。恰在此時,自由主義意識形態通過嚴復等人的譯介傳入中國,提供瞭解釋世界的一種新範式,中國精英也據此解釋西方強大、中國落後的原因。隨後,嚴復、康有爲、梁啓超等士人、知識分子接受了自由主義理論,據以推進制度變革,包括戊戌變法、清末新政、清末立憲、建立中華民國。

在此過程中,國家看上去實現了憲政、共和,但組織化程度反而持續下降,日益喪失領導、組織、推進工業化—現代化的意志和能力。中華民國建立之後幾年,國家依舊內外交困、混亂動盪。

2019年4月25日,香港孫中山紀念館舉行「動與醒︰五四新文化運動」展覽。圖爲部分重點展品,包括1915年陳獨秀創刊的《青年雜誌》(右)。(中新網)

新興知識分子又一次把國家失敗歸因於觀念、文化,試圖通過觀念啓蒙、全盤破壞傳統文化解決國家根本問題。形成這種認識的根本原因仍在外部:一方面是日本思想的支配,福澤諭吉等人把東亞各國的落後歸咎於中國文化,又配合日本徵服中國的野心持續貶低中國歷史和文化;另一方面是美國思想的支配,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世界體系霸主易位美國,美式唯心主義思維方式大行其道,主張全盤美國化。

可以拿同時期的德國做一個比較。19世紀30、40年代,自由主義理論傳入德意志地區,知識界信以爲真。長期經商的德國政治經濟學家李斯特卻打了一個比方:英國人爬上了牆,就會把逐步攀高時所使用的那個梯子一腳踢開,免得別人跟着他上來。李斯特認爲,真正讓英國人富強的是工業化,而非自由貿易或個人權利。工業化過程中,英國在經濟上奉行重商主義,在政治上奉行保守主義;但基本完成工業化之後,卻把自由主義作爲主流意識形態向全世界推銷,其真實用意是打開各國門戶。基於此,以李斯特爲代表的德意志精英羣體總體上拒絕英國式自由主義,強化國家權力,最終德國實現了工業化—現代化。

●破解古今中西之爭

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後,從根本上扭轉了自由主義思維方式佔據主流的態勢。歷史唯物主義與列寧主義的世界政治體系理論,爲中國提供了完全不同的解釋和改變世界的方法,從思想上,更從實踐上爲破解古今中西之爭奠定了基礎。

首先,消解古今中西之爭背後的文明中心論。古今中西之爭的實質是用文化解釋歷史,將觀念、意識當作解決方案。歷史唯物主義則認爲,歷史發展的根本驅動力是生產力的發展,文化只是其觀念反映而已。西方的興起是因其率先實現了工業化,中國捱打是因生產力落後,從而導致軍事能力低下。在思想和實踐上糾纏於文化問題,甚無謂也。

其次,消解中西之爭的話語體系。中西之爭體現了非歷史的文明類型學論說方式,把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予以簡化、整體化且固化,以西方現代富強的事實推定其現代文化優越,進而推定西方文化整體優於中國文化。然而,西方先於中國實現工業革命,並不能證明古希臘哲學、新教倫理、啓蒙運動或蘇格蘭道德哲學高明。反過來,中國沒有率先實現工業化,也不能說明儒家思想低劣。一些人通過文明類型學論證中國文化存續的意義,卻沒有看到革命與工業化的必要性。

最後,消解古今之爭的判斷標準。古今之爭把中西文化之別看成古今之別,即古代與現代、落後與先進之別,體現了一種單線的現代歷史發展觀。列寧則分析指出「帝國主義時代基本的、最本質的和必然的現象:民族分爲壓迫民族和被壓迫民族」,兩類民族的世界處境相反,自然走上了相反的現代文明發展道路,西方現代文明是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性質的,廣大被壓迫民族對其進行反抗、革命,通常選擇社會主義,從而形成民族主義—社會主義的現代文明。

2023年4月18日,中國外交部同工業和信息化部在北京共同組織「駐華使節走進中國部委」系列活動第四場——「製造中國:走進工業和信息化部」。圖爲駐華使節參觀北京三一重工產業園。(中新網)

通過歷史唯物主義,中國共產黨把工業化作爲現代化的中心,破除帝國主義與依附性封建勢力的工業化結構性障礙。革命勝利後,又通過社會主義推進以工業化爲中心的國家發展。這一能動的、革命的現代文明創造進程,經由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凝定,使今日之中國比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更有條件破解古今中西之爭。

這一創造性實踐不限於思想、文化,而是總體性的現代文明創造。文化是其組成部分,且有能動性,但以工業化生產方式爲基礎,與相應的政治、社會制度等辯證統一於「總體性」。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突出特點,在於實現了世界性與民族性、現代性與傳統性的辯證統一。在現代世界佔據先進地位的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與在古代世界佔據先進地位的中華文明相互作用,「造就了一個有機統一的新的文化生命體」。

隨着「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通過中國實踐得到解答,古今中西之爭已不再成爲問題。但歷史沒有終結,中國思想和政治進入新階段,中心問題轉變爲「世界向何處去」。中國提出的三大全球性倡議給出了原則性答案,中國思想學術界需要關注、研究以發展推進文明進步的實踐,在世界層面上思考古今中外問題。(作者爲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歷史政治學研究中心主任)

(本文來源:中新社「東西問」專欄,授權中時新聞網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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