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工程院院士丁健：中國不缺人才，失敗是創新必須付出的代價

轉自：澎湃新聞

·做跟隨式創新更加省力，風險更低。目前看來，“跟跑”的策略是對的，中國有些生物醫藥企業已經能夠做到跟國外領先企業“並排跑”。但跟隨模式創新度不夠，產生的經濟和社會效益也低。

·在新藥研發過程中任何一步都可能失敗，一萬個化合物中最後能成藥的只有一個，其實這個比例都說高了，但這是客觀規律，科學就是這麼發展起來的。沒有這麼多的失敗，就沒有最後成功。

編者按： 在科技飛速發展的時代，創新已成爲推動國家和社會進步的核心動力，創新文化的培育和創新生態的構建顯得尤爲重要。從科研到產業，每個環節都關乎創新的成敗。澎湃新聞科技頻道《我的科學觀》欄目製作專題報道《創新的底色》，旨在探討創新文化的內涵，探索如何打造健康、可持續的創新生態，爲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提供有力支撐。

丁健是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科學院上海藥物研究所研究員，自1992年回國，他一直致力於抗腫瘤新藥的研發。他領導團隊創建了與國際接軌的抗腫瘤藥物研究平臺，並聯合領銜正在推進十幾個抗腫瘤新藥的研發。回國的30年，他看到中國科學技術的巨大進步，但也時常在想：我們鼓勵創新40年有餘，爲什麼很少研發出原創新藥呢？他覺得，除了基礎研究薄弱外，更需要環境、政策、資金等方面的全力支持。以下是丁健的講述：

創新有不同的層次

我們都知道，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一個國家、一個單位、一個人要進步，科學技術要進步，創新非常重要。

創新有不同的層次，一種是原始創新，也就是從0到1，發現別人從來沒有發現過的一種現象、機理、治療方法，這樣的創新在基礎研究中更多。另外一種是跟隨式創新，也就是從1到2，在前人發現的基礎之上進一步完善，或是把各種理論結合起來，創造一種新的理論。跟隨式創新也分不同的種類，比如在抗腫瘤藥物領域，拓展藥物的適應證是一種創新，開發針對不同腫瘤的藥物或聯合療法也是一種創新。目前，無論是中國還是全世界，原始創新總體很少。

目前，中國能快速做出跟隨式創新。比如在生物醫藥領域，作用於某個靶點的首個新藥往往是國外的，不過它在某些方面還不完善——例如藥效還不理想，或安全性還可以更好，我們就在它的基礎之上進一步創新。舉例來說，近年來比較火的免疫療法PD-1抑制劑——K藥（Keytruda，帕博利珠單抗）、O藥（Opdivo，納武利尤單抗），抗體偶聯藥物（ADC）的首個新藥都是國外研發並批准的，但中國跟得很快。

做跟隨式創新更加省力，風險更低。目前看來，“跟跑”的策略是對的，許多國外大型製藥公司也在跟跑。中國有些生物醫藥企業已經能夠做到跟國外領先企業“並排跑”。

但跟隨模式創新度不夠，產生的經濟和社會效益也低。以PD-1抑制劑爲例，這類藥物開闢了腫瘤治療的新領域，但考慮到市場原因，美國只批了四五個，中國一下子批了十幾個，可市場佔有率遠遠不如國外的同類藥。在人口衆多、經濟體量全球第二的中國，原創是必須要大力倡導和鼓勵的。

再回過頭來看，中國科學界發表了很多文章，其中也有很多發現可能有應用的價值，但是真正能夠得到廣泛應用、產生很大的經濟和社會效益的還是不多。爲什麼？我們國家生物醫藥領域的現狀是原創的理論、原創的技術不多。受體學說、免疫抑制劑的概念，還有CRISPR技術、遞送系統、人工智能算法、3D打印等，都是歐美等發達國家首先發明創造的。

失敗是創新必須付出的代價

我常常在想：中國改革開放至今已有40多年了，爲什麼還沒有一個能產生巨大經濟社會價值的原創新藥？我認爲創新需要土壤，科學的發展有自身的規律。創新是驅動科學發展的動力，好的科研文章本身就需要很強的創新性。獲得諾貝爾獎的科學家從來沒有人是爲了獲獎而去做科研，做科研對他們來說就是本職工作。

科學研究往往要克服很多困難，失敗永遠比成功多。做科研的人要有耐心，能夠忍受失敗，這在哪個研究領域都是這樣，生物醫藥領域更體現這些特點。它的週期很長，需要的投資很大，風險很高。一個藥從發現靶點到做化合物篩選，再到確定先導化合物進入臨牀前研究，再經過臨牀Ⅰ期、Ⅱ期、Ⅲ期，一般需要8-12年，所需的資金越來越多。以前講“雙十定律”，即一款創新藥從研發到上市，平均成本超過 10 億美元，研發週期大於 10 年。現在“雙十定律”也無法覆蓋一款新藥的研發成本了。

而且，在新藥研發過程中任何一步都可能失敗。我們原來說，一萬個化合物中最後能成藥的只有一個，其實這個比例都說高了，成功率比這個低得多。但這是客觀規律，科學就是這麼發展起來的。沒有這麼多的失敗，就沒有最後成功。所以有時候聽到有別人說，“某個新的化合物離成藥很遠，不要做了”，我是不同意的，必須有人去做，哪怕失敗。

我今天早上（2024年10月30日）參加一個CAR-T細胞治療項目的評審。雖然現在大家看到CAR-T已經在臨牀上取得了成功，但仍然有很多問題：安全性問題、不能普及，以及只能治療血液系統腫瘤，其他大部分腫瘤都不能治等。今天參與評審的這個項目還沒有進入臨牀研究，從世界範圍來看，FDA（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今年（2024年）4月批准了一個治療黑色素瘤的同類療法。擺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個失敗風險很高的項目，要不要支持？我認爲要，哪怕支持的10個、20個項目都失敗，仍然要支持。失敗是創新必須付出的代價。

關鍵是更好的政策、體制和環境

創新是很嚴酷的。我1992年回國，當時中國的科學技術比較落後，中國科學院上海藥物研究所的舊址在太原路，實驗室環境差，設備落後，幾乎沒有做新藥的條件。我和團隊從搭建抗腫瘤藥物研發平臺開始做，到現在有30多年了。最早我們是做全新的藥物，選定靶點以後，爭分奪秒地做。後來我們不斷地經歷失敗，積累經驗，到2023年3月，纔有一個新藥——c-Met抑制劑谷美替尼在中國上市，並於今年6月在日本上市。另外還有十幾個新藥在推進。我覺得我很幸運，很多人一輩子也沒能做出一款新藥來。

關於我們小團隊如何創新，現在我有幾方面的考慮：第一，選擇的靶點要新，並且不要一擁而上地去做非常熱門的靶點。第二，拓展研究領域。更加關注腫瘤代謝，關注腸道菌羣與惡性腫瘤之間的關係等。第三，更多運用新技術。例如我們已經開始跟AI科學家合作，利用AI針對原先不可成藥的靶點篩選先導化合物。第四，考慮讓更年輕的科學家將研究方向轉向細胞治療、小核酸藥物等。最後，像我們這樣的科研單位更要凝聚到源頭，做原始創新和基礎研究。

我特別想說的是，創新尤其需要資本、耐心資本。這些年中國的生物醫藥有很大的發展：國家經濟實力增強，基礎研究實力也變強了，很多人才從海外歸來，建立了一大批的biotech（小型生物技術企業），這是一個大好局面，但如果他們不能獲得持續的資本支持，那麼失敗的風險很大，所以創新需要耐心資本。

我們現在提倡“投早、投小”，做“耐心資本”，上海成立三大先導產業母基金，這些都對，但我認爲還不夠。我們應該想一想，生物醫藥投資需要國資支持，也需要社會資本的參與。如果社會資本有順暢的退出路徑，將有利於社會資本參與創新投資。

中國人很聰明，很勤奮，也許外界會有一些不一樣的聲音，但科學家們除了自立自強，更要有自信，要積極擁抱世界。中國不缺人才，關鍵是要有因地制宜的政策、環境，有一個能夠容忍失敗、接受新生事物、保護科學家創新熱情和精神的生態，讓努力創新的人獲得更多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