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西方記者眼中的毛澤東：平實而偉大!
毛澤東一生結交過不少國際友人，美國著名作家和記者埃德加·斯諾就是其中之一。埃德加·斯諾22歲來到中國，1936年冒着生命危險進入陝北進行了爲期4個多月的採訪；他也是第一位到革命根據地採訪的外國記者。從那時起的35年來，毛澤東與他5次會面，進行了廣泛的交談，暢談了自己的思想、觀點。根據歷次訪問所蒐集的一手材料，斯諾著有《西行漫記》《大河彼岸》等11部書。本文爲1939年斯諾在延安再次見到毛澤東後所寫，談及他對毛澤東本人的印象以及對中國革命道路的分析。
本文摘自《毛澤東自述》，人民出版社2023年8月再版。謹以此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30週年！
1936年，埃德加·斯諾與毛澤東在延安（資料圖片）
文：埃德加·斯諾
從我住的窯洞下去的小路末端，那輛小轎車在咳嗽，看去像一轎黑色瑪麗亞。等我走近時，我發現那是一輛救護車，車門上清楚地寫着：“紐約華人洗衣業工會贈給中國英勇的保衛者”。原來這就是使我的教會裡的朋友感到驚異的毛的奢侈品！這些洗衣工人的禮品在延安多起來了，有時它們用來把空襲中受傷的平民運送到附近的醫院去。但通常這些汽車只能停着，因爲缺乏汽油去開動它們。
實際上，在一個游擊戰線上，摩托救護車是沒有什麼用處的。這場戰爭的機動性、農村缺乏公路以及缺乏燃料和服務設備，說明必須有一種特別的醫療服務。要是華僑和外國朋友把他們花在昂貴的救護車和西藥上面的錢匯到延安來，在當地生產中進行投資，發展這裡的製藥廠和遊擊性的工業，那會造成永久性的價值。但是這些人似乎從未想到中國人完全能夠製造自己的必需品，如果得到資金來購買機器，只需要進口貨價格的一小部分就夠了。如果把買救護車的這筆錢送給八路軍，就可以資助組織部隊的醫療工作和幫助地方軍事工業，從而真正救活成百人的生命。可實際上，這輛救護車的主要價值只在於把它的發動機用於一家工廠的馬力以及最終它拆成廢鐵的價錢而已。
許多人認爲延安是中國“反對資本主義”的中心，其實延安所需要的除了槍炮之外莫過於資本和機器了。
那輛救護車出城以後顛簸了幾里路，轉入一個山谷，正像100輛其他的汽車一樣，停下來把我們送到毛澤東家門前石板路的盡頭。這裡的“我們”包括黃華，他自告奮勇地陪我前來，想聽聽毛澤東對於歐洲局勢的說明。黃華是我的老朋友，我最初認識他時，他在北京讀書，是燕京大學他這個年級的學生會主席——聰明，富於理想，有當領導的才幹。在華北這個最好的美國教會大學裡，有許多學生離開風景秀麗的校園去解放區，黃華是最早離開的學生之一。
黃華已經成熟了很多，現在工作很忙，顯示出沉靜的自信心；他是青年救國會的書記，同時兼延安以北一個學校的校長。現在在共產黨陣營裡已經有教會學校訓練出來的幾十個學生，黃華像我碰到的這些學生一樣，使我感到他比中國其他部分的基督教青年達到更好的心理上的和諧，而那些青年卻難於把自己的宗教背景同他們所生活的社會調和起來。也許這是由於這些基督教共產黨員，在排除了同中國理性主義無法調和的超自然主義之後，確實能夠把基督教的社會教義同他們日常的政治信念結合起來。也許只是因爲解放區的樸素和平均主義的生活使他們產生了這樣一種幻覺。也許正是這裡實際生活中人與人之間的兄弟情誼吸引了已故比利時神父文森特·萊伯，他率領他的天主教醫療隊參加了八路軍，並宣稱他認爲他的教義同朱德將軍所實行的原則並不牴觸，從而使中國天主教會大吃一驚。
我發現毛澤東仍舊住在窯洞裡，不過陳設比較改進和現代化了。他住的是三間，一間書房、一間寢室、一間客房。牆上抹了白灰，地下鋪了磚，略有一點裝飾。但除此之外，還是很儉樸。我發現毛仍然只有兩套制服和一件棉大衣。除此以外，他真是身無長物。
毛澤東舊居
第二次拜訪毛之後，我對以前記錄的印象沒有多少可以補充的。戰爭年代沒有使他發生什麼變化。他吃得好些，比以前胖了；他的頭髮剪得短了些；穿的還是同普通士兵一樣的制服。他依舊是普通老百姓的一員，是農民和知識分子的奇特的混合物，在他身上不尋常地結合了極大的政治智慧和土氣的常識。他的革命樂觀主義絲毫沒有動搖；他像以前一樣深信他的共產黨最終將在中國取勝，而且照常通夜爲這個目的進行着工作。他仍然孜孜不倦地瞭解着世界大事，分析着政治形勢。他在晚上處理工作之前，總要讀完附近軍用無線電臺當天抄收的一大疊新聞，從山西前線來的，從全國來的，和從外國來的消息。
可以用毛的政治智慧來說明他在共產黨裡的領導地位，但是這說明不了指戰員們和老鄉們對他的愛戴。在說話時，他善於把很複雜的問題講得連沒有文化的人也聽得懂。他慣用俗話和家常的比喻；他從不向聽者講大話，而總是以平等的口氣和人談話。他和人民之間是交心的；他和羣衆的思想從來都是溝通的。
革命運動要求它的領袖能夠比旁人早一點看到將來要發生的事；在這方面毛很成功，所以他的追隨者對他的判斷力產生了極大的信心。1936年毛對我作了一些重要的政治預言時，許多人認爲荒誕。很少人相信中共會存活下來；更少人預見到國共會組成抗日統一戰線。只有極少數外國專家懷疑日本能在幾個月內迫使中國屈服。中國人中有少數樂觀派認爲戰爭開始不久日本的經濟就會垮臺；而悲觀派則認爲一旦日本封鎖了海岸和佔領了主要城市，中國一定會崩潰。
不論他們對中共和中共的事業態度如何，現在大多數中國人承認，而且在承認時往往隱隱流露出自豪感，毛澤東準確地分析了有關的國內國際因素，正確地描繪了未來發展的輪廓。內戰確實停止了，中共和紅軍不但存活下來，而且在全國統一戰線裡得到了加強。他曾指出，到了戰爭的某個時期，國民黨的一部分人會賣國投降，成爲日本的傀儡；這個預言長期引起國民黨的不滿。但是在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叛國以後，人們無法否認毛澤東正確地瞭解政府內部的各派力量。
毛曾預言，如果某些條件不能實現，戰爭將是長期而艱鉅的。這大概是歷史上鮮見的事例，一個主張武裝鬥爭的領袖居然不向自己的追隨者許諾迅速和容易的勝利。但是他的這種坦率交底防止了人們在幻想破滅時產生失敗主義情緒。另一方面，毛正確地估計了，中國自己的人力物力，只要用革命方式動員起來，具有巨大和持久的力量，從而幫助全國人民建立起更爲耐久的信心。
他在1936年7月說：“許多人認爲，一旦日本佔領了某些沿海戰略要地和實行了封鎖，中國就不可能繼續抗日了。這是胡說。……中國是一個很大的國家，除非每一寸土地都淪在侵略者屠刀之下，還不能說中國已被征服。即使日本佔領了中國的一大部分，攫取了人口有1億乃至2億的地區，我們還是遠沒有打敗。我們還會有很大的力量同日本軍閥作戰，日本軍閥還不得不在整個戰爭期間打一場激烈而經常的後衛戰。”
毛再次闡明瞭要獲勝必須採取的戰略——也就是後來採取了的戰略：
“我們的戰略應該是在漫長和遊移不定的戰線上的運動戰：這種戰略的勝利有賴於在艱險地形上的高度機動性，其特點是迅速的進攻和後退，迅速的集中和分散。那將是一場大規模的運動戰，而不是長壕、聚衆、堅堡的單純陣地戰……攻堅戰也要利用，但那將是輔助的，次要的……日本的經濟將在曠日持久而昂貴的對華佔領的重擔下出現裂痕，在無數非決定性的戰鬥的衝擊下，日軍的士氣將發生崩潰。”
但是預言還沒有完全兌現；因爲毛曾預言，在國內徹底動員（這點還沒有做到）和得到“重要外援”的條件下，中國將贏得最後的勝利。如果毛說的“重要”意味着大量外援的話，後一個條件也還沒有實現。
在我重訪期間毛所作的有些評論也像他以前的猜測一樣尚無定論；不過有些卻已被歷史所證實。我是在1939年9月中到達延安的；當時關於歐洲外交和政治上的大變化消息很少。許多觀察家認爲俄國既同德國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已成了希特勒在戰爭中的盟國。毛嘲笑這種想法，並且解釋說，蘇聯同德帝國主義的對抗矛盾跟它同英法帝國主義的對抗矛盾一樣尖銳。他說只有在俄國遭受直接進攻的情況下，或者歐洲發生革命運動的時候，俄國纔會取消它的中立政策。他認爲蘇德互不侵犯條約首先是一個“軍事戰略上的必要措施”，說它沒有政治含義，僅僅是用來保護蘇聯免受張伯倫企圖同希特勒結成反蘇同盟之害而已。
最後這種說法在那時看來缺乏事實根據。全世界曾受騙相信英蘇“談判”在莫斯科正取得進展。不過幾個星期以前，英、蘇和中國的外交官都很誠摯地（我認爲）對我說，英蘇條約肯定會簽字。當時看來，在這樣危急的時刻，張伯倫不可能還在對柏林作出更多妥協，甚至提議結盟。我要求毛拿出證據，他承認他沒有證據；這只是他對客觀形勢的分析。幾個月後我讀到英國的藍皮書，以及內維爾·亨德遜爵士自己的回憶錄《使命的失敗》，其中透露張伯倫的迷夢果然一直做到最後的5分鐘。
那時毛還預言日本不會參加歐戰，而會試圖強迫西方列強壓中國接受決定。他認爲，日本只有在從英美那裡擠出足夠的讓步，削弱它們在遠東的政治和軍事地位之後，纔會進而奪取印度支那、荷屬東印度、最後是菲律賓。毛說，英國人將試圖“制止在中國的戰爭”。有一次他說，張伯倫認爲有必要“犧牲中國以便同日本結盟”。他還預見到，一旦英國或者美國試圖搞一個遠東慕尼黑時，蘇聯可能會同日本訂立互不侵犯條約——“條件是日本不干涉蘇聯支援中國”。
毛的觀點在重慶引起了轟動。他的觀點和委員長的意見恰恰相反，委員長已經發表談話，宣稱歐洲的戰爭不會影響英國對華政策，即繼續維護九國條約和門戶開放諾言。連有些共產黨人也認爲毛走得太遠了；他們希望張伯倫會把中國看作英國本身在遠東的安全的堡壘，而給予具體的幫助。我不能不承認，我當時也認爲毛的預見不大可能，因爲這樣做看來顯然違背英國的利益。以後幾個月，當英國沒有阻礙中國的抗戰時，我就以爲毛估計錯了。然而到1940年7月，英國保守黨政府卻向日本作了最後一次綏靖主義的姿態，它違反九國公約和英國在日內瓦作出的“不採取可能削弱中國抗戰力量之行動”的莊嚴諾言，封鎖了中國僅剩的通過緬甸的對外貿易通路。
在戰爭期間，所有共產黨的軍隊，像國民黨的軍隊一樣，都承認蔣介石爲最高軍事領袖。但是他們並不對他搞偶像崇拜；例如，他們並不像其他部隊被教導的那樣，一聽到蔣的名字就站起來立正。他們尊敬“老蔣”不過因爲他是抗日鬥爭的大元帥和國民黨的領導人。
毛和蔣之間有着突出的相似之點和相異之點。兩人都有堅強的意志。毛爲了自己的事業，大概可以同蔣一樣地無情；他也是精力充沛，富於主動性，有決斷，他是幹練的政治和軍事的戰略家。但是，當蔣以傳統的禮教作爲他的哲學的核心時，毛卻不過是在雙方的社會鬥爭中在宣傳上有時引用這方面的詞句而已。從社會進步的觀點來說，毛本質上是革命派，而蔣則是保守派。蔣是一個內向的人，他似乎時常有意強調自己超脫於羣衆之上，以保持中國關於權貴的傳統。毛則一點也不神秘。他並不聲稱自己是永遠不犯錯誤的。我聽到過他承認犯了錯誤，而且他並不因爲改變自己的主意而感到羞恥。
毛說話一長，總要說一些家常的俏皮話，或者簡練的警句。他似乎是靠在所有辯論中取勝而保持自己的領導地位的。他有廣博的學識，在辯論中熟練地運用着辯證法。他的策略很有意思。他極少從正面攻擊對手。他這裡攻一下，那裡攻一下，迂迴包抄對方的立論，一個一個地駁倒對方的辯護詞，直到把對方完全困住，最後用一句妙語或者有力的邏輯把對方打垮。他喜愛和人們接觸，使人們歡笑，同各色人等在一起都很自在。他有活潑的想象力。我記得一次有人向他描述在上海看過的一出喜劇，他笑得直到流了淚。那喜劇是一部美國電影——卓別麟的《摩登時代》。
雖然毛無疑是中國共產黨人中最傑出的人物，他決不是一個獨裁者。他是靠衆人的折服而成爲領袖的，他的所有決定都是討論的結果，是集體的判斷。共產黨裡沒有一個相當於蔣介石在國民黨裡的總裁這樣的職位。毛主要是通過他在政治局和軍事委員會的作用而發揮他的影響的。他在邊區政府裡沒有官職。大家仍舊只叫他“主席”——這只是一個榮譽稱號，來歷是在江西的時候他曾被選舉爲蘇維埃政府的主席。
1936年，斯諾拍攝的毛澤東頭戴紅軍帽的照片。
中國共產黨內部的團結和很少派別之爭，在中國政治運動史上是鮮見的，而且也不像世界其他國家共產黨的歷史，連蘇共也不例外。其原因一部分可能是由於過去10年來中國共產黨人太忙於避免被敵人消滅，沒有時間來互相作對了。
革命黨人在武裝鬥爭過程中培育起來的相互間的深厚友誼，無疑是坐在沙發裡發議論而不冒生命危險的理論家所不能有的。民主國家裡的共產黨，在知識界享有平等權利和某種程度的名望，就沒有能建立起一個偉大運動的感情基礎，這恐怕也是原因之一。我記得狄克·華茲向我談到他在海伍德·布龍去世前不久同他進行的一次談話。布龍讀了介紹中共的書刊，他說：“這些人似乎有某種我在美國左翼團體裡從來沒有見過的東西：志同道合者之間的真誠友誼。我們的左翼分子隨時都在等待你發表某種意見以便他們能高呼‘去你的，叛徒！’雖然他們同你在9/10的問題上都是一致的。”共同經受過苦痛和危難的經歷使人們親近起來，使個性和思想上的小分歧顯得微不足道，這種經歷大概是人類最深厚的友誼了。對於中國共產黨人來說，這種友誼無疑像水泥一樣，它彌合了內部的裂紋，使外界瞧它不見。
在毛澤東和他的追隨者身上，民族情緒似乎比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裡的共產黨人身上更爲強烈。需要再次指出，按照共產黨的理論，中國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它進行鬥爭不是爲了立即實現社會主義，而是爲了一方面爭取民族解放，另一方面清除“封建主義殘餘”而實現社會民主。他們10多年來一直遵循這個學說，在它的基礎上建立和壯大了軍隊，因此自然培養了一種自信、自力更生和獨立思考的精神。中共在它的長期鬥爭中時常被割斷同共產國際的關係，得不到那裡的超級思想家的忠告。中共領導人不得不在戰場上解決理論問題，一個決定往往要迅速導致同志們的生或死。
中共以它的長期武裝鬥爭的歷史、在沒有俄國物質援助的情況下建立自己的軍隊、打出自己的江山、在運用革命權力方面積累巨大的實際政治經驗，而區別於共產國際的其他所有支部。對其他共產黨來說，無產階級可能除了蘇聯以外就沒有祖國；但是中共用革命勝利贏得了自己的祖國。
世界各地老發牢騷的自由主義者、激進派、坐在沙發上空想的革命家和改革家可能把自己的失敗和無能歸罪於斯大林，從而逃避內疚；中共卻一貫只把失敗歸罪於自己和客觀環境。在旁的國家裡，莫斯科審判和清洗的是非之爭遮蔽了每個共產黨內部政治中遠爲緊急的問題。據我看，中國人卻帶點懷疑地看待那些爭論。不管怎樣，他們正忙於自己爭生存的問題，沒有閒功夫多管他們搞不清楚，也控制不了的在莫斯科發生的事。
我記得對這一點印象特別深刻的是1938年當英國女記者弗雷達·厄特利來到漢口的時候。寫了《日本的泥足》這本有興味的書籍的厄特利小姐，原來曾有幾年追隨共產國際，後來個人的不幸遭遇，破壞了她對共產黨的熱情，她成了迷途的羔羊。她有很敏銳的政治頭腦，由於最近剛解脫了對莫斯科的義務變得憤世嫉俗，想法和談吐十分辛辣。
她參加了那樣一派人，認爲蘇維埃俄羅斯和納粹德國之間的唯一差別只是俄國天氣更冷一些。她對我說：“蘇俄和納粹德國沒有根本區別，只不過納粹分子效率更高些。兩者之間，我認爲納粹主義更好一些。”爲了追求一種值得信仰的東西，她退而重新夢想西方資本主義能產生新的解放力量。她的真實經歷不能不令人感動。同時我認爲可悲的是，布爾什維克黨居然認爲她的丈夫是一個“危險的影響”而把他充軍到蒙古一個什麼地方去了。這件事也是令人驚奇的，她丈夫的思想實際和她是不同的；而充軍之說是她的猜測，還沒有得到證實。
我相當尊敬厄特利小姐作爲新聞記者的才能。她十分想採訪幾個中共領導人，但她對我說她知道他們不會理睬她的。我打賭說他們會的。不久之後，我發現自己處於一個奇怪的地位，作爲被輕視的小資產階級記者之一，竟建議博古和周恩來接見他們被逐的同志，並轉告了她所想知道的一切。甚至使我也感到驚奇的，他們完全客觀地看待厄特利小姐。他們說當前的鬥爭是抗日，不是爲了共產國際進行爭論，因此他們不反對向厄特利小姐介紹情況。不久他們舉行了一個歡迎她的茶會。
毛澤東的地位不是莫斯科給的；現在除了他的中國同志們和軍隊以外，誰也不能撤去他的職務。事實上，毛曾兩次被開除出黨，據說是違反了共產國際的路線；但是這些命令從未執行。順便提一下，他是唯一從未去莫斯科朝聖的重要共產黨領袖。他從未會見過斯大林。他從未到過國外。
1970年國慶大典上，毛澤東與斯諾交談。
中國宣傳家、外國傳教士和其他親華派盡力想使全世界相信，中共“不是真的共產黨”。蔣介石自己最近也對一個德國記者說，“中國沒有共產主義者”。英國大使阿奇博爾德·克拉克·卡爾爵士有一次對我說，中共實際上是農村民主派，可惜他們的名稱不必要地嚇壞了保守派。有人以爲，中共現在既然爲爭取民主和民族獨立而鬥爭，他們可能是布爾什維克，而只能是“農民改良黨”。我不知道所有這些人怎能把這些解釋同中共忠於共產國際的這一事實調和起來。
但是如果我正確瞭解毛澤東的話，他是不會介意這種對他的馬克思主義的誹謗的。他會笑一笑說：自由派如果願意做反斯大林的親華派，他們可以愛叫他什麼就叫他什麼，也許這樣可以解決他們感情上的矛盾——只要他們做些實際的事去阻止美國武裝日本，幫助中國和八路軍贏得勝利。
我個人的感覺是，那些一廂情願以爲中共是“不同的”，“只是改良派”而已經拋棄革命手段的自由派，註定了最後一定會幻滅。中共現在是民族主義者，因爲他們是處在革命的民族統一戰線階段，而且他們自己有足夠的力量，不怕被淹沒而成爲人家的傀儡。但是他們的信仰仍然是國際社會主義；而且如果條件變了，他們會採取自己認爲必要的任何手段以便“繼續呆在歷史的火車頭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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