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海議題國際化的戰略與危險

（圖/美聯社資料照）

從今年3月中旬美日2加2會議開始，到美日、美韓領袖會議、G7外交部長會議、G7領袖峰會、及上週的美日印澳四方資深官員會議等，拜登政府連續在與重要盟邦的雙邊與多邊會議聲明中，公開將臺海和平與穩定提升爲共同關切議題，即是將臺海安全議題國際化的作法。

雖然拜登政府仍然主張「一箇中國政策」、三個公報、《臺灣關係法》，以及表態不支持臺獨，但是卻以臺海議題國際化方式，不將臺灣視爲中美關係的問題，而是印太戰略中的焦點與機會。拜登政府將臺海議題國際化，應有三個戰略意涵與影響：

第一，拜登政府改變傳統「美中關係」與「美中臺三邊架構」下處理臺海議題，臺海議題國際化是改以國際化、區域化臺海安全議題方式，引進美國盟邦與區域國家關注臺海和平穩定，表達臺海動亂影響其本國安全利益。

第二，在拜登政府支持下，各國採取關注臺海安全情勢的宣示與政策，不僅是外交公報聲明的口惠呼應，部分國家更有應對政策。例如4月底澳洲國防部長達頓警告，不能低估臺灣海峽爆發衝突的風險；以及7月初日本《防衛白皮書》內容，首次指出臺海和平對日本的安全保障和國際社會相當重要。

在美國的推動下，以共同關切臺海安全與南海航行自由，四方安全對話國家開始共組鬆散的印太軍事安全聯盟，是以雙邊同盟與軍事合作關係，加上擴大制度化軍事演習，包括馬拉巴爾四方軍演、護身軍刀軍演等。

第三，經由臺海議題國際化，彰顯臺灣在印太戰略與民主價值的地位，進而批判大陸專制與擴張。拜登對中強調「民主對抗專制」，除有美式民主與中國體制的制度理念之爭外，臺海議題國際化亦可凸顯臺灣遭受壓迫的民主受害景象，進而可強化民主國家凝聚力，共同聯盟對抗中國。

對美國而言，臺灣在地緣政治、民主發展、及高科技產業三層面重要性，讓臺灣安全在中美戰略對抗中成爲關鍵議題。蔡英文總統則認爲美、日關切臺灣海峽，是對中國送出一個「信號」，使得中國大陸在包含軍事活動等政策決定上，不得不更加慎重。

然而，兩岸關係與臺灣安全議題是複雜的，非單純制度競爭，亦非各國表達關切即可遏制兩岸危機，因此將臺海議題國際化有其可能危險面，筆者認爲在三個層面：提早臺灣問題解決時間表、壓縮兩岸之間的和解空間、及形成中美對決的代理戰爭場域。

首先，臺海議題國際化最大問題與危險，是恐促北京提早臺灣問題處理時間表。因關鍵還是北京方面的認知與解讀，美國呼朋引伴號召盟邦關注臺海和平與臺灣處境，必然引起北京警戒與擔憂，臺海議題國際化的「信號」不是讓北京更謹慎，而可能是更警覺到必須提前處理臺灣問題。

其次，臺海議題國際化對於國際與臺灣民意的影響，可能壓縮兩岸之間的和解空間。臺海議題國際化持續擴大，將會增強國際挺臺輿論，影響臺灣內部民意變化，甚至選舉投票取向。面對國際支持與內部民意變化，國民黨甚至民進黨在兩岸議題的務實溫和主張很難取得支持，進而壓縮兩岸之間的和解空間。

再者，臺海議題國際化的終極效果，臺灣無法擺脫爲中美對決的代理戰爭場域。雖然臺海議題國際化獲得盟邦各國呼應，拜登高估各國對於介入的實際意願與能力，高舉臺海議題，反而限制美國的政策彈性，最終反成爲中美兩強對決的直接衝突場所。

日前王毅向美國副國務卿雪蔓提出，防止中美衝突失控的三條底線：美方不得顛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不得阻撓打斷中國發展進程；以及不得侵犯中國國家主權，而臺灣問題是重中之重。看來，臺海議題國際化更加凸顯臺灣在未來中美對抗衝突的關鍵且危險地位。

（作者爲前國安會副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