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舊與創新並存:新自由主義下的韓國仁川
對於大多數當代的臺灣人而言,講起「仁川」這個名字,想起的大概多半是機場了。 圖/Flickr @Jinho Jung
提到仁川,你會想起什麼?對國際關係或韓戰歷史有興趣的,或許聽過麥克阿瑟將軍那可歌可泣的「仁川登陸」;但對於大多數當代的臺灣人而言,講起「仁川」這個名字,想起的大概多半是機場了。
的確,自從1883年開港以來,仁川便以韓國首都圈的門面姿態屹立於世。儘管從2014年貨櫃進出的數量來看,仁川港只是韓國第二大港,僅處理全國9.4%的貨櫃量,遠遠落後於釜山港的75.3%,但自從仁川國際機場於2001年落成之後,仁川便仰仗着臨近首都首爾的優勢,以航空樞紐的地位,一舉躍爲韓國最重要的門戶。仁川,對於美軍和觀光客而言,從上個世紀以來,就一直都是踏上韓國土地的起點。
仁川作爲對外界面的開放特性,與韓國予人內向、排外的刻板印象相左,也連帶形塑了仁川市的發展策略和都市特性。憑藉港口帶來的地利,仁川在戰後擁有優越的工業區位;韓國小說家吳貞熙以仁川爲背景的小說《中國城》裡,仁川港邊充滿了工業意象:碼頭被運送煤炭的火車鐵軌盤踞着,麪粉工廠、煤油公司則在一旁,浸在北風挾帶而來的煤塵之中。直到現在,在光鮮亮麗的首爾相襯之下,仁川都還是顯得像只醜小鴨一般。
然而,1997年如瘟疫般於東亞擴散的金融危機,以及隨之而來的結構重整,串接上了仁川的門戶區位,開始爲仁川的都市地景帶來了許多變化。其中,今日成爲觀光景點的「仁川中國城」,以及當紅節目《我的超人爸爸》裡,大韓民國萬歲三胞胎兄弟一家人居住的「鬆島國際都市」(송도국제도시),在許多意義上,都可以被視爲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的產物。
自從1883年開港以來,仁川便以韓國首都圈的門面姿態屹立於世。 圖/路透社
鬆島國際都市,是仁川地區最現代的地景之一。 圖/路透社
首先,我們必須簡單回顧1997年之前,韓國的發展型國家政策與財閥經濟。長期以來,韓國由國家政策帶動經濟發展、以財政稅收補貼扶植特定企業與財閥的做法,在1997年金融風暴之前,讓企業抱持着「市場收益有政府保證」、「國家能幫助企業抵抗危機」的幻覺;而1990年代西方國家的低利率環境,則使得資金流向包括韓國在內的亞洲新興市場。
上述這些條件,都讓韓國央行持續將大量資金借給體質不佳的企業,造成國際經常帳的赤字。此外,1990年代開始逐漸鬆綁的韓國金融市場,則引進了更多外資,讓赤字的問題進一步惡化。更糟糕的是,身爲韓國最大貿易伙伴的鄰國日本,自1990年代初期即陷入景氣低迷,衝擊韓國出口額,進一步加劇韓國經常帳的赤字危機。
由經常帳赤字引發的債務與國家信用危機,最終在美元升值時爆發開來。首先,與美元匯率掛鉤的韓元跟着美元升值,使得韓國的出口競爭力下滑;結合原有的經常帳赤字,國際市場對於韓國經濟的信心幾近瓦解,導致外資紛紛出逃、拋出手中持有的韓元資產,併爲韓國央行帶來極大的壓力,最終只能放手讓韓元狂貶。這場跨國的連鎖風暴,讓韓國的債務問題最後演變成全面性的金融危機。
在國際貨幣基金的援助之下,韓國一併接受了以新自由主義爲核心的結構重整計劃,包含開放投資環境、消除貿易壁壘、解除匯率管制等。大幅貶值後的韓國資產,以及更爲開放的投資環境,都讓韓國進一步成爲西方資本積累的核心國家,於積累過程中進行地理擴張的去處。
此外,金融危機在韓國造成的高失業率,讓以生產和消費組成的資本回路面臨瓶頸。此時,由政府主導的一系列開發計劃,便企圖將資金投資於舊城區的更新與新城區的開發之中,藉以刺激生產與消費,進一步提振國內經濟。仁川中國城,便在這個時空脈絡之下粉墨登場。
長期以來,韓國經濟皆是由國家政策發起,帶動發展。圖爲1996年,爲了慶祝韓國與日本成功爭取到了2002年世界盃足球賽事的主辦權,歡欣的韓國民衆也齊聚首爾的奧林匹克主競技場,參與慶祝演唱會。 圖/路透社
西方資本的熱錢涌入,讓金融風暴前的韓國度過了一段美好的泡沫時期。圖爲1996年首爾明洞,幾名精品店的店員在整修的店門口之外,對電話裡曾往來的熟客們通知整修消息。 圖/路透社
亞洲金融危機的連鎖風暴,讓韓國的債務問題最後演變成全面性的金融危機。圖爲1998年1月,韓國金融危機最糟糕的期間,一名三星人壽的職員,在街頭高唱公司編曲的加油歌:「我辦得到!我能克服經濟危機!」 圖/路透社
在國際貨幣基金的援助之下,韓國一併接受了以新自由主義爲核心的結構重整計劃,但過程中卻也犧牲、淘汰掉了許多社會成份。圖爲1999年的首爾龍山站,社福團體爲失業者、街友發放午餐,雖然當韓國時的經濟已不再自由落體,但復甦的狀況仍相對有限。 圖/路透社
位於仁川港邊的中國城,早於十九世紀末即因國際形勢,以及其港口區位,成爲華商聚集之地。然而,貨櫃的發明,使得港口開始不再仰賴碼頭搬運工、因而得以遷離市區,從而造成了舊港口周邊的快速沒落;再加上戰後韓國政府對華僑實施歧視性政策,限制華僑持有資產及教育的權利,導致大量華僑離開韓國,進一步造成了中國城的空洞化。
1997年金融危機過後,韓國政府看見後現代的觀光發展浪潮,以及中國逐漸崛起的事實,便將腦筋動到了幾乎已經不復存在的仁川中國城上,企圖將其打造成爲獨具特色的「族裔空間」。因此,由政府主導的中國城重建計劃從2004年開始啓動,除了以具有族裔文化本真性、特殊性的空間招攬觀光客之外,也被打造爲吸引中國資金的前哨站。
此外,攸關仁川中國城能否順利「復興」的華僑政策,也在金融危機之後有了重大改革。1998年,韓國政府宣佈解除外國人持有土地的限制;2002年,針對華僑發放的永久居留證也開始發行;2005年,韓國政府甚至嘗試賦予華僑在地方選舉中的投票權。這些在政治上帶有自由主義色彩的賦權政策,實際上,應該被放在經濟上的新自由主義脈絡中看待。
然而,仁川中國城嶄新亮麗的表象下,仍然隱藏着新的排除。數十年來的歧視政策,使得許多原本由中國人經營的老字號餐廳,在糾紛與官司之後,早就易手改由韓國人經營。中國城重建後,區內的房地產則被來自中國的境外資金收購,推高房價;而官方片段截取「炸醬麪」作爲中國城的行銷賣點,也進一步收窄了中國城的經營業態,並強化了韓國社會對華僑的主流刻板印象。
此外,韓國政府終究也難以抵擋「舊華僑」不斷外移、被「新華僑」取代的趨勢。這些「舊華僑」,指的是十九世紀末就來此的華商後代,他們於韓戰後被賦予中華民國籍;新華僑,則是持有中華人民共國護照,在中韓建交之後才陸續抵韓的新移民。根據韓國法務部移民局的數據,從2002年至2006年,在韓的「舊華僑」人數緩步萎縮了2%;相較之下,同個時期的在韓「新華僑」人數則大幅成長了約150%左右,比起「舊華僑」人口數足足多了三倍以上。
有趣的是,與仁川中國城相關的文史資料或觀光資訊,仍然偏重「舊華僑」的歷史,而幾乎看不見新華僑的故事。這或許與仁川中國城的重建意圖不無關係:爲了吸引觀光客、增強中國城的「文化地租」與本真性,移民史縱深較長的舊華僑,其集體記憶與生命故事,無疑是比新華僑更有話題性、「更值錢」的歷史文本。
韓國政府片段截取「炸醬麪」作爲中國城的行銷賣點,也進一步收窄了中國城的經營業態,並強化了韓國社會對華僑的主流刻板印象。圖爲仁川中國城的炸醬麪博物館。 圖/維基共享
根據韓國法務部移民局的數據,從2002年至2006年,在韓的「舊華僑」人數緩步萎縮了2%;相較之下,同個時期的在韓「新華僑」人數則大幅成長了約150%左右,比起「舊華僑」人口數足足多了三倍以上。圖爲窗內的韓國民衆,遠望仁川港的中資企業春酒。 圖/路透社
與中國城相呼應的,則是位於仁川市南端海濱,在填海區上興建的「鬆島國際都市」。鬆島國際都市計劃始自2002年,並於2005年動工,與仁川中國城計劃爲同一時期的政策;作爲「仁川自由經濟區」的一環,鬆島國際都市投入35億美元,股東分別由一間美國不動產家族企業Gale Internatinal(持有61%)、韓國浦項綜合制鐵株式會社(Posco,持有30%),以及美國的摩根史坦利不動產(Morgan Stanley Real Estate,持有9%)組成。鬆島國際都市由國家主導,企圖創造韓國最大的自由貿易區,吸引外資與跨國企業、國際學校進駐;外國投資者在此不但獲得各種租稅減免,還可以完全持有土地的所有權。
鬆島國際都市以「綠色、低碳、永續發展」作爲號召,整座城市皆獲得「美國綠建築協會」(U.S. Green Building Council)的「能源與環境先導設計」(LEED)認證,並以國際知名建築地標如威尼斯運河,營造鬆島面向全球的空間意象。完工後,佔地6平方公里的鬆島國際都市將提供35,000,000平方米的公寓住宅,以及929,000平方米的零售空間,並以金融、國際商務、國際學校和醫療設施作爲產業發展重點。
除了中國城與鬆島國際都市這兩個節點,韓國政府亦投入巨資在海上興建長達12.3公里的「仁川大橋」,連結仁川國際機場與鬆島國際都市,使新開發的城市,得以便利迅速與世界其他城市來往,坐收時空壓縮的利基。此外,2009年仁川地鐵一號線通往鬆島國際都市的南延段通車,成爲進入鬆島國際都市公共交通動脈;2016年則有「水仁線」通車,讓中國城所在的地區,除了既有的韓國國鐵、首爾地鐵一號線之外,也有向南通往鬆島國際都市方向的交通路線。
韓國政府亦投入巨資在海上興建長達12.3公里的「仁川大橋」,連結仁川國際機場與鬆島國際都市。 圖/歐新社
以「綠色、低碳、永續發展」作爲建設號召的鬆島國際都市。圖爲2014年仁川亞運,在鬆島公園舉辦的男子鐵人三項。 圖/路透社
馬克思主義地理學家大衛哈維(David Harvey)最有名的「空間修補」(spatial fix)概念,曾經將空間視野引入馬克思的理論,從而看見了在生產過剩所造成的資本積累危機之中(亦即哈維所稱的「第一回路」),空間如何成爲調節危機的「第二回路」。在此,兼具門戶區位、外來族裔歷史資產的仁川,便成爲了兩種「空間修補」的交會點。
其中,1997的亞洲金融危機,爲仁川中國城、鬆島國際都市帶來了相應的新自由主義政策論述,成爲外國資本進行地理擴張(首先是美國等資本核心國家,後來是中國)的目的地;而大規模的中國城街區改造、全新的現代都市計劃與基礎建設,則以鋼筋、水泥和土地,則又爲那些在製造業中無利可圖的資金,開拓了新的迴路與去處。
於是,「守舊」的仁川中國城,以及「創新」的鬆島國際都市,兩者就表象上來看雖然南轅北轍,但在全球資本流動的脈絡之中,其空間生產背後的邏輯與成因,卻有着驚人的相似之處,同時也都是迴應在地與國際經濟危機的政策產物。
再進一步看,韓國金融危機之後的新自由主義轉向,體現在文化政策與經濟政策兩個面向,兩者相互呼應。就文化政策來說,「多元文化主義」的政治正確,不但是中國城復興、積極面向全球化的論述核心,也以文化觀光爲策略,找到了更具彈性的經濟發展模式。此外,韓國在經濟與貿易政策上的具體表現,則造成了國家管制的鬆綁,以及對外國資本更開放的投資環境。在此,多元主義的文化治理,與新自由主義的資本邏輯嫁接,透過中國城改造和鬆島國際都市的催生,以市鎮開發和房地產修補經濟危機。
然而,迪士尼化的仁川中國城,儘管吸引了中國資金,卻被不少觀光客譏爲過度虛假、沒有活力,甚至除了大同小異的炸醬麪餐館之外,別無特色。新的鬆島國際都市,在成爲全世界最昂貴的造市計劃之一後,也面臨着後續外資吸引動能不足的隱憂。終究,這些以族裔空間、多元文化、綠色永續、自由開放作召喚的地方,作爲遊移資本的避風港,在不久的將來,是否無可避免會成爲下一波經濟危機的受害者呢?
究,這些以族裔空間、多元文化、綠色永續、自由開放作召喚的地方,作爲遊移資本的避風港,在不久的將來,是否無可避免會成爲下一波經濟危機的受害者呢? 圖/路透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