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宴爲什麼是無盡的：一個超驗的視角

在30萬年的人類歷史中，有95%的時間，人類都是以狩獵採集者的身份生活，飲食包括水果、蔬菜、堅果、昆蟲、魚和一些野味。

自從亞當·斯密在1776年出版《國富論》以來，我們在很大程度上想當然地以爲，對於我們的祖先以及後續像他們一樣生活的狩獵採集者來說，保持生存是一項耗費全部精力的活動。

現代人類學家和考古學家、生理學家通過研究證明，早期人類並非一直在飢餓的邊緣徘徊。相反，儘管工具環境簡陋，他們吃得還是很不錯，甚至馬歇爾·薩林斯在《石器時代經濟學》中證明了原始人所處的也是一個物資豐盈的社會。

考古證據表明，當食物資源相對匱乏時，人們會彼此間保證足夠的距離，從而更加容易的確保食物的獲取。相比之下，當食物資源豐富時，早期人類會大量聚集到一起，形成一個短暫的社會形態。當古人們發現自己擁有豐富的資源時，他們通常不會把這些資源看作是爲經濟擴張服務的，而是用於舉辦大型的聚會（這些聚會經常還帶有祭祀性質），這是氏族公有制社會得以長期維繫的重要方式。

對人類來說，當食物不再成爲一個維生的生理學對象之時，食物就開始擁有塑造一種社會的功能。從氏族公社至今，以食物作爲符號的社會實踐從未中斷。祭祀的祭牲和作爲階級出現前後的食物分配製度，共同塑造了最初的族羣認同與族羣架構。到有文字記載的歷史時代，不同的食物也會成爲階級品味和社會文化的象徵，在世界各地的酒桌文化中，以食物爲展開的一系列禮儀模式也代表了文明之間的宇宙觀。

在《無盡的盛宴：飲宴人類學與考古學》中，作者將宴飲的社會功能視角和文化象徵加以結合，梳理了世界各區域的宴飲史，權力關係與宴飲的深度勾連讓身份識別、文化內核都在一場場狂歡中得到體現，以至於作者感言“融入和理解一個社會的最佳方式就是出席一次宴會”。只要人類文明還在，權力關係的模式下的階級身份社會仍舊是亙古不移的模式，宴飲就永遠具有符號功能，因此得以無盡。

但這樣的解釋本質上是保守的，宴飲提供的功能只是作爲維護固有模式的工具，宴會的座次、物質器具基於地位的差異、宴會交往禮儀的繁複甚至是誰可以參加宴會的身份排除性識別，都可能帶來一種令人絕望的人際關係和階層差異，用阿倫特的話來說，宴會參與者的改變往往只是“底層社會權力關係邏輯的頭足倒置，這在哲學意義上沒有任何意義”。對宴會參與者而言，身份帶來的“特權”（指參加宴會）滿足感往往只是一時的幻象：你的身份足以保證參加這場宴會，那麼下一場呢？因此，無盡的盛宴只從功能主義或文化史的領域去理解，是達不成“無盡”範疇的，不會有人擁有真正的無盡，而這種無盡也可能會隨着某種激進的社會範式調整而喪失永恆，現有符號作用的存在可能達成的只是一種有限的無盡。真正讓宴飲無盡的，不應是某個具體的社會功能，這是抽象的，跳脫於個體本身的，只有我們從個體渴望的角度，才能找到達至“無盡”的超驗理由。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隨着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帶來的一系列範式轉型，物料的中介作用和符號特性被深刻的揭示出來，人文/理性主義構建的穩定的人之主體在這裡開始崩塌，福柯公開強調的“人之死”，就是在說符號本身構建的無意識使人已經完全成爲權力的操作物，當我們把視角放到廣闊的文化和物質生活中，整體的視角更能讓我們發現人本身的“無能爲力”。

作者實際上也認識到這一點，在第一章論述到埃裡克·霍布斯鮑姆在1984年主編的《傳統的發明》一書時，繼承了其核心觀點：“傳統”不是永恆的客觀真理，而是對應特定時空的文化建構和詮釋。宴飲所代表的傳統文化實際上是讓人成爲一種詮釋之下的塑造物，這種詮釋絕對主義帶來的就是人潛能的有限性。當亞里士多德將人的潛能拔高到人的特性之時，訴說的實際是人本身的“無盡”，而這個意義上的“無盡”，才應是無盡盛宴的應有之義。作者在全書結尾（p270）通過酒這一符號終於輕微觸及了這一點：飲酒使我們得以不止於人。

雙耳噴口罐，用於混合酒和水圖案描繪的可能是紀念火與工匠之神赫菲斯托斯的雅典節日來自阿提卡，約公元前410—前400年

由酒爲核心的宴飲不僅僅具有社會結構化的功能，更暗含着一種超越式的可能。在人類歷史上，酒和熟食的出現孰先孰後一直是一個謎，但我們可以從先人對酒的推崇中發現一些比通過食物維繫生命更重要的意識。

從現象學的角度講，酒精是人在意識領域突破自身存在具身性的方式，在酒精的作用下，一切社會化和歷史性的範式都可以被肆意突破，以一種戲謔、污濁化的方式加以處理。這一點在中國古代對酒的熱衷即可以看出，在李白無數的酒詩中，都將酒當做通天人之際的媒介。在《月下獨酌》四首其二中，他寫下“天若不愛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愛酒，地應無酒泉。天地既愛酒，愛酒不愧天。已聞清比聖，複道濁如賢。賢聖既已飲，何必求神仙。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但得酒中趣，勿爲醒者傳”的句子，酒通自然，通天道，是讓人從社會限制和身份中解放出來的方式，同時接觸神聖甚至與其合而爲一。換句話說，酒代表了人本身的渴望，代表了最深刻的衝動：突破人的侷限性。

彼得·沃森在其新著《大分離：新舊大陸的命運》中論及美洲文明時發現，由於美洲有着別的大陸地區沒有的大量致幻植物，導致祭司可用的“通靈”工具極其豐富，建立在與神聖對接意識上的社會對人本身失去了興趣，構成了一個宗教氣息極爲濃郁的世界。我們姑且不論沃森站在現代理性主義視角下的審視價值如何，美洲這一事實實際上正是證明了人對於神聖的原初衝動。因此，如果我們發現宴飲的雙重特性——既維護傳統社會結構，又像狂歡節一樣蘊含着人突破具身的可能——那麼，宴飲本身的“無盡”就成爲了可能，因爲這裡寄託了人走向無盡的願望，成爲超驗之物的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