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深漂家庭的遷徙路：“10年搬家6次，福田搬惠州，惠州搬光明”

下午六點，韓思妙走出公司，擁在熙熙攘攘的人羣裡，進入高新園地鐵站，這是深圳上班族密度最高的地方，早晚高峰的恐怖程度，足令初來者驚愕。

擠入1號線車廂，地鐵從南山駛往福田，第七站是車公廟，韓思妙對這一片再熟悉不過了，她在此地工作過好幾年，也在附近的城中村生活過四五年，在那裡她生下了第一個孩子。

不過，車公廟遠不是韓思妙通勤的終點。地鐵載着她，再從福田穿過龍華，而後到光明，抵達長圳地鐵站。下車，走出地鐵站，看着站外燈火通明的高樓羣，她總算到家了。

這趟行程歷經1個半小時，途經26個地鐵站點。

除了要忍受漫長的通勤，韓思妙對生活裡的其他部分還算滿意。她和丈夫來深十餘年，錯過了深圳購房的“上車”機會，這一度令她後悔不已。現在，韓思妙一家住在光明的公租房社區，三居室，月租金不到2000元，“總算有個窩了，孩子讀書有着落了，蠻好的，不太會七想八想買房什麼的。”

韓思妙，以及本文的另外兩個家庭，算得上深漂中的幸運者——或者買房，或者申請到了公租房，經歷十餘年的漂泊後，他們不必再經歷一次又一次的搬家，也不必再擔心孩子因搬家頻繁轉學。

這種安定，也需要他們在位置或居住環境上做妥協，要麼距離市中心更遠，要麼配套不盡人意——張枝萌買的房子離地鐵口有3公里，李晴買房以後，每天上班通勤時間長達3小時。

還有無法寫出來的，是一個不那麼幸運的深圳家庭。這是無數個“中產跌落”的其中一例，小秦和丈夫所在的兩個行業，過去幾年均經歷了巨大震盪。收入縮水後，這個家庭爲“中產三件套”所累，“又回到了原點”。

小秦原本答應，與我聊聊這段經歷。次日她又婉拒了我，“看過你列的問題，居然失眠了，我暫時沒辦法剖開來聊這些”。她吞下了“跌落”的沉重，消化還需時日。在我們短暫的交流中，小秦如此形容她的家庭現狀，“從零開始，如草芥一般拼命抓住深圳的土地。”

深漂的城市遷徙路

來深十幾年，韓思妙前後搬過6次家，張枝萌搬過7次。李晴稍微幸運一些，來深9年，只搬過4次。

在安定下來之前，她們大多數時候住在城中村裡，搬家的理由形形色色，旁邊施工噪音太大了，樓上孩子太鬧騰了，懷孕了，老人要過來幫忙帶孩子了，房租漲得太兇了，失業了……

在關於一線城市“搬家次數”的統計數據中，我只能找到騰訊房產發佈的《2017租賃時代白皮書》，這份42萬人次參與的調查數據距今已有7年，依然具有一定代表性——全國範圍內，“搬家次數超過5次以上”的人羣比例佔27.5%，一線城市明顯高於這一數字，深圳爲35.3%。深圳微時光在一個月前，曾做過深漂居住路線的調查，其中不少人的租房路線，是從市中心的城中村，一步步向市郊的方向搬遷，更偏遠，意味着相對更低的租金。

福田沙嘴村

2016年，老大出生後，韓思妙和丈夫從福田沙嘴村的單間，搬到了同村的一房一廳，月租3000塊，這是他們在此地租過的最大空間。那兩年，丈夫跟着上司創業，出差頻繁，收入也不穩定。獨自帶了一段時間孩子後，掰着指頭算算家裡的收支，韓思妙心裡不踏實，她得出去上班。

能來深圳幫夫妻倆帶孩子的，只有公公。從梅州農村的大院寬屋，住進逼仄的農民房，公公不習慣。韓思妙也不習慣，巴掌大的地方多了個人，她覺得進進出出都不方便，“沒辦法，以你的經濟條件，只能租那麼大的房子”。

忙碌的丈夫，嗷嗷待哺的孩子，逼仄的房間，不太寬綽的收入，夠不着的房價……不少時候，韓思妙心裡沒着沒落地。好在，她在城中村裡結識了五六個年齡相仿的媽媽，大家是遛娃時認識的，幾個人還能湊在一起說說話。幾個朋友當中，多數後來離開了深圳，也有一位跟她一樣，搬進了公租房。

2020年，韓思妙失業了，她剛剛懷上二胎。公司資金鍊斷了，她沒有拿到任何補償。當時丈夫大部分時間在惠州工作，於是她帶着孩子搬至惠州，至此再未回過沙嘴村。據統計，2020年福田區的平均月租金超過110元/㎡。搬到惠州後，韓思妙在市區租下一套三居室，月租3500元。

張枝萌在龍崗吉華片區的城中村生活過五年。在這個村子，一家人前後換過三個住處。第一個住處是個兩居室，一家人只住了半年。2015年，他們換到了同村的一套三居室裡，房子在農民房一樓，附帶一個大院子，月租只要2100元。丈夫看中了大院子，他做裝修，院子方便放置材料和工具，剩下的大片區域，還能供兩個孩子玩耍。

搬進去沒多久，張枝萌的新手機被偷走了，是蘋果當年的最新款，花了8000多塊買的。手機原本放在窗戶附近充電，窗外的防盜網縫隙很寬，“小偷拿着專門的工具，從窗外將手機粘了出去”，這是民警推測的作案方式，手機最終沒能找到。其後，丈夫將那扇窗戶封死，在房子四周裝了兩個攝像頭。

除了防盜上的隱憂，張枝萌在這裡住得還算滿意。前兩年，房東每年漲一二百元的房租，住到第三年，房東一開口就要再漲700元，夫妻倆說盡好話，房東最終把額度降到500元，“房租差不多3000塊了”。忍了兩個月後，她和丈夫在同村另找了一套三居室，月租2500元。

後來，她從院子旁邊經過，才發現住了兩年多的地方，被房東隔成好些個單間，分租了出去，看着院子和房間的變化，她心裡很不痛快，“那種無奈憋屈，讓人難受”。

在吉華的第三個住處也不盡人意。樓上住着開出租的兩兄弟，他們和妻子在深圳打工，逢寒暑假，再把孩子從老家接過來。

樓上的孩子當中，最小的三四歲，非常調皮，“每晚折騰到兩三點，在房間裡蹦蹦跳跳，有時還會扔一把彈珠到地上，製造各種噪音”，農民房隔音差，樓上孩子過來的幾個月，張枝萌一家被折磨得痛苦不堪，“我都有點神經衰弱了，我老公更慘，他睡眠很差很差，那幾個月他特別暴躁，愛發脾氣”。

張枝萌上門溝通過幾次，可收效甚微。她原本與那孩子的伯母關係不錯，因爲這個事情，兩人交情淡了許多。

也因爲如此，張枝萌和丈夫決意要買房子，倆人東挪西借湊出首付，特意選了布吉某小區頂樓的住宅，“只要我們管好自己，不影響別人就可以了”。

一次又一次地搬家，最讓張枝萌最過意不去的是孩子，“老大換過三次幼兒園，還換過一次小學，老二幼兒園、學校各換過一次”。

買下房子要搬家時，“老二強烈要求別搬家，他說好朋友都在這裡，如果搬走他就沒朋友了。我告訴他，會有新的朋友，他說我就喜歡這個朋友。”

老大更讓張枝萌負疚。老大現在讀初中，很有主見，也自律，學習幾乎不需要父母操心，在學校裡也很得老師信任。可張枝萌總覺得，孩子跟自己隔着一層，“你想跟她多說兩句話，她臉上一副'跟你沒啥好說的'，想拉着她出門轉轉，是根本拉不出去的”。

多數父母面對青春期子女，大約都有類似的感受。讓張枝萌過意不去的是，她覺得老大的叛逆，與童年的留守經歷有一定關係，“老大一歲之前放在河南老家，一歲多的時候跟着老人來了深圳，三歲多又回去，五歲多又來深圳，我覺得對親子關係是有一定的傷害的”。

“你一會兒把孩子送回去，一會接過來，心裡是很難受，很不安定的。我也會經常問自己，在深圳待着到底有啥意思啊。”

2019年，李晴一家搬進龍華清湖的一套大兩房裡。此前他們在民治一棟村委統建樓裡住了兩年，小兩房，帶傢俱，租金3000多元，房東是個小年輕，性格隨和，萬事都好商量，李晴夫妻、孩子和婆婆住得很舒服。

搬家是因爲公公也要過來，小兩房不夠住，他們在民治片區看了一圈，大兩房的月租金到了五六千，太貴了，夫妻倆只能沿着四號線，往離市中心更遠的方向找。清湖這套房子月租四千五，距離民治只有四五站地鐵，價格、距離夫妻倆能接受。

房東是位50多歲的大姐，在深圳有好幾套房子，人精明，且斤斤計較。一家人搬進去後，發現“牀、櫃子、油煙機、櫥櫃、馬桶都是壞的”，住到第二個月，空調也壞了，維修師傅報價500元，房東要李晴出這筆錢。

處處湊合的日子讓李晴窩火，“週末想好好做頓飯，櫃子門一拉，掉了，抽油煙機打開，不吸油煙，只會往外吹風，飯還沒做完，人搞得氣急敗壞的。”

一年後合同期滿，李晴跟房東商量，想延期幾天搬家，房東要求她多出一個月的房租。她沒辦法，找當初撮合這單租賃的房產中介幫忙，中介反覆溝通了很久，房東才同意按天收費。“天天跟她在小錢上掰扯，這是我遇到的最有錢，也最苛刻的房東。”

城市變遷的親歷者

韓思妙一家在車公廟附近的城中村生活了大約五年。最開始他們住在上沙村，樓下是個大排檔，一到晚上熱鬧非凡，不遠處就是購物商場KKONE的施工工地，那是2014年，兩人在上沙村住了很短一段時間，工地“哐哐哐噹噹噹”的聲音擾得人無法安寧，他們搬到了附近的沙嘴村。

2024年3月的福田沙嘴村

上沙村、下沙村、沙嘴村、沙尾村，都位於福田濱河南片區。這片區域位於深圳最繁華的兩個區——福田、南山的交界地帶。初來深圳的上班族，在市中心謀生的藍領人羣，大多擠在這片城中村裡，人流洶涌，店鋪羅布。

離開沙嘴村後，偶爾從濱河路經過時，韓思妙從疾駛的車窗裡，見縫插針一般，搜尋着濱河南這片城中村的變化，“拆了，好多都拆了，上沙那個菜市場也沒了”。

今年3月的一個上午，我走出沙尾地鐵站，施工的聲音從不遠處交替而至——電鑽的聲音、打樁的聲音、鋼筋撞擊的聲音，重型機械壓過路面的聲音……“這兩個海景樓王，全是大戶型”，兩個打扮貴氣的老太太，指着地鐵南側的工地說，工地位於沙尾村。不遠處的高檔住宅紅樹灣壹號，簇新的高樓聳立在工地和農民房之間，在陽光下顯得熠熠生輝，那是沙嘴村的舊改項目。

得益於優越的位置，四個城中村在過去十年裡都經歷了不同程度的城市更新，大片的農民房變成高樓，其中也包括韓思妙記憶中的大排檔。她生活過的上沙村和沙嘴村，在城市更新中被拆除的土地面積分別爲16.3萬平方米和5.42萬平方米。

福田轄區內15個城中村，絕大多數被列入城市更新計劃。這些位於繁華地帶的城中村，打工人口中的“深漂第一站”，可供出租的農民房會越來越稀少。我沒有找到城中村早年的租賃數據，若以住宅租金做參考，過去10年，福田片區住宅的月租金翻了將近一倍。

保留下來的農民房，亦在經歷新的變化。蛛網般的巷道里，施工的轟隆聲不絕於耳，緊密的樓羣之中，時不時能看見一棟籠着綠色防塵網的農民房。

被改造的農民房有個統一的名字——微棠公寓，這是深圳近兩年來在推進的保障性租賃住房項目——由政府主導，對農民房進行改造，消除房屋、消防、用電等安全隱患，完善配套設施，用於解決年輕人、以及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需求。

2024年3月的白石龍片區

在張枝萌曾經生活過的白石龍一區，好幾棟微棠公寓已經改造完成。這兩年，張枝萌還會到白石龍片區找朋友聚會，這一片區緊鄰深圳北站，周圍風貌與她2013年搬離時相比，發生了天差地別的變化。

2010年張枝萌懷孕，與丈夫一起從羅湖搬到白石龍一區，當時4號線地鐵還未開通，村裡的一房一廳月租只要700元。

此前，張枝萌在羅湖生活過兩年，最早是泥崗西村，那是她來深第一站。住在泥崗村，張枝萌什麼都方便，步行就能到上班的地方，樓下餐飲、肉菜、水果、百貨店鋪應有盡有。唯一一點不好，就是當時村裡還有不少做按摩的女人，夜色降臨時，她們站在巷頭街尾，招呼經過的每一個男性。張枝萌時不時能看到，四五十歲、神色慌張的中老年男子，跟着一個女人走進某道門裡。三四年後，這些女人消失在大規模掃黃行動中。

白石龍一區，是張枝萌租住的區域中，感覺最舒服的一個地方。當時村裡的租客不多，附近的生活配套完善。到了晚上，她和丈夫向東穿過一片荒地，再穿過梅龍路，就是一個環境不錯的住宅社區，路上人不算多也不算少，生活氣息恰如其分。

但在張枝萌的住處四周，更多的還是荒地和工地。白石龍一區西側是一條泥巴路，東側、南側還是荒草地，北側是四號線地鐵的施工地，更遠處是更多的工地。到今天，十幾年過去了，白石龍一區西側的泥巴路已經修成了柏油路，東側荒地上建起了學校，南側荒地上是一片在建中的高層住宅。這片小區域再往外延伸，更多的荒地或工地變成了鱗次櫛比的高樓。

張枝萌搬到白石龍一區的第一年，只能坐公交上班，在附近站臺上，她見過好幾次扒手行竊，他們混在推搡焦灼的人流裡，用衣服擋住手，把別人包裡的手機或者錢包摸出來。每次等車坐車，張枝萌緊緊地把包捂在胸前，一路不敢放鬆。

好在，一年後地鐵四號線開通，剛開始從白石龍地鐵站上車，張枝萌還能找到座位。等到她搬離白石龍時，這個站的擁擠程度令她膽戰心驚。人羣隨着地鐵線遷入這片城中村，白石龍一區的房租水漲船高，“2014年我們搬走時，住的兩房一廳，房租已經漲到1800元了”。

2023年的紅山地鐵站周邊

張枝萌搬離白石龍幾個月後，李晴和丈夫在2015年3月，搬進距離白石龍3公里的龍泉新村。龍泉新村位於龍華紅山片區，因優越的位置與配套，這一片區被調侃爲“宇宙中心的中心”。

當時，李晴和丈夫剛到深圳不久，工資幾千元，房子是親戚領着他們租下的，二樓的單間，租金800元，房間又黑又潮，樓下是菜市場，每天早上能聽到剁肉的聲音，巷道上全是店鋪倒出來的污水，地面常年黑乎乎黏糊糊的。

東泉新村環境不佳，但四周的景象，已在預示“中心”的氣勢，“馬路兩邊的綠化很好，那一片都是比較高檔的住宅區”。除此之外，圍繞在紅山地鐵站四周的，是大片的工地或者荒地，它們演變成今天的大片商業配套、以及圖書館、美術館等文化配套。

即便買了房子，李晴和丈夫還是渴望，某一天能把家安在紅山片區。那裡，高樓與高樓之間綠意蔥蘢，馬路兩邊是大片的草坪與精心設計的植被景觀，人行道開闊且體面，這與她現在生活的布吉形成了鮮明對比，作爲老城區，布吉片區看起來更像個老舊擁擠的四線城市，“路很窄，坑坑窪窪的，人又多，我們現在出門，連散散步的地方都沒有”。

離開深圳，或者留下？

韓思妙一家在惠州生活了兩年。在惠州，她“住着很舒服”。“那邊居住性價比還是很高的，老人也習慣”。因爲舒服，她和丈夫有過在惠州安家的打算，也在周圍看過幾套房子。不過，當夫妻倆瞭解到，孩子就讀當地公立學校，不只要有房子，還得將戶口遷入惠州時，隨即放棄了購房念頭。

來深圳這些年，每每想到房子，韓思妙就懊悔不已。2013年她與丈夫結婚時，在梅州老家買了套婚房，“當時一點在深圳買房的想法都沒有”。梅州的房子首付二三十萬，當時在他們租住的坪洲片區，這筆錢足以支付一套小戶型房產的首付。

尤其過了2015年，韓思妙總在心裡罵自己“蠢”，“13年爲什麼錯過這樣的機會”。當時親戚在深圳買了房子，韓思妙和丈夫心裡直癢癢，只是手裡的錢遠遠不夠，親戚勸他們把梅州的房子賣掉。夫妻倆不捨得，“剛剛裝修好”。

2015年，深圳市以去庫存爲目的出臺了一攬子政策——降準5次，降息5次，營業稅五改二，二手房首付比例下調……調控最後衍變爲樓市狂歡，2015年4月深圳新房均價爲2.6萬/㎡，2016年3月已漲到5.3萬/㎡。

“錯過了，後面（在深圳）就真的買不起了”，韓思妙的遺憾不止於此，梅州的房產如今形同雞肋，“前些年還能出手，現在賣也賣不掉，住又沒機會住，徹底成了不動產”。錯過買房機遇的悔意，“在城中村搬來搬去”時尤爲強烈，韓思妙和丈夫糾結過無數次“要不要回老家”。

孩子出生後，兩人才斬斷“回老家”這條退路，“還是替孩子拼一把吧，不然孩子長大了，從老家來到深圳，又得和我們一樣，從零開始打拼。”

韓思妙居住的公租房社區鳳凰英萃城

2016年左右，丈夫在深圳公租房輪候庫提交了申請。在選擇光明的這套公租房之前，他們棄選了龍華民治某個公租房項目的機會，“附近沒有學位，上班也不太方便，就放棄了”。

韓思妙目前居住的公租房社區鳳凰英萃城，附近是深圳中學光明分校（深中是全市最好的高中之一），“當時政府部門講過，住在這裡，基本上都有機會就讀”。鳳凰英萃城共有四所公立幼兒園，老二就在其中一所幼兒園，“一學期費用6000多元，老師很負責，伙食又好，我是比較滿意的”。

搬進公租房之後，韓思妙買房的慾望漸漸減弱，“不用擔心房東又漲租，不用老想着下一次搬到哪裡，沒那麼漂泊了”。

搬到清湖時，李晴和丈夫已有買房的考慮。“租房不確定性太大，工作換了，房東要賣房……難免還要搬家”，夫妻倆計劃，在孩子入學之前，一家人得“安定”下來。

在清湖這一年，李晴住得很痛苦，不只因爲房東過於苛刻，居住成本也是個不小的壓力，“算上水電一個月得5000塊，當時我工資才1萬，感覺一年到頭在給房東打工”。

買房前的那一年，李晴常常失眠，“留下，還是回老家，（這個抉擇）好痛苦啊”。當時丈夫工作異常忙碌，大多數節假日都在加班，孩子還小。除了工作，家庭裡裡外外要靠李晴操持，她的處境和心境，跟韓思妙在沙嘴村時有些相似，“在深圳待了好幾年了，一直安定不下來，心裡很不踏實”。

李晴和丈夫老家在河南，很多親戚在鄭州買了房子，家裡人也催他們去鄭州買房。本來，夫妻倆已經準備好回鄭州看房，臨時因事耽誤了，“一耽誤兩耽誤，兩個月過去了，我們又變卦了，還是咬咬牙在深圳買吧。”

丈夫尤爲反感老家的人情社會規則，這是兩人決定留在深圳的關鍵原因，“你在深圳辦事情，流程很便捷，規則很透明，這個跟老家差別很大”。

房子選在“房價窪地”布吉，確實是李晴夫妻“咬咬牙”買下來的。總價400多萬，爲了湊首付，兩人找好幾個親戚借了錢。每月要還的房貸，“靠一個人的工資是負擔不起的”，“我倆都上班，房價、家庭支出才能應付過去，不能出現任何的意外。剛買房時壓力是很大的”。

李晴慶幸，她和丈夫的工作都相對穩定，在購房後經濟最緊張的那兩年，沒出“任何的意外”，“否則我們也不敢買房”。

差不多的搖擺猶移，張枝萌和丈夫也經歷過。2012年，丈夫辭職做電商創業，生意做了半年不見起色，他決定回河南老家跟親戚學裝修手藝。臨行前，丈夫勸張枝萌一起回去，她不願意，“害怕真的回去了，一輩子我們都出不來了”。

手藝學成以後，丈夫在老家幹過一段裝修生意，收款很難，“他主要給店鋪、辦公室做裝修，自己先貼錢做，完了賬收不回來”，他不得不再回深圳。這行靠口碑積累，剛回深圳那兩年，手裡沒客戶，生意還是不好做，丈夫想過帶着老小，回張枝萌的老家廣西謀生。

磕磕絆絆熬過一年多後，靠着口碑，丈夫的裝修生意算是走上正軌，“慢慢收入上來了，現在也還可以”。

買房時，張枝萌夫妻的積蓄只夠一半首付，另外一半是東拼西借的，有些是找親友借的，還有一大部分是來自信用卡套現。

還清債務花了兩年時間，“當時我倆把六七張信用卡擺在那兒，卡上標註好幾號還款，拆東牆補西牆。如果一張卡沒按時還上，就很麻煩”。有段時間，信用卡實在倒騰不過來，張枝萌和丈夫又找朋友借了10萬，對方很仗義，問他們“10萬夠不夠”，倆人猶豫了一會兒，回答說“夠了”，“不敢借太多，怕有惰性，沒有拼命賺錢的動力了。

張枝萌和李晴都買在布吉片區，她們對周圍的環境、配套、學位都不太滿意。張枝萌買在2019年，李晴買在2021年初，指導價出臺之前，兩人都屬於“高位站崗”。張枝萌瞭解過，她的房子，目前的市場價比購入時跌了20多萬。算上稅費、中介費，李晴的購房成本，比當下的市場價高出70萬左右。

張枝萌和李晴錯過了樓市紅利，她們還是期待買到更好的房子，或者說，更好的區位——李晴心儀紅山片區，那是她來深的第一站，也是她最喜歡的地方，只要忽略地鐵站四周數量驚人的電瓶車，紅山看起來與市中心差異不大。張枝萌渴望搬到福田片區，她看中了市中心的配套，來深圳15年，她還沒有在福田生活過。

在一線城市安定下來，購房遠遠不是長跑的終點。韓思妙、張枝萌、李晴年齡相仿，均在35歲上下。她們職業不同，工作穩定程度不同，卻都跟我表達過相似的隱憂，如果眼下的工作幹不下去，再去求職市場應聘，她們不知道自己還有多少機會。至於她們的丈夫，是不是懷着同樣的擔憂，她們沒有告訴我。

（備註：文中人物採用化名）

文丨黃小邪

本文由深圳微時光原創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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