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煒：讓本雅明這樣的人活下去

“他（本雅明）死後，人們寫文章紀念他說，過精神生活的人死於不諳世事。我喜歡他身上那種憂鬱、猶疑的氣質……希望世上所有敏感的人都能有一條活路。但是，只有他的前妻纔有資格說，如果這個世界能讓他這樣敏感的人活下來，就終究不是一個壞的世界。”

作者 | 苗煒

本文出處：《我終於讀完了卡拉馬佐夫兄弟：文學體驗三十講3》，作者：苗煒，版本：浦睿文化·湖南文藝出版社 2024年9月

很多年前，我一位朋友去歐洲玩，回來後給我看她拍攝的一段視頻。那是以色列雕塑家丹尼·卡拉萬的作品，在西班牙的布爾特沃海邊，像一個滑梯，沿山坡而下，金屬封閉起來的走廊，裡面是一級級的臺階，走下去到盡頭，是一道玻璃幕牆，透過玻璃，你可以看到大海。她對我說，一九四〇年九月，本雅明逃到布港，在這個小鎮上自殺了。她那段視頻，停留在玻璃牆外的海面，所以在我看起來有點兒走投無路的感覺。卡拉萬在世界各地設計了很多跟猶太人相關的紀念作品。這件本雅明紀念雕塑名叫“通道”或者“走廊”，是在一九九四年完成的，作品上有一句銘文，寫的是“記住那些無名之人比記住那些名人還要困難”。

名爲“通道”的紀念物。

本雅明這個人，我還是略知一二。你知道北京有一個單向街書店，最早開在圓明園邊上，書店有一個很漂亮的院子，院子裡有核桃樹，有躺椅。有一個非常漂亮的廁所，天花板是玻璃做的，擡頭看，是一個魚缸，有水有魚，魚缸上面是天空。我記得書店裡面很窄，牆上有本雅明的肖像——記憶不一定準確，是不是掛着本雅明的肖像，我其實也不太肯定，但“單向街”是本雅明一本書的名字，用這個名字來命名書店，肯定會讓人想到本雅明。我看過他的一些書，看不太懂，但有些句子，看過之後印象極深，比如：“人類遺產被我們一件件交了出去，常常只以百分之一的價值押在當鋪，只爲換取‘現實’這一小銅板。”再比如：“將歷史表現爲一場訴訟……法庭決定爲未來訊問證人。出場的有詩人，他感覺；有畫家，他觀看；有音樂家，他聆聽；有哲學家，他知道。他們的證詞互不一致，儘管大家都爲彌賽亞的到來做證。”這些句子有上下文的，我讀不懂，也記不住。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二〇〇八年出過一本本雅明文集，叫《啓迪》，原書的編者是漢娜·阿倫特。漢娜·阿倫特寫了很長的一篇序言，其中有這樣一句：“似乎歷史是一條跑道，有些競賽者跑得太快，結果消失在觀衆的視野之外。”卡夫卡和本雅明都是這樣的人，他們活着的時候，只有少數人認識到他們的價值，他們死了之後，變得名聲大振。阿倫特說本雅明是個天生的倒黴蛋，不懂人情世故和學術圈的規矩，爲謀生計，他想在耶路撒冷找一個教書的工作，也會在莫斯科的雜誌上發表文章，但他既不想投身於猶太復國主義，也不是真心信奉共產主義，猶太復國主義和共產主義也不會提供“文人”這樣一個職位。阿倫特說，一個時代總會在受其影響最小、離它最遠、因而也受難最深的人身上打下烙印，普魯斯特、卡夫卡、本雅明都是這樣的人。簡單來說，總有人能適應時代，如魚得水，人們也會關注這些時代弄潮兒；但有些倒黴蛋，知道自己不能適應時代，這一類人沒有能力改變自己的困境，哪怕這困境要把他碾碎，他們也沒什麼辦法。

瓦爾特·本雅明（1892—1940），德國文學家、思想家，因其博學和敏銳而享譽世界，被視爲20世紀前半期德國最重要的文學評論家，被譽爲“歐洲最後一位知識分子”。

我雖然看不太懂本雅明的文章，但我喜歡這樣的倒黴蛋。本雅明自己說：“做一個有用的人於我永遠是一件醜惡不堪之事。”那他想幹嗎呢？進行詩性的思考，想事兒。用海德格爾的話說，這叫“面對思的事情”。很多文藝青年，都不想做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都想沒事兒瞎琢磨。但是，“思”這個事情可不容易，過一種德國式的精神生活，那就更不容易了。有一本書叫《康德與德意志精神生活》，我只知道書名，這書名就顯示出來了，沿着康德、黑格爾那條道路來打磨自己的心智，太嚴肅了。叔本華說過， 一個沒有精神需求的人，智力平平、思想狹隘，就是庸人，這樣的人沒有靈性，沒有智力的樂趣，只有感官的樂趣。這話說得太絕對了。海德格爾說，大多數人沒有什麼精神生活，不是因爲缺乏智力，而是想追求生活舒適，迴避太嚴肅的精神生活，能讓自己舒服一些，他們不認真思考上帝，不認真琢磨自己使用的語言。

當年給我看卡拉萬作品視頻那位朋友，是一個哲學老師，她從沒說過本雅明是哲學家。她有一個偶像是維特根斯坦，她說，康德、維特根斯坦、海德格爾，這樣的人是一流的哲學家，“你老掛在嘴邊的薩特，那是二流的哲學家”。後來我還聽到一種刻薄的說法，忘了是哪一個大人物說的了。他說：“你們所說的哲學，在我看是文學，你們所說的文學，在我看是新聞，你們所說的新聞，在我看是八卦。”你看，閱讀也是有鄙視鏈的。不過，鄙視鏈這東西在私下聊天、朋友之間開開玩笑挺好，公開談論就可能陷入爭吵。叔本華說過一段話：“如果在任何的討論和談話中，有一個人比我們表現出了更多的知識，對真理更誠摯的熱愛、更明智的判斷力、更優秀的理解力，或者總體上顯現出讓我們相形見絀的智力品質，我們就可以通過侮辱和冒犯立刻消除他的優勢和我們自己的淺薄，轉而使我們凌駕於他之上。粗野勝於一切爭論，它讓智力徹底失色。如果我們的對手不在乎我們的攻擊方式，不以更粗魯的方式迴應，那我們就是勝利者，名譽與我們同在。真理、知識、理解力、智力和機敏則必須鳴金收兵，把戰場留給極度的蠻橫。”

叔本華的這段話，很適合描述網上的許多吵架。我們內心其實有粗野的一面，從粗野的一面來看，本雅明絕對是個loser（失敗者）。他拿了一個博士學位，想當教授而不成。他出生在富貴之家，娶妻生子，到三十多歲還在啃老，不能養活自己，要靠老婆的工資生活。二十歲趕上了“一戰”，三十歲趕上了魏瑪共和國的通貨膨脹，四十歲趕上了納粹上臺，到“二戰”爆發終於扛不住了。他一直靠寫文章掙點兒小錢，居無定所，生前發表的作品不多，有一個宏大的研究計劃，但也沒能完成。他要過一種純粹的精神生活，家裡總貼着聖徒畫像。他的大腦很厲害，可也管不住自己的下身，勾三搭四。這樣來總結本雅明的失意者形象，就比較粗魯，粗魯是一種品質，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可能偶爾要粗魯點兒。

但是呢，還好，我們還有溫柔的一面。先說說本雅明是怎麼死的。一九四〇年六月，德國入侵法國，本雅明從巴黎逃往法國南部。九月二十五日，他穿越比利牛斯山， 越過了法國和西班牙的邊境線，來到西班牙小鎮布爾特沃，又稱布港。本雅明已經獲得了美國簽證，但他聽說，西班牙對來自法國的難民關閉了邊境，難民要被遣返回法國。還有消息說，法國投降後的維希政府和納粹德國達成協議，像本雅明這樣的猶太流亡者會被送回德國。九月二十六日夜裡，本雅明留下一張字條，上面寫着：“在這樣一個沒有出路的境遇中，我沒有其他選擇，只能了斷。這是比利牛斯地區的一個小鎮，沒人認識我。我的生命將完結。”那天夜裡，本雅明服用了隨身攜帶的大量嗎啡，自殺了。第二天邊境重新開放。他要是活到第二天，興許就逃到美國去了。在本雅明死後，他的前妻朵拉在給朋友的信中說：“我早已再不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但他仍然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認爲，也感受到，如果這個世界能夠讓一個有他這樣的價值和敏感的人活下來，那麼這個世界就畢竟不是一個那麼壞的世界。看來我是錯了。”

本雅明。

本雅明出生在富貴之家，如果處在平安時代，他天天琢磨事兒，也是一種很好的生活方式，頂多也就是和他爸爸鬧鬧矛盾。偏偏他生在一個動盪年月，那種與時代格格不入之感就更強烈。德國童謠裡有一個“駝背侏儒”的說法，是說小孩子摔了一個跟頭，或弄碎了一個杯子，媽媽就會說，這是駝背侏儒乾的，駝背侏儒總跟小孩子做惡作劇，出點兒什麼狀況就是駝背侏儒在搗鬼。本雅明成年之後的生活略顯笨拙，好像總有個“駝背侏儒”給他搗亂，他本有機會過上穩定的知識分子生活，本有機會早點兒逃到以色列或者美國，但他就是笨笨地拖到了最後一刻。這種失意者和局外人的形象，其實很讓文藝青年喜歡。所謂浪漫主義者，就是喜歡那些看起來要失敗的事，比如開個書店。

我說了，本雅明的文章，我大都看不太懂。比如他分析德國悲悼劇，德國悲悼劇是什麼我不知道，也就無從理解他的批評文章。可他寫卡夫卡的文章，我也看不太懂，但我能看懂幾句，比如他說：“沒有誰在這個世界上有自己固定的居所，以及固定的、不變的外觀。沒有誰不處於盛衰沉浮之中，沒有誰不與敵人和鄰居交易品性，沒有誰不是韶華已逝卻仍未成熟，沒有誰不是在漫長的生存之旅的起點便已精疲力竭。”我能體會出來，本雅明寫卡夫卡，很多時候寫的是自己的閱讀感受。按照本雅明的說法，感知就是語言的一種模態，是一種解讀，經驗是被表述出來的，語言就是感知的典範。這幾句我好像能明白，但也不確信自己的理解對不對。雖然我讀過一點兒本雅明的文章，但更多的時候，我還是覺得本雅明這個人物形象更有意思。

我看過一本書叫《魔術師時代》，寫的是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九年之間，維特根斯坦、本雅明、海德格爾這幾個人的生活經歷，寫得通俗好看。二〇二二年夏天，我拿到 《本雅明傳》，算是把他的故事完整地看了一遍。我不再關心他的那些文章，我把他當成一個故事中的主角，這個故事講的是生存和逃跑，講一個文人能不能活下去，一個文人能不能跑掉。

本雅明年輕時還是有點兒逃跑能力的。他一九〇五年到一九〇六年，在德國的一所鄉村學校學習，德語老師叫維內肯，是個教育改革家，注重培養學生的心智和感受力，其教育計劃致力於把各學科綜合到一個統一的世界圖景中。學生要成爲更高貴的人，更高貴的人沉浸在藝術和哲學中，對生命本質有更深的感知。這些話聽着都非常漂亮，可我查了一下，維內肯後來吃了一起官司，被關進了監獄。他組織了一次學生徒步活動，跟兩個男學生有太親密的接觸。他有一個術語叫“教學之厄洛斯”，厄洛斯是希臘神話中的性愛之神，維內肯先生認爲，青年男子之間的愛非常純潔高貴。本雅明年輕時深受維內肯的影響，參加了很多青年運動，不過到“一戰”爆發，維內肯號召青年人蔘戰，本雅明跟這位老師決裂了。本雅明想辦法逃脫了兵役，逃到了瑞士。

本雅明是在瑞士的伯爾尼大學拿到博士學位的，博士論文題目叫《德國浪漫派的藝術批評概念》。他拿到博士之後，還不告訴他爸爸，想從爸爸那裡繼續騙學費。可他爸爸來瑞士看他，順便也要問問兒子：拿到博士了，也娶妻生子了，那打算從事什麼職業呢？本雅明就給爸爸講什麼叫批評，什麼叫評論，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爸爸經歷第一次世界大戰，財富大大縮水，有點兒慢性抑鬱，聽不明白兒子要乾的批評家到底是什麼，就問：“誰給你發工資呢？”本雅明說：“我可以在大學裡申請一個教職，當教授。”德國有規定，想進大學當教授，要寫一篇教授資格論文，也稱“第二博士論文”，證明自己的學術能力。

一九二〇年春天，本雅明夫婦帶着孩子搬回到德國柏林爸爸的大宅子裡。沒多久，他們又搬了出來。本雅明跟爸爸達成協議，預支爸爸的遺產三萬馬克，再拿一萬馬克的安家費。這四萬馬克相當於戰前的一萬馬克，按匯率算是七百美元。一九二一年七月，77馬克能兌換一美元，然而到一九二二年一月，191馬克換一美元，到夏天，是493馬克換 一美元。一九二三年一月，近1.8萬馬克換一美元。再看一條麪包的價格，一九一九年十二月是2.8馬克，一九二二年十二月是163馬克，一九二三年八月是6.9萬馬克。德國經歷嚴重通貨膨脹的那幾年，本雅明一直在寫他的第二博士論文。有出版社提議要本雅明辦一本雜誌，本雅明雄心勃勃地籌劃了一番，結果出版社又說沒錢辦雜誌了。經濟環境不好，職業上也看不到前途，這讓本雅明在一九二三年最初幾個月陷入了嚴重的抑鬱。到這年夏天，他的妻子朵拉找到了一份工作，在赫斯特報業當秘書，這是美國企業，用美元支付工資，不受通貨膨脹的影響。本雅明終於緩過勁兒來，繼續他的學術道路。

一九二三年最後幾個月，通貨膨脹失控，食品價格飛漲。本雅明翻譯的波德萊爾詩集出版了，但這本書在知識界也沒有什麼反響。這一年的十一月五日，柏林發生騷亂，猶太商戶遭洗劫。十一月八日，希特勒率領六百名衝鋒隊員在慕尼黑髮動啤酒館暴動，這是納粹黨奪取政權的第一次嘗試，失敗了，希特勒被關進了監獄。但好多人已經感受到德國的危險氣息，跑了，本雅明的好友肖勒姆跑到了巴勒斯坦。肖勒姆曾經多次勸本雅明：你要離開，作爲猶太人，你要學希伯來語，學了希伯來語，你就可以在耶路撒冷大學找到一份工作。他後來幫本雅明申請到一份獎學金，資助本雅明學希伯來語，但本雅明學了沒幾天就放棄了。他是猶太人，但他的呼吸是從德國文化和法國文化中來的。他對去美國和學英語也不是很上心。語言是一個祖廟，違反祖宗的決定很難。

一九二四年四月，本雅明在報紙上看到，德國要禁止出境旅行，要出國，必須交鉅額保證金。這一禁令要在三天後生效。這一次本雅明跑得快，他回家收拾行李，很快跑到了意大利卡普里島。他在島上認識了一個蘇聯婦女，叫阿西亞·拉西斯，她是個話劇導演，有婦之夫，本雅明墜入愛河。人在時代大風浪中，像一個飄蕩的小樹葉，論文沒寫完，錢也沒着落，但碰到愛情還是忍不住。拉西斯讓本雅明對共產主義發生了興趣。一九二五年，本雅明曾經跑到拉脫維亞首都去找拉西斯。一九二六年十一月，拉西斯在莫斯科生病，住進了療養院，本雅明又前往莫斯科去看她，甚至還想過去蘇聯找工作。但移居到莫斯科的人告訴本雅明，千萬別來，到蘇聯就意味着失去私人生活， 失去個人自由。後來，拉西斯被送到哈薩克斯坦，囚禁十年。

本雅明的《單向街》，題記上寫着獻給阿西亞·拉西斯。在愛情中，有些人尋找的是家園之感，有些人尋找的是漂泊之感。除了拉西斯之外，本雅明還有過一些情人。他其貌不揚，但他的頭腦有魅力。《單向街》一書，全是幾百字的小散文，比較好懂，我們看這一段——

醒來的人還處於靈魂出竅的狀態，實際上，依然處於夢境的控制之下。也就是說，他的沐浴只是喚醒了肉體的表面和它外在的運動能力。而在更深一層面，即便是在晨起的沐浴中，夜晚晦暗的夢境並沒有褪去。實際上，它緊緊地依附在人們剛剛睡醒的那種孤寂之中。不想走入白天的人，不管是對人的懼怕，還是爲了保持內心的寧靜，都不會去吃早餐，甚至非常厭惡早餐。所以，他們以這種方式避免自己在昨夜和今天這兩個世界之間的更替。

這一段很好理解。本雅明說，不喜歡吃早餐的人就是不想把昨夜和今天進行區分，想保留那種半夢半醒的矇矓狀態，一吃早餐就徹底醒過來了。不吃早餐的人很多，但本雅明把這種不吃早餐的感受寫得很詩意。不過，他的大多數文章，很難看懂。

一九二五年年初，本雅明寫完了一篇關於德國悲悼劇的論文，提交給法蘭克福大學，這篇論文得到的評價是，“這位作者以難以索解的表達方式，證明自己缺乏學術上的明晰性，是不能在藝術史領域爲學生們做嚮導的”。法蘭克福大學勸他：您還是收回申請吧，如果我們直接拒絕，這樣兩邊都不太體面。德國大學裡的哲學教授、美學教授，也看不懂本雅明的論文。好在這時候，本雅明的一些小散文在德國的報紙上有了更多的發表機會。到今天，本雅明的作品中，還是像《柏林童年》《單向街》這樣的小散文，有更多的讀者。

一九二六年春天，本雅明是在巴黎度過的，和朋友在巴黎閒逛，催生了他的研究項目《拱廊街計劃》。一九二九年，本雅明和妻子朵拉離婚。現在很流行用“渣男”這個詞來形容那些私德不好的男人，每遇到這樣的情況，我都很想爲男人辯護一下，可“渣男”這個詞，本雅明當之無愧。倒不是因爲他出軌——他和妻子有口頭協議，兩人是開放關係。但鬧到離婚，本雅明卻先指責妻子不忠，他長期靠朵拉的收入維持生活，還拿走了朵拉從她姑姑那裡繼承的一半遺產，還用妻子的錢支付情人的食宿，沒給兒子留下過一分錢，這些做法實在是太渣了。

一九三〇年秋天，本雅明搬進攝政王街的一套公寓，這是他在柏林的最後居所。他說過，卡夫卡小說的唯一主題就是對新秩序的震驚，在新秩序中沒有家園感。很快，他就在自己的生活中重溫了卡夫卡的主題。一九三三年年初，希特勒成爲德國總理，德國變成一個警察國家。他在德國待不下去了，任何不符合納粹立場的表達都會被恐怖對待。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七日晚上，本雅明離開柏林，來到巴黎。

本雅明給他的朋友肖勒姆寫過一封信，其中說：“在有些地方我可以掙到最低收入，在有些地方我可以靠最低收入生活，但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這兩個條件都滿足。”真是這樣。在巴黎，本雅明的主要收入是從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拿到的津貼。布萊希特曾講過一個段子，說有一個大富翁死了，捐出一筆錢，成立社會研究所，研究貧困問題。社會上爲什麼有貧困呢？當然是因爲大富翁本人了。執掌社會研究所的學者叫阿多諾，也是一個富商之子，爸爸做葡萄酒生意，但支持兒子搞學術。阿多諾的學問也非常難懂，但他有一句名言盡人皆知：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殘忍的。或者說，奧斯維辛之後，詩人何爲。他在“二戰”時逃到了美國，後來回德國繼續教書，一九六九年四月在大學裡講課，結果碰到了學生運動，有幾個女學生裸露上身抗議，老教授受了刺激，過了幾個月就死了。這樣的八卦故事總比阿多諾的學問更好懂。

在希特勒上臺之初，很多知識分子還想着，這是一個跳樑小醜，蹦躂不了幾年。但到一九三八年三月，德國吞併了奧地利，99%的奧地利人投票贊同德奧合併，反對新政權的數萬人都被送進監獄。歐洲的戰爭看起來不可避免，本雅明依然在寫《波德萊爾筆下第二帝國的巴黎》。完稿之後，他給阿多諾寫信說：“我在和戰爭賽跑，焦慮令人窒息，我在世界末日之前把稿子寫完，體會到勝利的感覺。”精神生活有自己的使命和節奏感，本雅明就沉浸在自己的研究中。他一生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在巴黎拱廊街尋找十九世紀的歷史，他說：“於我，世界上任何東西都取代不了法國圖書館。”

本雅明法國國家圖書館借書證，1940年。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德國軍隊入侵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九月三日，法國政府發佈公告，要求德國和奧地利公民攜帶被褥，到巴黎東北部一座體育場報到，暫時拘禁。你想當一個世界公民，或者說，想當一個歐洲人，這是心靈上的身份認同，打起仗來，你的國家身份就是劃分敵我的標尺。這些德奧公民被送到法國各地的志願者勞動營，其實就是集中營，本雅明等人被押送到巴黎以南兩百公里的韋爾努什城堡，只能睡在地上，鋪點兒乾草。集中營里居然有文藝活動，本雅明做了幾場哲學講座；甚至還有“知識付費”，本雅明向一些高階學生提供收費的哲學課，費用是拘留營裡的硬通貨——煙。關押到十一月中，本雅明被釋放。

本雅明回到巴黎。一九四〇年二月十二日，本雅明向美國使館提交了簽證申請。一九四〇年五月，德軍入侵荷蘭和比利時。六月，本雅明和妹妹一起乘火車離開巴黎，當時法國境內有兩百萬人開始逃亡。本雅明逃到了法國南部的盧爾德，此時本雅明害怕被拘押——法國投降，維希政府成立，廢除了外國人在法國的避難權，本雅明這樣的人有可能被交給德國。一九四〇年八月，本雅明到了馬賽，得知自己終於獲得了美國簽證，但他的生命也快走到盡頭了。

有人評價普魯斯特，說他死於無經驗，但無經驗讓他寫出作品。他死於無知，因爲他不會生火，也不知怎麼打開窗戶。本雅明引用過這句話，這句話也很像他的自畫像。他中學時寫過一篇作文，論“天才遇現實而觸礁”，他死後，人們寫文章紀念他說，過精神生活的人死於不諳世事。我喜歡他身上那種憂鬱、猶疑的氣質，喜歡他那些敏感的小散文，希望世上所有敏感的人都能有一條活路。但是，只有他的前妻纔有資格說，如果這個世界能讓他這樣敏感的人活下來，就終究不是一個壞的世界。在一九四〇年的歐洲戰場，死的人太多了。

再看本雅明的一個金句。年輕時，本雅明買過一張保羅·克利的畫叫《新天使》，那時候保羅·克利的畫還很便宜。等到一九四〇年，本雅明快走到生命盡頭了，他在巴黎完成了《論歷史概念》一文，其中一節他是這麼寫的——

保羅·克利的《新天使》畫的是一個天使看上去正要從他入神地注視的事物旁離去。他凝視着前方，他的嘴微張，他的翅膀張開了。人們就是這樣描繪歷史天使的。他的臉朝着過去。在我們認爲是一連串事件的地方，他看到的是一場單一的災難。這場災難堆積着屍骸，將它們拋棄在他的面前。天使想停下來喚醒死者，把破碎的世界修補完整。可是從天堂吹來了一陣風暴，它猛烈地吹擊着天使的翅膀，以致他再也無法把它們收攏。這風暴無可抗拒地把天使刮向他背對着的未來，而他面前的殘垣斷壁卻越堆越高直逼天際。這場風暴就是我們所稱的進步。

《新天使》。

這段話是被引用最多的一段本雅明，也是很好懂的一段話。不過，我們還是看看中國學者張旭東老師的解釋——

本雅明沉痛地批判了這種進步神話，指出它所依據的只是對工具理性的無窮威力和人類自身的無限完美性的自以爲是的信賴。這種神話總把自己說成不可抗拒的歷史必然規律，彷彿它能自動開闢一條直線的或螺旋的進程。本雅明認識到，真正的批評必須穿透這些信條的論斷而擊中其共同的基礎，這就是現代性的時間觀念。線性的、進化論的歷史觀只有在“雷同、空洞的時間中”纔有可能。形形式式的歷史目的論總是試圖把豐富、複雜、不可窮盡的個人和集體經驗從時間中剔除出去；它們總想把人類充滿矛盾、壓迫、不滿和夢想的歷史經驗描繪成一個量化的機械的時間流程，好像時間後面不過是更多的時間，好像歷史不過是一串可實證的孤立事件的念珠。這種“雷同、空洞的時間”概念無視人類個體和集體經驗的完整性，卻在追逐工具理性目標的同時製造越來越多的殘垣和屍骨。

好了，就說到這裡吧。我所講的這幾十期文學故事，不過是爲了記下自己的經驗。也希望能幫助你豐富自己的經驗。

本文經出版社授權刊發。作者：苗煒；摘編：張進；編輯：張進。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文末含《新京報·書評週刊》2023合訂本廣告。

最近微信公衆號又改版啦

大家記得將「新京報書評週刊」設置爲星標

不錯過每一篇精彩文章～

即刻購買《寫童書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