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聯儲鮑威爾 斯坦福演講: 經濟決策前景及獨立性 (附全記錄+視頻)

文：天空之城·城主

未經授權請勿轉載，請保留原文鏈接和公號傳送

B站傳送：【精校】美聯儲主席鮑威爾斯坦福講座訪談2024.4【中英】-嗶哩嗶哩】

https://b23.tv/arwcEfm

美聯儲主席傑羅姆·鮑威爾在2018年上任後,帶領美聯儲應對了一系列重大挑戰,包括新冠疫情、供應鏈中斷、財政擴張、資產市場波動和高通脹等。在4月3日斯坦福商學院的公開活動中,他首先發表主旨演講,隨後與金融學教授阿爾文德·克里希那穆蒂探討了美國經濟和貨幣政策的未來走向,以及美聯儲的政策獨立性。

鮑威爾指出,儘管通脹已明顯回落,但仍高於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2%的目標。今年美國經濟表現強勁,實際GDP增速超過3%,就業崗位增加300萬個。全球供應鏈的修復有助於滿足此前受抑制的商品需求,尤其是在汽車等此前嚴重短缺的行業。

鮑威爾表示,在對通脹能否持續回落至2%擁有更強信心之前,降息並不適宜。他和同事們堅信,本輪加息週期的峰值可能已經到來。如果經濟整體按預期運行,多數FOMC成員認爲,今年在適當時候開始降息可能是合理的。

美聯儲的獨立性使其能夠不受短期政治因素干擾,專注於政策制定。但這種獨立性需要美聯儲不斷努力去贏得,他們將以透明負責的方式開展工作,發揮自身的專業能力和客觀性,始終秉持使命。

重申透明度和問責制的重要性。鮑威爾說,美聯儲有義務清晰闡釋政策動機和目的。爲此,他們一直在改進溝通方式,這是一項永無止境的工作。鮑威爾闡述了美聯儲對經濟前景和貨幣政策的看法,強調透明度和公衆信任的重要性,同時提出避免"使命蔓延"的必要性。美聯儲決策者經常被迫就一些可能與經濟相關、但非其職責所在的議題表態,如財稅政策、移民政策、貿易政策和氣候變化等。就氣候問題而言,公衆期望美聯儲監管和監督的機構能夠識別並管控重大風險,這可能涉及氣候相關的金融風險,這與美聯儲作爲銀行業監管者的職能相關。

在隨後的對話環節,雙方主要圍繞宏觀經濟形勢和決策者面臨的領導力挑戰展開討論,尤其聚焦通脹問題。回顧了過去兩年遏制通脹的關鍵因素,如供應鏈問題、勞動力短缺、需求過熱等;展望了未來幾年可能影響通脹走勢的變量,如供給端修復、貨幣政策收緊、勞動力市場再平衡等。公衆對通脹回落至2%的預期,是通脹降溫的關鍵因素之一。訪談涉及通脹率、失業率、經濟活動、基準利率、衰退風險、通脹成因與影響、半導體短缺對車價的推動、供需兩端的作用、勞動參與率、移民規模、經濟增速、潛在產出、加息對經濟和不同行業的影響等諸多議題。

鮑威爾說,美聯儲已採取有力行動,致力於將通脹率重新拉回2%目標,這一承諾得到了公衆的理解和信任。目前美國就業市場和經濟活動依然強勁,失業率維持在4%以下,聯邦基金利率已從接近零上調至5.3%。

他解釋稱,通脹飆升主要源於半導體供應短缺推高車價。一旦芯片供應恢復,通脹有望降溫。

在談到供需兩端的影響時鮑威爾指出,隨着勞動參與率提高、移民增加,供給端瓶頸正在緩解,經濟的潛在產出增速已超過實際產出,這導致了通脹回落。

關於移民問題,鮑威爾認爲,移民人數上升有助於紓解勞動力短缺,推動經濟增長。

討論加息對經濟的影響時,他注意到在一個週期內,經濟對利率的敏感度較低,不同領域所受影響也不盡相同,認爲貨幣政策正在發揮作用,儘管利率攀升,但許多企業和家庭並未受到實質性影響; 認爲經濟正在再平衡,供給側復甦正在創造新的供給和需求,這是經濟增速超過3%的原因之一。

鮑威爾還提到,在當前5.3%的名義利率和略低於3%的通脹率下,實際利率爲2.5%,這代表了借貸的真實成本。他認爲目前的政策基調已相當嚴格。

談到風險管理時,承認政策制定受到約束,需要在遏制通脹和支持經濟增長之間尋求平衡。強調保持物價穩定的重要性,認爲這有利於實現充分就業和長期勞動力市場的緊平衡。

談到長期增長預期時,指出對經濟的各個部分做出預測都十分困難,尤其是生產率。長期增長取決於工時增長和每小時產出的提高,而這兩個因素都存在較大不確定性。預計,美國長期經濟增速將放緩至1.8%,低於此前2%的預期,而生產率增速可能徘徊在每小時產出1%至1.5%之間。人們期待人工智能能夠提振生產率,但其對就業的影響仍不明朗。

其次,疫情期間,美國創業活動增加,勞動力市場發生結構性變化,這些因素可能會提高生產率,但也可能無關緊要。這些變化可能恰恰是推動生產率增長所必需的。

政策對經濟的長期增長和民生福祉至關重要,涉及生產率、移民、貿易、產業政策等諸多方面。美聯儲的職責是在經濟週期中促進物價穩定和充分就業,並在危機中提供應對。

在制定利率時,美聯儲面臨外部壓力,但決策應始終基於經濟因素,而非外部考量。鮑威爾強調達成共識的重要性,表示他和同事們將繼續致力於有利於經濟的政策。在履行特定職責時,應聚焦於任務本身,避免捲入黨派政治。即便他人試圖左右你的立場,你也應堅守自己的判斷。其次,應尊重並傾聽各方觀點,尤其是國會的聲音,而非簡單地重申己見。這一點不僅適用於對外,對內也同樣重要。當你尊重並理解他人觀點,並設法將其融入工作時,他們會感到備受重視和傾聽。

在談到個人背景對工作的影響時,鮑威爾建議有意在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間流動的人,如果能夠接受波動性和陡峭的學習曲線,這會是一個很好的選擇。他還強調領導力的重要性,鼓勵大家找到適合自己的領導方式,對自己領導、擔當和冒險的能力充滿信心。

=附：以下是演講訪談全程的Web3天空之城書面版=

主持人（斯坦福商學院院長）：

傑羅姆·鮑威爾於2018年被任命爲美聯儲主席。他在美聯儲的領導地位已經持續了六年，這六年的時間非常有趣，與我們近期記憶中的任何一位美聯儲主席的任期一樣有趣。儘管在過去的20或30年裡，美聯儲主席的任期中也發生過許多有趣的事件。

鮑威爾主席堅定地引導美聯儲度過了全球大流行病、供應中斷、令人難以置信的大幅財政擴張、資產市場劇烈波動以及多年來首次的大規模通脹。儘管面臨這些挑戰，美國經濟仍然持續創造就業機會，令全世界都感到羨慕。鮑威爾主席豐富的經驗和負責任的領導能力，使他成爲我們活動的理想首位發言人。

他將首先發表一些開場白，然後阿爾文德·克里希那穆蒂將與他一起上臺。阿爾文德是GSB的約翰·奧斯特維斯金融學教授，他本人也是資產市場、金融中介和貨幣政策方面的專家。因此，我們非常高興能夠歡迎鮑威爾主席上臺。

鮑威爾：

非常感謝你，迪恩·萊文。我今天非常高興能來到這裡。感謝大家的到來。我很高興能來到這裡。因此，我將首先對經濟和貨幣政策的未來道路發表一些評論，然後簡要討論美聯儲的貨幣政策獨立性，然後與阿爾文德·克里希那穆蒂一起討論。

在過去的一年裡，通貨膨脹率大幅下降，但仍高於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2%的目標。根據PCE指數，2月份，過去12個月的總體通脹率爲2.5%。一年前，這一數字爲5.2%。2月份，不包括波動性食品和能源成分的核心通脹率爲2.8%。一年前，這一數字爲4.8%。這是非常受歡迎的進展。

但正如您所見，可持續地恢復2%通脹率的工作尚未完成。緊縮的貨幣政策繼續對需求造成壓力，特別是在利率敏感的支出類別中。儘管如此，儘管通脹大幅下降，但2023年經濟活動和就業增長強勁，實際GDP增長超過3%，創造了300萬個就業崗位。這種結果的結合反映了供應的顯着改善，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金融狀況收緊對需求的影響。

全球供應鏈的復甦有助於解決被壓抑的商品需求，特別是在汽車等面臨嚴重短缺的行業。此外，由於25至54歲黃金年齡段工人的參與度上升以及移民步伐強勁，勞動力供應顯着增加。最近的就業增長和通脹數據均高於預期。截至2月份的三年裡，經濟平均每月增加265,000個就業崗位，增速高於去年6月以來的增速。

一月和二月較高的通脹數據高於去年下半年的低點。但是，這些最新數據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整體形勢，經濟繼續保持穩健增長，勞動力市場和通脹保持平衡，在有時坎坷的道路上向2%下行。勞動力市場的再平衡在數據的很多部分都很明顯，包括辭職、職位空缺、對僱主和工人的調查以及工資增長的持續緩慢下降。

就通脹而言，現在說最近的數據是否代表的不僅僅是一個上漲還爲時過早。我們認爲，在我們更有信心通脹正在持續下降至2%之前，降低政策利率是不合適的。鑑於迄今爲止經濟的強勁和通脹的進展，我們有時間讓即將到來的數據指導我們的政策決策。自去年七月起，我們一直保持政策利率在當前水平，這與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兩週前發佈的個別預測相吻合。我和我的同事們堅信，政策利率可能已經達到了本輪緊縮週期的最高點。如果經濟總體上按照我們的預期發展，大多數FOMC參與者認爲，今年在適當的時候開始降低政策利率可能是合適的。

然而，這種前景仍然充滿不確定性，我們面臨着兩方面的風險。過早或過多地降息可能會導致我們觀察到的通脹進展出現逆轉，最終需要更嚴格的政策才能將通脹率迴歸到2%。但是，如果過晚或過少地放鬆政策，可能會過度削弱經濟活動和就業。隨着通脹的持續進展和勞動力市場緊張局勢的緩解，這些風險將繼續趨於平衡。隨着情況的發展，我們已經做好了應對這兩種風險的準備。我們將一次次做出決定，盡一切努力實現最大就業和價格穩定的目標。

這引出了我要討論的第二個話題。美聯儲被賦予了兩個貨幣政策目標：充分就業和穩定物價。成功實現這些目標對於所有支持我們追求這些目標的美國人來說意義重大。國會賦予美聯儲在行爲方面的高度獨立性。美聯儲的政策制定者任期較長，與選舉週期不同步。除了立法以外，我們的決定不會被政府其他部門推翻。這種獨立性使我們能夠在不考慮短期政治問題的情況下做出政策決定。聯邦機構的這種獨立性是罕見的，對於我們服務公衆的能力至關重要。記錄表明，獨立的央行能夠帶來更好的經濟成果。

我們認識到，我們需要不斷贏得這種獨立性。爲此，我們以透明和負責任的方式，以技術能力和客觀性開展我們的工作，並堅持我們的使命。我所說的技術能力是指美聯儲政策制定者使用最新的信息和研究來加深我們對不斷髮展的經濟的理解，並可靠地實現我們指定的目標。我們得到了一支能力極強的員工隊伍的支持。我們還借鑑了衆多商界、學術界、社區和勞工領袖以及其他從事經濟活動的人士的見解和經驗。而我所說的客觀是指我們的分析不帶有任何個人或政治偏見，以服務於公衆。我們不會總是正確，沒有人總是正確的。但是我們的決定將始終反映我們對中長期經濟最有利的精心評估，僅此而已。

透明度和問責制是民主國家任何政府機構的基礎，對於一個享有政策獨立性的政府機構來說尤其重要。美聯儲有特殊的義務清楚地解釋我們在做什麼以及爲什麼要這樣做。我們一直在努力改善這種溝通，這是一項永遠無法完成的工作。但我們已經走了很長一段路。1994年之前，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甚至沒有宣佈貨幣政策決定。今天，我們宣佈了這些決定，並在會後聲明和新聞發佈會上解釋了這些決定背後的想法。我們發佈詳細的審議記錄以及每位FOMC參與者的經濟和政策預測的季度摘要。我們每年發佈兩次貨幣政策報告，主席會在國會提交該報告並回答我們監督委員會成員提出的任何和所有問題。2020年，我們完成了對貨幣政策框架爲期一年的公開審查，今年年底，我們將開始另一次審查。

我和我的同事們在像這樣的演講以及對全國各地社區的訪問中解釋了我們對經濟前景和貨幣政策的看法，這是我們廣泛徵求全社會個人和團體意見的一部分。透明度是對公衆積極主動的承諾。最後，爲了維持公衆的信任，我們還需要避免使命蔓延。我們的國家面臨着許多挑戰，其中一些挑戰直接或間接涉及經濟。美聯儲政策制定者經常被迫在可能與經濟相關但不屬於我們職權範圍的問題上採取立場，例如特定的稅收和支出政策、移民政策和貿易政策。氣候變化是當前的一個典型例子。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應由民選官員及其所負責的機構來制定。至於美聯儲，我們尚未接到此類任務。然而，我們的角色確實與我們作爲銀行監管者的職責有關。公衆期望我們所監管和監督的機構能夠理解並管理他們面臨的重大風險，這些風險隨着時間的推移可能包括與氣候相關的金融風險。我們將繼續警惕隨着時間的推移可能面臨擴大這一角色的壓力，但我們並非，也不尋求成爲氣候政策的制定者。簡而言之，做好我們的工作需要我們尊重我們的職責範圍。謝謝，我就說到這裡，期待我們的討論。

訪談環節：

非常感謝鮑威爾主席的發言，並感謝您今天抽出時間與我們在一起並與我們交談。當今世界發生了很多事情，我想我們有很多東西要談，所以我要直接進入正題。在開始之前，我還想感謝觀衆提出問題。

我所做的是嘗試圍繞兩個主題組織對話。首先，我們討論宏觀經濟。在過去的五年裡，你們共同經歷了一段非常動盪的時期，我想談談與此相關的領導力挑戰。因此，讓我直接深入探討這個問題，談談你開始談論的事情，那就是通貨膨脹。兩年前，我們的通脹數據接近百分之六、百分之七，上週五我們已經下降到百分之三。美聯儲經常掛在嘴邊的PCE通脹指數，即個人消費支出通脹指數，爲2.8%。我們已經就此進行過交談。

過去幾年，有很多因素在經濟中發揮作用。我想知道您是否可以花一些時間與我們談談您認爲過去兩年降低通脹的關鍵因素。

當然，我想我將從我們認爲通貨膨脹的來源開始。所以，這次冒着發表這一聲明的風險，實際上有所不同的是，嚴格來說，這種通貨膨脹不僅僅是需求過熱和美聯儲介入並不得不抑制需求的問題。這是更典型的模式，可能是在石油價格衝擊等衝擊的背景下出現的。這個事件其實大家都會記得，它在很多方面都涉及到供給側的崩潰。因此供應鏈停止運轉，半導體等關鍵產品短缺，結果導致無法制造汽車。我想我們很多人可能沒有意識到一輛汽車中有多少半導體。此外，還出現了嚴重的勞動力衝擊。因此，我們從勞動力市場流失了數百萬人，所以我們的勞動力短缺非常嚴重。因此，這是一個供給側問題，以及在利率較低且財政政策非常支持需求的情況下經濟關閉和重新開放導致的需求過熱。所以我們擁有這兩件事。

因此，如果這些是原因，那麼我們需要看到的是與疫情相關的經濟供需扭曲的緩解以及緊縮貨幣政策的影響。因此，今天，我們認爲去年通脹大幅下降是這兩個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他們確實一起工作。我們認爲，緊縮的貨幣政策對需求造成壓力，實際上爲供應方提供了更好的復甦機會。當然，正如我提到的，2023 年是供應方復甦和擴張非常顯著的一年。

那麼，在未來幾年，也許未來一兩年內，您會關注哪些因素對通脹狀況產生影響？

我還應該提到通脹預期，在我們的框架和大多數貨幣經濟學家的思維中，人們認爲，儘管通脹有所上升，但公衆預期通脹率仍將回到2%，這是通脹回落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從某種意義上說，如果人們相信經濟中的價格制定者和工資制定者，如果他們相信通貨膨脹率爲 2%，那麼這實際上就會發生。因此，當我們展望未來時，一個問題是，供給側復甦還能帶來多少活力？去年人口也大幅增加，這可能有助於抑制通貨膨脹。它確實有助於提高產量並增加潛在產量。與此同時，去年我們的經濟增長率達到了約3.1%。同時，我們的通脹率也大幅度下降。因此，從供給側來看，可能會獲得更多的收益。然而，對企業的調查顯示，他們在僱傭員工和獲取所需投入方面仍然面臨困難。因此，還存在一些更多的優勢。我們認爲當前的貨幣政策是緊縮的，這正在給經濟中的利息敏感支出帶來壓力。

例如，對消費者耐用品的調查顯示，由於利率較高，現在購買耐用品的時期較爲艱難。你還可以看到勞動力市場正在進行再平衡，這是因爲你可以查看勞動力市場的需求和供給。但你會發現，需求的變化反映在職位空缺的減少、失業率的小幅上升以及工資回落到更可持續的水平上。因此，我們認爲我提到的這兩種力量將是我們要尋找的力量。

當然，我們要關注的是即將到來的通脹數據，因爲這些數據會影響前景，勞動力市場也是如此。勞動力市場發生了什麼？這是否表明勞動力市場正在繼續進步，並且在工資增長和供需平衡恢復到可持續水平方面取得了實質性進展？

我可以深入探討一下你提到的通脹預期嗎？

人們幾年前打的一個比喻是70年代的高通脹時期，我們經歷了一個高通脹時期，然後最終改變了預期，並通過工資價格機制最終導致了持續的高通脹時期。在目前的情況下，我有兩個問題。您對通脹可能陷入三點左右的高位有多擔心？由於通脹預期陷入困境，最後一英里是否會變得非常困難？與此相關的是，您是否正在尋找一些東西來告訴您這是一個問題還是不是一個問題？

正如我提到的，我們認爲通脹預期是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實際推動通脹的水平，我們希望它們在一段時間內保持在與2%通脹一致的水平，而不是3%，而是2%，而不是2.5%。好消息是，他們現在就處於這樣的狀態，而且這種狀態已經有一段時間了。我們還研究了對企業、家庭、預測者的調查。我們研究其他類型的通脹預期指標和模型等。我們也着眼於市場。市場總是在買賣通脹保護。你可以從市場預期的評估中得到預期。所有這些都一致表明公衆確實相信。這是一件好事，因爲通貨膨脹確實會回落到2%。所以這是非常有保證的。

但這部分是因爲我們採取了非常強有力的行動，也因爲我們持續致力於隨着時間的推移將通脹率實際恢復到2%。順便說一句，這就是我們的承諾。我們是，但隨着時間的推移，我們會說，如果通脹預期與我們看到的結果不一致，那將是一個令人擔憂的問題。但好消息是事實並非如此。而且，我認爲我們的承諾得到了公衆的理解、尊重和信任。這是應該的。

讓我轉到等式的另一邊。我們的就業經濟活動仍然相當強勁。過去兩年失業率確實保持在4%以下。在此期間，基金利率從0%升至5.3%，加息週期的速度與我們歷史上所見過的一樣快。一年前，許多人都在談論經濟衰退的可能性。那還沒有發生。您再次對此發表了一些評論，但我想知道您是否可以進一步討論這一點。爲什麼這沒有發生？爲什麼我們實現了看似軟着陸，即通脹下降、失業率保持在低水平？但究竟是哪些因素髮揮了作用呢？然後是相關的問題，我們認爲這種情況會在未來一兩年內繼續發生嗎？

是的，所以我想我一直有這種觀點，並且一直說，由於這次通貨膨脹的起因不同尋常，並且與之前的其他通貨膨脹不同，有一條道路可以降低通貨膨脹率，恢復價格穩定，使通貨膨脹率可持續地回落到2%，而不會出現之前緊縮週期中典型的大量失業和失業率上升。原因再次是，其中一部分與需求無關。如果你必須通過抑制需求來獲得所有通脹降低收益，那麼你很可能會認爲這將對失業和經濟活動造成相當大的壓力。然而，我們在這裡遇到了半導體價格下跌的情況。當人們想要汽車時，你卻買不到汽車，因爲他們搬到郊區，因爲新冠疫情，他們不想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就在那時，由於短缺，汽車的供應急劇下降。所以發生的事情是價格大幅上漲。這就是我們經濟中市場出清的方式。

因此，另一方面，如果沒有它，不考慮需求，一旦半導體供應恢復，你應該立即沿着曲線下降，原則上你可以在不忽視需求的情況下大幅降低通貨膨脹一會兒。所以我一直認爲這是可能的。我想說類似的事情似乎正在發生。對不起。那麼你的問題是，這是怎麼發生的？

所以最近，2000年，我們一開始就預計這種情況會發生，這就是爲什麼我們認爲通貨膨脹是暫時的，這意味着它會很快消失，不需要我們付出太多努力。事實證明並非如此。我們認爲在2000年，即2021年和2022年，我們認爲供給側會恢復更多。確實沒有。我們不會開始。我當然開始懷疑這是否會發生。

然後它真的發生在2023年，就在我們幾乎準備放棄供應側復甦的時候。勞動力參與率顯着提高。伴隨着移民數量的顯着增加。而且供給側問題也得到了緩解。因此，當這種情況發生時，潛在產出就會顯着上升。經濟的生產能力。因此，生產能力的增長甚至超過了實際產出。因此，經濟實際上並沒有像通常那樣變得更加緊縮。它實際上變得有點寬鬆，你會看到通脹下降。非常不尋常的情況。這場大流行病就像一本教科書，講述了不尋常、意想不到的事態發展和情況。但這確實是故事。

然後，Arvind，問題是，我們能從供應側復甦中獲得多少收益，又有多少會下降到需求側？我們只是不知道答案。我們不會過早地認爲供應側不會再取得任何進展。事實上，有證據表明，可能還會有更多收益。

你曾提到，就供應側而言，移民問題在過去一兩年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你能詳細闡述一下嗎？相對於供應鏈，移民問題有多重要？你認爲未來一兩年移民問題會如何發展？

所以我需要首先說明，美聯儲不是移民政策制定者，也不對那些有這項任務的人和他們制定的政策發表評論。我們只是根據自己的觀察對經濟做出判斷。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的經濟一直缺少勞動力，現在可能仍然如此。如果你和很多商界人士交談，我們確實和很多商界人士交談，但對於很多很多公司來說，招聘仍然很困難。所以我們需要更多的人。

所以，去年發生的事情比人們想象的要嚴重得多。過去兩年，移民數量大幅增加。這通常是人口普查局所做的所有這些估計，國會預算辦公室實際上走了一條不同的道路，與邊境工作人員以及諸如此類的事情進行了交談，並得到了更高的估計，現在許多團體已經走了出來驗證一下。我想說，很明顯那裡有東西。數字實際上更高。這實際上解釋了我們一直在問自己的問題，即在幾乎所有外部經濟學家都預測經濟衰退的一年裡，經濟如何增長超過3%？無論如何，絕大多數人預測2023年將出現經濟衰退。這不僅沒有發生，而且我們的增長率超過了百分之三。所以這確實是一個了不起的表現。部分原因在於，這個國家的勞動力明顯增加，他們已經開始投入工作。然而，通貨膨脹是如何下降的呢？這是因爲經濟的潛在能力可能實際上增長的幅度超過了實際產出。因此，這是一個更大的經濟體，但並未變得更緊張，這確實是一件出乎意料且不尋常的事情。再次強調，我們並未做出判斷，但這就是我們所觀察到的。

我們關於通貨膨脹和失業的討論非常有趣，我們討論了實際因素、移民、供應鏈修復等問題。這些問題似乎已經得到了解決。然而，我們還沒有真正討論利率本身，而利率正是美聯儲的主要工具。從外部看，經濟在週期內對利率的敏感性非常低，這與過去有很大的不同。你還可以觀察經濟，看起來經濟的不同部分受到的影響非常不同。在房地產市場，人們擁有長期固定利率的抵押貸款，所以那裡的利率非常低。在硅谷，我們擁有處於早期增長階段的業務，其資本成本受到較高利率的影響，看起來我們的影響力更大。

所以我想請你談談經濟在週期中的利率敏感性。然後是另一個問題，一個相關的問題，那就是我們對整個經濟的影響是不同的。你如何看待平衡加息對不同行業的影響？

對我來說，我確實認爲貨幣政策正在發揮作用，而且大體上符合預期。我認爲你可以指出經濟領域，你提到了幾個領域。因此，如果你的家庭擁有低息抵押貸款，你就不會感受到抵押貸款利率上升的影響。許多公司也藉此機會償還了債務。但是，在利率上升之前，有很多公司以相當低的利率持有長期固定利率債務，而且他們並沒有受到它的影響。這就是事實。與此同時，如果你看看對利率敏感的支出，無論是在住房還是耐用品方面，你都會看到非常顯着的影響。我確實認爲你看到了經濟的再平衡。所以我不認爲這是不對的。也許斷定貨幣政策傳導方面存在重大脫節還爲時過早。

我會。因此，這仍然留下了一個問題：在聯邦基金貨幣利率處於四分之一世紀高位的一年裡，經濟如何能夠增長超過百分之三。爲什麼增長率不會更低？對我來說，答案是供給側復甦。我認爲這就是人們需要理解的，那就是你擁有來自外部的力量。這不僅僅是利率和需求。供給側復甦正在創造新的需求和新的供給。這就是爲什麼你會同時得到3.1%這樣的數字。通貨膨脹正在下降。其中一個原因。所以我認爲這纔是真正的原因。這並不是說政策沒有限制，也不是說經濟對利率沒有反應。而是我們有這種外部力量暫時影響了這一點。

所以如果我以現在的美聯儲政策爲基準，我們的利率是5.3%。通貨膨脹率略低於3%。這相當於2.5%的實際利率。這實際上是借貸的實際成本。與疫情前相比。我們的實際利率接近於零，可能爲半個百分點，有時爲負數。所以我們已經從非常低的利率環境轉變爲非常高的利率環境。政策現在看起來很緊縮。另一個基準，我不知道我的同事約翰泰勒是否在這裡，但泰勒規則是我們思考中央銀行政策時使用的典型基準。根據泰勒規則，目前的政策利率應該在四左右。因此，目前的政策看起來確實相當嚴格。

我認爲在談論目前的政策時，你已經說過風險所在。均衡。爲什麼在風險均衡的環境下還要繼續實行從緊政策？

我們確實認爲政策是受到限制的。我們認爲當前的策略正在產生效果。我想回到我之前的講話中提到的一點，即我們認爲風險具有雙重性。因此，如果我們過早地降低利率，通脹的進展可能會停止，甚至可能會逆轉。我們已經從歷史中看到了這種情況，特別是在70年代，但我們認爲現在不會再出現這種情況。然而，這是我們必須管理的風險。

另一個風險是，如果我們採取行動的時間過長或行動過慢，勞動力市場和經濟產出可能會受到影響。因此，我們正在努力在這兩種風險之間尋找平衡。我們正在努力保持在中間位置，並把握好時機，這是一項極具挑戰性的任務。沒有一條無風險的道路，但我相信我們有能力應對經濟向這兩個方向發展的情況。

因此，行動過快的風險實際上是經濟，通脹確實會上升，然後如果我們不得不重新回到這個水平，那真的會非常混亂。我們將盡一切努力將通脹率控制在2%。但同樣，這是爲了平衡這些風險。您永遠不可能自信地查看基線並說，這就是我們要做的事情。這始終是關於有一個基線瞭解，然後瞭解風險是什麼，並讓委員會能夠在風險發生時能夠解決這些風險。我認爲我們現在就處於這個位置。

接下來，我想問一個問題。您明年特別關注的信號或數據點是什麼？如果您有一個水晶球，您知道它可以完美回答有關未來12個月的一個問題。你會問什麼問題，你真正想知道的是什麼？

對不起，我無法給出一個具體的答案。我們肩負着雙重使命，你要求我對二元性保持專心。但是，我不能只關注一個數據點來指導我們的決策。在我們的框架中，價格穩定和最大就業這兩個目標在法律上是平等的。但我們的框架實際上說的是，如果你離實現其中一個目標還很遠，而另一個目標已經接近目標甚至比目標更好，那麼你就把重點放在遠離目標的目標上。

這就是我們在2001年3月通貨膨脹出現後所做的。然後我們真的把重點放在了非常緊密的重點上。你聽到我們談論了。你聽到我們談論控制通貨膨脹。但隨着通貨膨脹的下降，這兩個事情正在恢復平衡。我們不是單一的強制性銀行。

然而，我要最後說的關鍵是，價格穩定使我們能夠實現這兩個目標。如果我們沒有價格穩定，那麼我們就不會有長期的勞動力市場緊張，這對每個人都有好處。我們在以大流行結束的十年零八個月的擴張中看到的是，在過去的兩三年裡，收入範圍較低的人們獲得了最大的工資增長。你看到黑人和白人之間的失業率差距降至歷史低點。因此，長期緊張的勞動力市場會產生巨大的社會效益。這就是我們所有人都想做的，就是我們想要回到這個話題。爲此，你需要價格穩定。但他們兩個其實還蠻互補的。

我將從只談論近期轉向思考美國的長期前景。我們對長期增長的增長預期發生了相當大的轉變。這是美聯儲自己的預測，也是15年前經濟預測者預測的結果。疫情爆發前，長期增長預測爲2.8%至3%。他們一直低於2%。這就是他們對長期增長的預測。這也是你自己的預測。你認爲這是爲什麼？爲什麼長期增長率爲2%？我們現在身處硅谷，這裡的熱門話題無疑是人工智能。過去幾年，我們的發展速度非常快。那麼，2%的增長率是否合理？我們能否回到2000年代初的2.8%至3%的增長率呢？

首先，我要明確的是，預測經濟的各個部分都非常困難。沒有什麼比預測生產力更難了，它是長期增長的關鍵要素之一。因此，這個問題充滿了不確定性。從根本上講，長期增長取決於工作時間的增長和每小時產出的增長。工作時間實際上是人口統計學的一個函數，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重要。而每小時的生產力產出則非常難以預測。

因此，我認爲人們將長期增長預期下調至中位數1.8%左右，低於2%。考慮到我們的人口增長率非常低，生產力預期可能是1.5%、1%、1.5%的每小時產出的生產力增長。這是一個相當不錯的水平。我們最近的生產力比這更高。問題是，這種情況會持續下去嗎？我們會進入一個新的高生產力時期嗎？那將是非常棒的。生產力增長使一代又一代的人受益。因此，人們認爲人工智能可以產生這種影響。

有人說，疫情初期和疫情期間，美國人都出去創業了，很多生意都開始了。而且你還看到了勞動力的真實變化。人們搬家、辭職、去找更好的工作，可能更適合他們的技能。但所有這些事情，從長遠來看，它們可能會提高生產力，也可能不會。這些可能正是我們獲得百分之一半的生產力所需要的。他們可能會。只是它是不可知的。

尤其是人工智能，其潛在結果的範圍應該是提高生產力。每個人都看到這一點。但這並不是我們在數字中看到的。我認爲，現在人工智能影響生產力數字還爲時過早。但其邏輯是它實際上可以提高生產力。那麼問題來了，它對勞動力有什麼影響？它將取代勞動力還是增加勞動力，或者兩者兼而有之？如果是的話，比例是多少？

很難說長期增長情況如何，但是，如果情況確實如此，那當然是太好了。接下來，我們之前討論過這個問題。您是否認爲您需要在政策中表明立場，使其成爲當前的政策？不，我們的重點是，隨着時間的推移，對美國經濟真正重要的事情是生產力、移民，甚至是貿易政策、我們正在做的工業事情、現在已經成爲現實的工業政策。這些對於長期增長和經濟福祉非常重要。

美國人。我們所做的，我們能做的，就是努力在整個商業週期中推動經濟走向價格穩定和就業最大化。這就是我們可以通過貨幣政策來處理商業利率。我們也是危機應對者。我們是非常重要的危機應對者。我們可以很快到達那裡。我們有很棒的工具。所以這是我們所做的一件關鍵的事情。我們還監管和監督銀行。這很重要。我們關注金融穩定。所以所有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但它們不會影響美國的長期潛在產出。

所以說實話，未來的均衡利率，即中性利率，對於今天的政策來說並不重要。我們真正想問的是，一旦疫情真正過去，我們進入人工智能投資熱潮和人工智能的影響，那會是什麼樣子？而對於保持經濟增長和勞動力市場強勁的同時將通脹率降至2%來說，這其實並不重要。

我可以換個話題，談談過去一年左右領導美聯儲面臨的一些挑戰嗎？在我們的討論中，從世界來看，很明顯你們經歷了許多不同的衝擊。過去幾年，經濟表現得非常不尋常。在2018年，我被任命爲美聯儲主席。我記得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前，美聯儲的主要關注點是低通脹，而非高通脹。通脹率低於我們設定的2%的目標。然而，新冠疫情的爆發使我們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那麼，您能談談將一個專注於一件事的組織轉變爲專注於完全不同的事情所面臨的挑戰嗎？

確實，這是一個動盪的時期。我想說的是，Dean Levin的觀點確實有道理，過去20多年來，世界各地的經濟都受到低利率、低通脹、增長緩慢、生產率低、人口結構不佳等因素的影響。許多貨幣經濟學家都在研究如何在面臨零約束，無法削減和支持經濟的情況下，讓他們的工具發揮作用。這是一件大事。

然後，2021年第一季度通脹真正到來，這對大多數人來說都是一個意外。同樣，宏觀經濟學家普遍認爲它會隨着時間的推移而消失。並非所有人都這麼認爲，有人對此表示擔憂，但最終這一數字顯着下降。因此，我們必須以此爲中心。

當事情變得清晰時，我們就這麼做了，實際上是在2021年秋天，事情變得清晰了。通過勞動力市場數據、通脹數據、增長數據表明經濟並未回到價格穩定的方向。我們轉向了。當我們轉向時，我們真的移動了。因爲，這是正確的做法。

因此，貨幣政策的好消息是它可以迅速採取行動。正如我所提到的，我們擁有的應急工具比其他政府政策更加靈活，並且對經濟產生重大影響。所以我認爲我們已經到達了一個非常好的地方。我們現在正在使用我們的工具，努力將剩餘的通貨膨脹率降至2%，同時保持經濟強勁和勞動力市場強勁。

我們經歷的動盪時期的另一面是美聯儲在設定利率方面面臨的外部壓力。在過去的六年裡，你們一直面臨着這種壓力，包括來自前總統的壓力。那麼，在來自外部的更大壓力下，你如何引導美聯儲做出決策呢？

問題在於，我們在內部對此感到安心，因爲在美聯儲工作的每個人都知道我們將做我們將要做的事情，而且我們將出於經濟原因這樣做。正如我在發言中提到的，就是這樣。我認爲你可以回去，任何人都可以閱讀我們在此期間討論的事情的逐字記錄，無論選舉日曆如何，無論經濟發生什麼，都無關緊要。這些都是我們根據我在我的文章中描述的分析做出的決定。

所以我想我們知道這一點。這變成了一個溝通問題，人們需要明白這就是我們所做的。這始終是我們所做的。如果你看看現代歷史記錄，你會發現美聯儲已經準備好採取行動或不採取行動，並做它認爲對中長期經濟有利的事情，而不考慮外部因素。讓人們知道這一點很重要，這就是我提出這個問題的原因。我不擔心，這對我們來說會是一個問題，因爲隨着時間的推移，我們會做對經濟有利的事情。我和我的同事們都密切關注這一點。

也許你可以再多說一點。很多人稱讚你有能力建立共識。你曾在不同的白宮政府任職，有着不同的政治意識形態。你在實踐中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你對我們大家有什麼建議嗎？

歸根結底就是兩件事。一是，我們有特定的任務。堅持這個任務，專注於這個任務，不要捲入黨派政治鬥爭。當我作證時，人們總是試圖讓我和我的同事支持他們對財政問題或移民問題的看法。他們試圖想出一個經濟誘因，並試圖這麼做。然而，我們並沒有選擇離開，我們選擇留下。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原因。另一部分原因在於，我投入了大量的時間在我們的政府體制中，特別是在國會中，這是由民選政府運作的。然而，那些在國會中的人也是我們的監督者。對我們來說，負有法律監督責任的並不是政府，而是國會、衆議院和參議院，尤其是兩個監督委員會，一個在衆議院，一個在參議院。

因此，我和我的同事們投入了大量的時間，我們並不會在那裡大肆宣揚我們的觀點。我們更願意傾聽他們的想法，我們希望以尊重和細心的態度傾聽，並告訴他們我們的想法。我認爲人們對此表示了欣賞。這種情況也同樣適用於內部。

我認爲，當你以尊重的態度傾聽並理解他們在說什麼，並嘗試思考如何將這種想法融入到你爲大多數人所做的事情中時，大多數時候，這將會足夠。因此，他們可以接受他們並非100%支持的事情，但他們覺得自己的意見被聽到了，或者他們不會像他們那樣嚴厲地批評，因爲他們意識到你是在盡最大努力真誠地做這件事，並且基於實際事實和我們對不斷髮展的經濟的瞭解。

我想問一下，你自己的背景對這個過程有什麼幫助嗎？在你的職業生涯中，你是一個在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之間轉換的人，你是一名受過訓練的律師。你並沒有經濟學博士學位，而你所在的組織主要由博士，或者說是經濟學博士組成。那麼你能談談你的背景是如何幫助你度過難關的嗎？

當然。當我大學畢業時，我並沒有其他計劃，我只是喜歡我所看到的喬治·舒爾茨或賽勒斯·萬斯等人的職業生涯。這些人主要從事私營部門的職業，但偶爾也會在政府任職，並能從事公共服務。我在華盛頓特區長大，我的家人並沒有參與其中，但這是我觀察到的，我想這就是我想要做的。然而，奇蹟發生了，這有點像沒有經過精心策劃。所以我一直想從事公共服務，我最終做了這件事。我在國會擔任助理，我做過所有這些不同的事情。所以事情就是這樣發生的。

然後我再問最後一個問題，你對在座的那些有興趣在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之間流動的學生有什麼建議嗎？

我認爲這對人們來說是一個很好的計劃。人們對波動的容忍程度不同。所以，我退出了法律行業，進入了投資銀行業，退出了投資銀行業，進入了私募股權業，退出了私募股權業，進入了公共服務領域。因此，如果您願意容忍波動性和陡峭的學習曲線，如果您就是那個人，那麼這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不過我要說的另一件事是，我確實發現，當我在一傢俬募股權公司擔任合夥人時，我問投資領域的負責人，你在尋找什麼？這一切都與選擇優秀的首席執行官和良好的商業模式有關。您對優秀首席執行官的期望是什麼？答案是，沒有一種模型。這真的很重要。我見過不同的人在領導崗位上取得成功，非常非常不同的人。我不知道是否每個人都這樣，但很多人都在尋找自己的領導方式。而且你不必是這樣或那樣。我能想到美聯儲的一個人，她說話非常溫和。會議結束時，每個人都離開了，離開時都在想，我該怎麼做？但我該如何做她說的事情？就好像我想那樣做一樣。每個人都有這種感覺。你應該對自己充滿信心。我記得我第一次領導某項工作時，我完全沒有自信，我甚至覺得我還沒有準備好去做這件事。我想這種情況對很多人來說都很常見。現在，我認爲人們得到了更多的指導和幫助。但我想說的是，你應該對自己的領導能力、承擔責任和承擔風險的能力充滿信心，因爲這就是你需要的那種意志。如果我能對年輕時的自己說些什麼，我想這就夠了。

我們的時間不多了，還有很多事情可以談，但我很注意時間。所以，首先，我代表斯坦福大學感謝你來到這裡，與我們進行這次對話。這非常令人興奮。我知道我學到了很多東西，我希望我們都學到了很多東西。再次非常感謝您抽出時間。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