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鋒：追趕趨緩並非“見頂” ——也談“中國經濟能否趕超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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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盧鋒（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
（2023年1月10日[1]）
2003年高盛發表“與BRICs一起夢想”報告，提出中國經濟體量將在2041年超過美國成爲世界第一大經濟體，此後中國何時實現趕超則成爲一個持續關注課題。過去二十年有關我國趕超時點預測大體經歷兩階段變化。一是新世紀頭十年我國追趕提速，2010年前後對我趕超預測時間大尺度提前，甚至有國際機構提出我國將在2018-19年成爲最大經濟體。二是此後十多年特別是中美貿易戰和疫情期，我國經濟保持追趕然而增速趨緩，近年特殊環境下追趕指標暫時反向變化，有關追趕時點預測顯著延後推遲，國外甚至出現質疑我國能否成功追趕。對追趕“見頂論”不正確觀點需指出其觀察分析偏誤並提出反證，同時也需直面追趕趨緩現象，並通過充分釋放經濟增長潛能證僞“見頂論”。
能否超越與超越什麼？
2023年11月中旬國內財經社交媒體多有轉載討論美國某外交專業雜誌一篇題爲“中國經濟會超越美國嗎”的文章，該雜誌記者就這一問題採訪了美國、中國和英國等國35位經濟學家和中國問題專家，請他們在“贊同”、“中立”和“否定”三項中選擇答案，文章整理報道了受訪專家的判斷與主要理由。
下表結果顯示，其中15位專家表示“贊同或強烈贊同”中國經濟會趕超美國，主要理由是中國仍屬中等收入國家，潛在增速仍高於美國；中國人口規模四倍於美國等；中國如能持續推進結構性改革，有望保持較穩定增長。13人持否定觀點：認爲中國面臨生育率下降、人口老齡化、金融體系低效、顯性和隱性債務、改革缺乏動力等問題，除非美國經濟嚴重衰退中國未來四十年都或超過美國。另有7位持中立態度，認爲影響中美經濟未來增長變量太多且存在不確定性，難以對選擇題作出非此即彼的回答。
表1、“中國經濟能否超越美國”三種觀點
觀點
人數
經濟學家
主要理由
同意或強烈同意
15
林毅夫（北大)、Nicholas Lardy (PIIE)、Mary Lovely (PIIE)、Andrew Nathan (哥倫比亞)、Susan Shirk (加州聖地亞哥)、汪濤（瑞銀)等
中國人口規模四倍於美國。中國仍屬中等收入國家，潛在增速仍高於美國。中國政府如果持續推進結構性改革，有望保持較穩定的經濟增長。"
中立
7
Orville Schell (亞洲協會)、Rana Mitter (哈佛肯尼迪學院)、Ryan Hass (布魯金斯)、Thomas Rawski (匹茲堡)、Minxin Pei(Claremont Mckenna)等
影響中美經濟增長的變量太多且均存在不確定性。中國經濟增長有潛力也有制約，未來不確定。中國存在經濟增長潛力，但統計數據讓人質疑。
不同意或強烈不同意
13
Martin Chorzempa (PIIE)、Mohamed A. El-Erian (劍橋)、Derek Scissors (AEI)、Eswar Prasad (Cornell )、Daniel Rosen (Rhodium)、Michael Pettis (Carnegie Endowment)等
除非美國經濟衰退否則近四十年不會超過美國。中國生育率下降、人口老齡化、金融體系低效率、顯性和隱性債務大量存在、體制改革缺乏等大量問題。
需要說明，這裡“中國經濟能否趕超美國”的具體含義，不是“綜合國力”更不是人均GDP，而是指兩國經濟總量規模。通常用購買力平價和匯率兩種方法把不同國家經濟總量GDP換算成相同單位進行比較：前者在假定所有物品（不論其可貿易或不可貿易）都滿足“一價”定理要求基礎上利用購買力平價（PPP）衡量的GDP加以比較，後者則用市場匯率轉換成現價美元GDP比較。從國際經濟規律看，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國家相對發達國家平均物價水平較低，因而用PPP衡量GDP會不同程度高於匯率衡量GDP。依據國際機構估測結果，我國PPP衡量GDP已在疫情大流行前幾年超過美國，因而採用這個指標我國總量趕超目標已經實現。不過我國用匯率衡量GDP何時超越美國仍有待觀察。
在國際經濟比較中採用PPP和匯率方法在各有利弊優劣。一般而言，PPP涵蓋經濟對象範圍更爲普遍，指標更全面反應了經濟規模對應的實際商品和勞務的購買力；問題在於確定在“具有代表性的規格品”等方面存在技術困難，大量不可貿易品並不進入國際交換使其衡量結果在顯示國際競爭力上存在侷限。基於市場匯率衡量的GDP，這能比較綜合體現國際收支趨勢性變化以及短期因素影響，較爲現實地反應國際交換意義上國別經濟相對競爭力；然而匯率反應宏觀經濟與公衆預期短期變動時可能發生超調效應，度量結果合理性一定程度受“噪音信號”擾動。可見匯率衡量變量雖有特殊意義，然而也只是觀察大國經濟成長的指標之一，對其階段變動特點也無需過於敏感。
中國趕超時點之辯
上世紀80年代我國經濟在改革開放體制創新推動下高速增長，1992年確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激活新一輪高景氣成長，推動國內外出現有關中國經濟趕超前景的最初預測。如1993年世界銀行預測中國經濟可能在2035年前後成爲世界最大經濟體，林毅夫教授和美國薩默斯教授在考慮低收入國家同樣美元收入代表較高實際購買力因素基礎上，不約而同提出中國經濟可能在2015年前後成爲世界最大經濟體[2]。上述預測實際採用PPP方法。當時人民幣匯率仍處在市場化轉型早期的間歇性貶值階段，預判人民幣匯率長期走勢所需經驗信息缺乏，估計我國用匯率衡量GDP長期追趕前景面臨較多困難。
1994年人民幣匯率並軌代表我國匯率形成機制市場化改革取得突破性進展，隨後人民幣匯率一度升值標誌此前十幾年匯率結構性高估貶值壓力釋放告一段落；我國新世紀初年國際收支“雙順差”持續展開伴隨本幣升值壓力積累，顯示新興經濟體高速追趕時本幣實際趨勢升值的“巴拉薩-薩繆爾遜效應”有望發力。高盛研究人員敏銳抓住這一動態趨勢，以人民幣實際趨勢升值作爲關鍵假設，在2003年10月發佈的《與BRICs一起夢想：通往2050年路徑》報告中提出2041年中國用匯率衡量GDP將超過美國成爲全球第一大經濟體。
按照高盛2003年報告預測，2041年中國用匯率折算的2003年美元不變價GDP將達到28.003萬億美元，首次超過同年美國27.929萬億美元[3]。報告還預測全球六個規模最大的發達經濟體（G6[4]），到新世紀中期除美國和日本外其餘四國將被中國、印度、巴西、俄羅斯（BRICs）取代。從大歷史觀察尺度看，大國經濟實力消長最終會決定國際競爭和治理的格局演變，而匯率GDP能較好定量體現大國經濟實力相對高低，高盛預測觀點自然引發全球廣泛關注，中文語境還衍生出“金磚國”專用名詞和流行用語。
高盛2003年預測發佈正值我國經濟高景氣成長階段，是改革開放制度創新突破帶動第三段超高速增長的繁花結果期：2003-2010年我國經濟增速均值再次超過10%，GDP平減指數比美國高出一倍，人民幣匯率年均升值2.5%以上。進入新世紀第二個十年後，經由“增速換擋期”調整我國經濟逐步回落到中高速增長階段，2015年以後匯率雙向波動和升值趨勢暫停。與此相適應，我國經濟追趕時點預測大體經歷兩階段變化：在前期超高速增長接近尾聲的2010年前後，有關機構對中國成爲最大經濟體的預測時點比2003年高盛報告大爲提前；後來到新世紀第二個十年中後期尤其是近年，有關預測時點顯著延後推遲。
例如高盛研究人員在2007和2009年兩份報告中，提出中國經濟將於2027年超過美國，比原先2041年預測年份提早14年。鑑於中國經濟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衝擊良好表現，高盛首席經濟學家、2003年報告主筆之一吉姆·奧尼爾（Jim O'Neill）在2011年專著進一步把追趕時點表述爲“2027年或更早”，對中國實現追趕時間還可能提前的樂觀判斷。然而考慮晚近時期以來特別是疫情衝擊導致國經濟面臨新困難，高盛2022年報告把我國經濟規模完成總量趕超年份推遲到2035年。
筆者在新世紀第二個十年初也就此提出過偏於樂觀的估測。2010年元月在美國紐交所舉辦的“2010年的中國經濟”論壇發言時，筆者根據高盛2003年報告發布到2009年中國實際追趕提速的實際情況，假定後續十餘年經濟追趕速度比2003-2008年回落三分之一，中國經濟總量也可能在20年代初年趕超美國[5]。2011年成文並發表於2012年《國際經濟評論》第一期“大象難以藏身於樹後——中國經濟相對體量觀測”一文中，筆者提到十年後即本世紀20年代初期，我國經濟總量可能會趕上美國成爲總量最大經濟體。
當時英國《經濟學人》雜誌及“經濟學人智庫（EIU）”預測更超前：二機構在2010和2011年分別發佈報告，提出中國經濟規模將於2019和2018年超過美國，可能是當時西方媒體和智庫對我國追趕的最樂觀預測。近年這兩家機構預測自然也如期後移：2015年把趕超時點推遲到2026年，2021和2022年推遲到2032年和2037年，2023年進一步推遲到2039年。此外OECD就此發表的預測結果也有類似特點。下圖報告過去20年若干機構對中國經濟規模趕超美國的年份預測，樣本點表現爲一個類似鍋底形狀。
說明：在參考2023年EIU報告圖形基礎上增加若干樣本並微調錶達方式而成。
追趕趨緩並非“見頂”
近年有關我國趕超時點預測變化至少與兩點環境因素有關。美對華政策醞釀中的強硬化衝動，一廂情願地提出我國經濟追趕“見頂論”作爲其分析前提。過去七年美國對華政策經歷特朗普與拜登兩屆政府劇烈演變，然而現實觀察可見美國對華戰略仍在調整中。歸納美方近年討論提及的幾種可能定位，此前“接觸主導”已讓位於特朗普和拜登政府各自版本的“競爭主導”，近年美國學界若干較年輕學者倡導的新鷹派主張初步成型並獲得某種影響力。新鷹派整體思路聚焦誇大渲染中美利益的系統分歧對立，強硬地宣稱冷戰是未來中美關係演變可能前景中的較好結果，由此提出近遠期結合的更強勢主張。由兩位80後研究員HAL Brands和Michael Beckley集中表述可稱爲B&B觀點的新鷹派觀點，在分析邏輯上以我國經濟追趕見頂作爲前提，對渲染誇大我國經濟困難產生推波助瀾作用。
此外我國經濟追趕速度近年確實有所放緩。下面左圖顯示我國匯率衡量GDP總量佔美國比例，從2001的12.6%上升到2014年大約60%，年均增長月3.4個百分點。此後面臨內外經濟環境變化特別是疫情大流行困難，我國經濟仍維持追趕趨勢然而追趕速度有所減弱，加上出現少數年份追趕反向變動伴隨佔比下降，2015-2023年年均增長回落到0.6個百分點，2023年預計佔比約爲66%。
數據來源和說明：IMF-WEO數據，2023年是10月份WEO秋季報告預測數。
對追趕減速原因可從兩個層面觀察討論。直接觀察是基於一國相對另一國匯率衡量經濟總量的追趕結果，在統計關係上可分解爲兩國各自實際增速、GDP平減指數、市場匯率變動的綜合影響（相關指標定義關係參考上面右圖內容），因而可從分解因素的具體變動入手追趕態勢直接原因。下面三圖形分別比較新世紀以來中美上述三個經濟指標變動軌跡及其簡單線性趨勢。
數據來源和說明：IMF-WEO數據，2023年是10月份WEO秋季報告預測數。
左圖顯示兩國用本幣衡量實際經濟增速的大致情況。美國GDP實際增速新世紀以來波動較大，2009和2020年由於金融危機和疫情危機分別發生罕見深度衰退，不過在危機後依仗超強宏觀刺激政策支持經濟增長得以較快復甦，總體看其趨勢水平大體維持在略高於2%水平。我國經濟增長經歷了新世紀初年超高速增長，進入第二個十年後由於“經濟增速換擋”等多方面原因逐步回落，疫情三年經濟波動較大並伴隨平均增速走低。總體看20多年來兩國經濟增速差異顯著收窄，不過就其線性趨勢而言目前我國仍有約3個百分點較快增長優勢，提供支持我國經濟持續追趕的基本面條件。
中間和右邊圖形呈現中美兩國名義GDP增速與匯率衡量GDP增速比較情況。新世紀第一個十年，我國GDP名義年均增速與美國相比高出兩位數，近年由於實際增長和通脹回落因而名義相對增速也較快走低。得益於早先人民幣匯率階段性升值，新世紀第一個十年我國用美元衡量GDP增速更高，近十年來本幣匯率在波動中有所貶值導致美元衡量GDP相對增速較快回落。對比美國情況，疫情前除了金融危機導致經濟名義增速出現負增長，其餘年份都相對平穩在5%上下水平；但是疫情期由於加倍強度宏觀刺激政策推動出現嚴重通脹，美聯儲爲控制通脹不得不在一年多加息500多個基點拉高美元指數，伴隨其近年名義GDP增速出現短期跳升，導致我國相對追趕趨勢值下降和個別年份追趕反轉現象。
匯率衡量的GDP總量追趕態勢，取決於上面右圖中我國增長曲線和趨勢線能否顯著高於美國。就邏輯可能而言，萬一我國趨勢值較高優勢縮減過快，甚至出現在我國經濟總量與美國仍有顯著差異背景下兩國趨勢線合二爲一差異消失，則意味着經濟追趕過程過早結束或追趕方落入某種中等收入陷阱。這正是近年美國學界流行的B&B“見頂論”邏輯思路和經驗背景。然而上面簡略的經驗觀察討論顯示，近兩年我國匯率衡量經濟總量相對美國出現“逆追趕”絕非常態，而是由特殊環境決定的短期暫時情形。隨着美國經濟增速和通脹預期走低，美聯儲進入新一輪降息週期帶動美元指數高位回落，加上我國經濟持續復甦增長，我國經濟有望迴歸追趕軌道並使“見頂論”不攻自破。
我們更需重視的，是持續多年的國內經濟增長偏弱以及追趕速度回落偏快問題。從宏觀總供求關係看，集中表現爲較強供給與需求偏弱的不平衡矛盾。我國經濟供給側表現相當出色：國際先進的基礎設施條件，傳統產業充裕產能和強大競爭力，新興產業轉型升級活躍推進，彰顯我國經濟發展和追趕的深厚潛力與光明前景。然而近年經濟需求端雖不乏亮點但總體持續偏弱，經濟下行壓力揮之不去，伴隨內需不足和通脹走低，並與市場信心不足與看空預期形成互動。總需求持續偏弱在國內派生與宏觀景氣度偏低相聯繫的一系列困難，在國外則表現爲追趕減速併爲“見頂論”之類謬見提供借題發揮素材。因而亟需針對宏觀供強需弱的現象與成因，在繼續提升供給同時着力破解多年總需求偏弱難題，賦予中國經濟“光明論”更爲堅實的實證基礎，並徹底證僞中國經濟追趕“見頂論”。
註釋：
[1]感謝白春華女士協助整理資料等助研支持。
[2]林毅夫1993《中國的奇蹟：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第9-10頁，1994年版。
[3]Dominic Wilson and Roopa Purushothaman “Dreaming With BRICs: The Path to 2050”, Goldman Sachs Global Economics Paper No: 99, 1st October 2003. 該報告2004年展開成一本小冊子發表: Jim O’Neil, Sandra Lawson, Dominic Wilson and Roopa Purushothaman, Make Buchanan and Lord Griffithes of Fforestfach; Dreaming With BRICs: The Path to 2050”, 2004 The Goildman Sachs Group, Inc.
[4]指不包含加拿大的七國集團成員國。
[5]“Outlook of China’s Economy：An Introduction to CCER China Economic Observer”，Feng Lu, China Ce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 at Peking University, January 2010, New 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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