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鋒：新一輪經濟內外失衡觀察

最近出臺的一攬子寬鬆政策引發廣泛關注並取得初步成效。不過事實表明，需求不足與下行壓力已存在多年，宏觀政策逆週期調節也已延續多年，爲什麼仍需追加政策刺激穩增長？筆者認爲，近年需求偏弱問題難以根治的重要原因，在於與早先曾面臨的幾次需求不足比較，目前中國經濟處於一種特殊的內外雙重失衡狀態，需針對現實矛盾及其成因進行系統治理推進經濟再平衡，爲後續經濟高質量可持續發展夯實必要基礎。

首先，近年中國經濟面臨持續下行壓力和需求偏弱矛盾。對此最爲簡單並有權威性的證據，是高層對經濟形勢的動態研判。比如，2018年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經濟面臨下行壓力”，2019年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經濟下行壓力較大”，經過2020－2021年經濟劇烈波動後，2021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針對當時經濟形勢進一步提出“我國經濟發展面臨需求收縮、供給衝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2022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三重壓力仍然較大”。2023年經濟顯著反彈，然而正如該年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的，經濟面臨的困難和挑戰主要是“有效需求不足”。2024年的《政府工作報告》繼續指出“有效需求不足”，7月30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強調“國內有效需求不足，經濟運行出現分化”，9月26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指出“當前經濟運行出現一些新的情況和問題”，同時提出積極取向的一攬子宏觀增量政策方針。依據經濟學常識，需求不足嚴重到一定程度就會引致衰退，逆週期調節達到一定力度就屬於刺激性政策，推出一攬子增量政策的明顯積極姿態和刺激屬性，折射出高層判斷經濟需求偏弱問題仍在持續發酵。

其次，近年宏觀調控政策總體表現出積極取向。過去6~7年間，決策層在定調經濟增長動力和有效需求不足基礎上，相應推出了一系列支持性或刺激性宏觀調控政策。以貨幣政策爲例，自2018年到2024年9月24日，各類存貸款利率一共下調八次，存款準備金率也多次下調，貨幣政策工具變量間歇性下調，體現積極取向與支持性方針。財政政策也總體顯現積極取向，表現爲預算內支出和廣義財政赤字規模趨勢性上升較快，如政府的年度債務增量從2015－2017年的年均不到2萬億元上升到近幾年的8萬多億元，政府法定負債率從2017年的36%增長到2023年的56%。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更寬口徑的統計，中國的債務率已經達到83%。其他宏觀調控領域也不同程度發力，例如政策工具性較強的基建投資領域，雖然疫情期間經歷了較大波動，然而從2018年下半年開始總體保持較快增速。

對於近年宏觀調控刺激政策的力度與效果，學界和市場存在不同看法，一些研究人員從不同角度分析後認爲刺激政策力度有待加強。筆者認爲，可得到兩點初步判斷：一是上述政策在穩增長方面取得了積極成效，二是這些政策未能實質性扭轉經濟需求持續偏弱的態勢。因而需要更深入分析經濟增長問題及其成因，在此基礎上探討更爲有效的應對政策。

筆者側重從歷史比較視角，觀察近年需求不足以及內外不平衡格局的特點。在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大部分時間裡，中國宏觀經濟通常面臨信貸和投資擴張壓力，大多受到經濟偏熱與通脹困擾，不過經濟運行也遭遇過至少四次需求不足困難。

第一次發生在改革開放初期。針對1978年前後經濟擴張政策加劇經濟比例失調問題，1979年中央實施“調整、改革、整頓、提高”八字方針，緊縮政策對經濟再平衡產生積極效果的同時，也導致1980－1981年的需求偏弱情況。

第二次是1989－1990年經濟面臨總需求不足困難，1989年和1990年經濟增速分別回落到4.2%和3.9%，大幅低於改革開放時期潛在增速。

第三次在世紀之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構建後出現了較爲典型的總需求不足與通縮緊縮。20世紀90年代中期針對嚴重通脹的緊縮治理取得成效，然而也伴隨某種超調效應，大規模國企改制給勞動力市場派生失業壓力，東亞金融危機衝擊造成出口困難，內外多重因素疊加導致出現改革開放時期少見的總需求不足，經濟低增長和通縮壓力延續4~5年。

第四次發生在2008年年底，全球金融危機衝擊導致中國出口一度急劇收縮，沿海地區外向經濟部門就業形勢短期顯著惡化，經濟面臨總需求不足的風險。當時國際環境有利於大國合作應對危機，隨着國內實施大規模經濟刺激措施，到2009年第二季度經濟已快速復甦並於下半年重回高增長軌道。

與上述四次尤其是最後兩次開放型市場體制初步建立背景下出現的總需求不足比較，近年需求偏弱與增長動力不足具有多方面特點，並形成新一輪特殊的內外不平衡格局。

一是持續時間更長。在改革開放最初的三十多年，宏觀經濟的常態是信貸與投資驅動形成的經濟偏快偏熱和通脹壓力。經匡算，上述四次總需求不足的持續時間加總應在12年以內，平均每次持續時間不超過三年。如從2018年算起，本輪需求偏弱與增長動力不足至今已有6~7年，持續時間明顯偏長。

二是漸進式下行或“陰冷型”衰退。除了疫情期間出現過大幅波動，相比前幾輪供需失衡導致經濟顯著偏離潛在增速軌道，本輪需求不足並非表現爲經濟運行一次性劇烈下行，而是通過主要相關宏觀變量實際值的緩慢下行與持續走弱得以展開。這個現象具有重要積極意義，顯示中國經濟具有較強韌性，也說明政府相關部門對宏觀經濟運行狀態和規律認知以及短期調控能力顯著提高，在經濟短期下行壓力出現後能較快識別並採取相應逆週期調控措施，防止經濟可能的大幅下跌。不過這一特點在客觀上也增加了認識和重視當前新一輪供需失衡的困難，可能會延緩採取有效措施標本兼治需求不足問題的時機。

三是伴隨強供給的供需失衡。中國經濟供給側整體處於較爲活躍與強勁的狀態，不僅在諸多傳統制造業部門佔據全球主導地位，日新月異的基礎設施建設在國際上更是得到廣泛肯定。另外，近年中國工業製造業等可貿易部門產業和技術結構出現新一輪升級，在一些中高端領域逐步形成了進口替代和出口競爭力，甚至在“新三樣”（新能源汽車、鋰電池和光伏產品）等戰略性新興產業也取得領先地位。需求端持續偏弱與供給側產業升級和競爭力顯著提升的局面並存，總需求不足框定在“供強需弱”整體格局中，構成一種極爲特殊的總供需關係失衡。

四是順差增長和外需正貢獻。與世紀之交外需萎縮加劇總需求不足以及全球金融危機時期主要由外需波動拖累總需求情況不同，無論疫情期間還是疫情之後出口總體增幅較大，外需對總需求增長貢獻較好，問題主要出在內需。2010－2018年外需對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貢獻率爲微小負數，2019年以來（除2023年外），外需一直對總需求產生正的增長貢獻。初步匡算，2024年上半年外需增長貢獻率約爲14%，8月貨物與服務貿易淨出口增長近300億美元，不出意外全年外需仍會對總需求增長產生正的影響。不過主要由貨物貿易順差飆升帶動的淨出口增長，客觀上形成中國經濟近年出現的新一輪順差失衡，並伴隨外部經貿環境的不利變化。

五是房地產調整拖累內需。近年房地產政策環境轉變引致市場深度調整並影響內需。從投資看，雖然近年基建尤其是製造業投資增長較快，然而房地產開發投資大幅回落，導致投資總體偏弱。樓市銷售大幅跳水使房地產供應鏈上下游受到不同程度連帶衝擊，傳導至水泥和螺紋鋼等上游建材行業引起產能利用率和價格下降，下游傢俱和家電行業的消費受到抑制。多年經濟低景氣度環境下部分地區的財政本來已捉襟見肘，房地產深度調整伴隨土地出讓收入銳減使這些地方的財政更是面臨難以爲繼的困境，並連帶影響“三保”（保基本民生、保工資、保運轉工作）目標實現。

六是消費結構性偏弱掣肘內需。中國居民平均消費傾向2024年第二季度爲68.7%，顯著低於疫情前2019年第四季度的70.2%和2015年第四季度的71.9%。2020年1月到2024年7月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名義與實際增速分別爲4.1%與2.9%，相較之下，2010－2019年年均同比增速分別爲12.3%與10.4%，2000－2009年分別爲13.1%與11.0%。中國最終消費增長對GDP增速的貢獻，從疫情前五年（2015－2019年）的年均4.39個百分點，回落到最近四年半（2020－2024年前兩個季度）的2.65個百分點。若進行國際比較，中國居民消費率與總消費率更是長期顯著低於同類型經濟體。

七是伴隨外部新型失衡壓力。近年在大國競爭關係演變和中國順差增長背景下，疫情期間傳統貿易平衡領域相對平靜的局面已成過去，新一輪外部順差失衡正在成爲影響中國外部環境的一個全局性問題。近年順差失衡呈現一系列特徵：經常賬戶順差絕對規模創新高，然而由於中國經濟體量大幅增加，經常項順差佔GDP比例仍在2%左右的較低水平。順差大幅增加主要體現在貨物貿易特別是製成品部門，其順差在2021－2023年的年均規模達到近1.7萬億美元，比疫情前三年的年均9490億美元增加了7503億美元。貨物製成品的高科技部門順差增量和增速都顯著超過傳統部門，中國貨物貿易順差以及製成品貿易順差佔全球順差比重都大幅提升或創新紀錄。上述背景下，美歐不斷加大對中國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力度，最近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對中國發起的貿易爭端也顯著增加。

多方面因素促成上述雙重失衡罕見格局。一是疫情衝擊的“疤痕效應”，疫情後的消費傾向顯著低於疫情前。二是房地產發展模式矛盾長期積累，階段性拖累經濟增長。三是收入分配結構有待調整，特別是居民收入佔比偏低和收入分配差距偏大制約消費尤其是居民消費。四是公共資源長期分配模式的影響。近年政府財政預算收入佔GDP比例爲26%，一般公共預算、政府性基金預算、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和社會保險基金預算“四本賬”加在一起佔GDP的33%，然而如果考慮國有企業、地方政府稅費減免與公共部門固定資本折舊等因素，公共部門總體集中的資源規模以GDP佔比衡量應在四成以上，相對比例與主要發達經濟體相差無幾。

從公共資源分配方式看，長期以來其支配性結構特點是大部分投向供給部門，用於提升產業技術水平和擴大生產能力，支持居民消費能力的投入相對規模較小。因此，當供給能力得到現實拓展和提升後，客觀上會與國內消費增長相對較慢產生不完全匹配的矛盾。在經濟全球化的開放環境下，有可能通過擴大出口來緩解上述不平衡帶來的張力或矛盾，以便保持動態意義上供需大體平衡。然而，隨着新發展階段中國出口規模擴大以及在全球相對比重顯著提升，加上中國製造業與出口結構顯著調整和外部經貿關係趨於複雜，再利用擴大出口調整上述內生動態不平衡的困難遞增，需要重新審慎研判形勢並調整政策，應對目前內外不平衡。

上述觀察和討論具有簡單清晰的政策意涵，就是需要針對現實內外不平衡及其成因，通過系統政策調整推進經濟再平衡。最近出臺的一系列刺激性宏觀調控政策十分必要，後續需要財政政策不僅在助推樓市與地方財政企穩方面發力，還要與其他政策調整相配合，以便在調節國民收入分配、調整公共資源投向、實質性提振居民消費方面發揮關鍵作用。另外，還要加快推進戶籍制度、農地產權、民企地位等領域面向未來的體制性、結構性改革，從根本上解決延宕已久的需求不足和經濟下行壓力問題，從而進一步夯實經濟高質量發展基礎。

作者簡介：盧鋒系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

引用來源：盧鋒、彭文生、陳衛東、殷劍峰：“全球變局下的中國宏觀經濟”，《國際經濟評論》2024年第6期，第9~29頁。

（此爲縮減版，註釋從略，請前往知網下載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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