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國聯合申遺：“送王船”的另一看點

2020年4月1日，中國和馬來西亞共同提交了編號爲“01608”的申遺文本。12月19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送王船/王船/王舡儀式和維護人與海洋可持續聯繫的相關做法一併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

物質文化遺產與非物質文化遺產，通常歸屬不同的行業領域。但是，在更廣闊的空間內審視文化價值，成爲共同的發展趨勢。

以“送王船”爲標誌，這種趨勢開始清晰起來。

1987年，中國第一批文化、自然遺產列入《世界遺產名錄》；2008年，出現第一批世界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在“送王船”列入非遺名錄之前，廈門已有世界文化遺產項目“鼓浪嶼：國際歷史社區”。

“送王船”申遺過程非常值得回溯：民衆和基層社會力量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申遺過程跌宕多舛卻堅持多年。最初的聯合申遺階段，是期望海峽兩岸攜手而行；最終由中、馬兩國申報成功。這種跨地域、跨國家的漫長合力過程，非常考驗專業水準也非常“熬人”。在讀了申報背景資料後，我忍不住致電給並不熟絡的申遺團隊成員表達敬意。電話另一頭的廈門市閩南文化研究會，是承擔國家級非遺“閩臺送王船”和列入世界“非遺”名錄的“送王船——有關人與海洋可持續聯繫的儀式及相關實踐”項目保護單位。

這種成功，需要人的視野和推動力。視野好說，動力則有點難——“爲啥要把一個事情搞那麼複雜？”

20世紀80年代，中國拿出手的世界遺產都是自己頂尖的；過了20多年後，“大運河”文化遺產則有意識地留下了廣闊的、可供進階延展的價值現象空間。增加隋唐大運河西至洛陽，增加浙東運河南至寧波，都爲路上和海上“絲綢之路”做了鋪墊。現在，以線性遺產爲代表的工作方法開始發力。繼2014年中、哈、吉3國將“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後，有關方面正積極尋求與有關國家聯合推動“絲綢之路：南亞廊道”“海上絲綢之路”申遺；“萬里茶道”也進入申遺預備名單。

在這些大背景下來解讀“送王船”和其跨國聯合申報路徑，就不單是一個地域文化現象或“非遺”方法；而是體現了在世界遺產平臺下，中國人對人類文明理解和實踐的進程變化。

這種不斷增長的責任和擔當，也當然會非常具體地更新隨後的遺產價值闡釋視野：由文化到哲學、由局部到整體、由單獨到聯合，這些都會隨之成爲常態，成爲基本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