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益平：追憶金融學者張曉樸

文/ 黃益平（北大國發院院長、南南學院院長）

我是在從日內瓦飛往北京的航班上得知張曉樸不幸去世的消息的，深感悲傷，畢竟曉樸才51歲，正處於重任在肩的黃金時期。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秘書處的同事請我寫一篇紀念文章，我當即答應了。仔細回想起來，我和曉樸的交往並不算密切，但學術興趣相近，談得來。相識十多年，時有交流，但基本上都是討論專業話題。

我第一次見到曉樸，是他請同事打電話邀請我到銀監會做一個交流，當時他應該是研究局的副局長。我在加入北京大學之後的一段時期，一直試圖分析中國經濟中一個令人困惑的現象。對於中國經濟前景，總是存在或樂觀或悲觀兩極化的判斷。樂觀者看到持續實現的高速增長，堪稱經濟奇蹟。悲觀者則指向日益嚴重的產能過剩和國際收支失衡，經濟增長似乎難以爲繼。應該說這兩種觀點都有一定道理，但我感興趣的是，兩種觀點同時存在，背後是否存在獨特的經濟機制？

我的答案是中國在改革時期實行的“不對稱的市場化策略”：一方面，產品市場幾乎全部放開，市場供求決定價格水平；另一方面，在土地、勞動和資本等要素市場，價格普遍被人爲壓低。被壓低的要素價格降低了生產和投資的成本，相當於是對企業的變相補貼，同時也是對家戶的變相徵稅。另外，完全放開的產品市場又爲企業的投資、生產決策提供了清晰的市場信號。這樣就能理解爲什麼我國經濟在實現高速增長的同時，結構失衡問題卻不斷惡化。這是漸進的雙軌制改革政策的階段性產物。

我圍繞這一主題發表了幾篇論文，還出了兩本書，世界銀行的《中國2030》報告也引用了我的一些研究結論。曉樸應該是看到了相關的論文，特意邀請我去討論。那天在銀監會的一個小會議室裡討論了一個下午，我簡要介紹了研究，然後我們討論了這個分析框架對於理解中國金融政策的意義以及對下一步金融改革的啓示。印象中提到了銀行脫媒的問題，設想如果部分存款從銀行分離出來，投入資本市場，應該可以達到一舉兩得的效果，既可以幫助提高直接融資的比重，還可以增加居民的資產性收入。

說實話，一位官員因爲一個學術研究而打電話邀請一個學者去做面對面的交流，這事多少還是有點讓我感到意外的。學者和官員之間的隔閡是長期存在的，學者覺得官員過於保守，而官員則認爲學者不瞭解實際。曉樸的邀請也算是在兩者之間架起了一座溝通的橋樑。而且在討論過程中，我發現曉樸有非常濃厚的書生氣質，爲人謙遜、言辭平和、思維敏捷。討論結束後，他送我走出大樓，一直目送我駕車離開，纔回去。在之後的十幾年，他給我的一直是這樣一個溫文爾雅的書生印象。

2014年6月，曉樸作爲特邀成員加入了四十人論壇，因爲積極參與論壇的各項活動，且研究水平突出，當年12月就轉爲了正式成員，這樣我們見面的次數就多了起來。但可能是因爲官員身份，尤其是在後來加入中財辦特別是擔任經濟一局局長之後，他很少在規模大一些的會議上發言。但他非常樂意參加四十人論壇秘書處組織的課題立項與結題評審會議，發表意見也比較放得開。

從2017年到2019年連續三年，我主持四十人論壇的“徑山報告”項目並負責撰寫綜合報告，總共完成了三份報告，第一年聚焦金融開放，第二年分析金融改革，第三年探討金融創新。曉樸多次參與課題的開題與評審會議，並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意見和建議。印象最深的一次是2018年9月15日在杭州西湖國賓館開“徑山報告”結題評審會與發佈會，曉樸與姜建清董事長、張曉慧行長助理一起擔任評審人。

那一期報告的主題是金融改革，綜合報告沿用了“不對稱的市場化策略”的分析框架，並對改革時期的金融體系總結了兩條突出的特徵，即重規模、輕機制。中國已經建立了一個規模龐大的金融體系，但政府依然保留了較爲普遍的干預，我在報告裡借用了前斯坦福大學教授麥金農所提出的“金融抑制”的概念。不過報告採取了一個相對務實的立場，提出一個金融政策往往同時具有正面與負面的效應，在不同經濟體甚至同一個經濟體在不同時期，這兩種效應的相對重要性是不一樣的。因此，判定一個政策好不好，不應只是根據簡單化的學術理念下結論，而要基於成本效益分析。

曉樸在評論時首先對報告做了肯定，而且說得非常客氣，“報告寫得很精彩，很有歷史感、很厚重、很務實，又特別有耐心。尤其是主報告舉重若輕，讓人手不釋卷。”他讚揚了報告的務實性，特別提到了報告裡的一句話：“一些經濟體主體的非市場行爲可能將長期存在。”顯然，曉樸認同金融改革的方向是市場化，但認爲不會是放任自流的市場化過程，所以“保持戰略忍耐力很重要”。

他還指出，我國在2012-2017年間在銀行主導下的脫媒，是以表外業務、同業業務、影子銀行爲主要特徵，是監管不適應金融機構合規風險頻繁發生的市場化，簡單地說，金融監管可能已經明顯滯後。我當時感覺，他的這一段話，呼應了我們在銀監會的第一次討論。銀行確實如當初預料的那樣，出現了一定程度的脫媒，可惜資金沒有像我們希望的那樣流向資本市場，主要去了監管並不完善的影子銀行，從而放大了金融風險。

基於這一進展，他對報告提了一個很具體也很重要的建議，“是否把‘重規模、輕機制’改爲‘規模大、機制弱’或者‘規模大、管制多、監管弱’更好？”在報告定稿的時候，我採納了曉樸的建議，並且又增加了一條“銀行主導”。在後來關於金融改革政策的論述包括學術著作《讀懂中國金融》中，我一直沿用了“規模大、管制多、監管弱、銀行主導”四大特徵的提法。

那天曉樸還指出了報告的一個不足，即關注英美金融體系比較多，對德國金融體系研究不夠。這個批評很中肯，確實是我國金融政策研究中普遍存在的一個短板。曉樸不但指出了這個問題，還身體力行地去填補這個空白，當時他已經在承擔四十人論壇委託的關於德國金融體系的一個研究課題，後來出版了《金融的謎題——德國金融體系比較研究》，該書還入選了2021年“CF40年度推薦書籍”。記得2022年4月10日四十人論壇召開年會，本來要給他頒獎的，但他沒來會場，給我發了一條微信，說在單位加班，請個假，那天是週末，估計是有走不開的公務。

作爲一位可以稱得上是身居要職的官員，曉樸的學術成就遠遠超過了大部分學者。我曾經跟他開玩笑說，他如此高產，我出去都不好意思跟人說自己是學者。曉樸從人民大學畢業以後，歷經外管局、銀監會和中財辦，一直在重要機關工作。但他從來沒有放棄他的學術興趣，不但筆耕不輟，而且成果累累，兩次獲得孫冶方經濟科學獎、一次獲得中國金融學會全國優秀金融論文一等獎和一次“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這些都是學界仰望的成績。

多年前我讀過他的獲獎論文“外資進入對中國銀行業的影響”，當年在談判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時期，我曾經和合作者發表過一篇論文，分析對銀行業的可能衝擊，但我們關注的是外資銀行與中資銀行之間的動態競爭關係。曉樸在論文中提出，銀行業應該有一個明確的目標函數，要兼顧利潤最大化和風險最小化。更有意思的是，他認爲中國的銀行業開放是以外資取得中資銀行少數控制權爲基礎的一種開放模式，這與東歐和拉美的做法有很大差異。這個視角和我平常的關注很不一樣。

在曉樸所有的學術成果中，我最喜歡他關於德國金融體系的研究。據曉樸自己說，他選擇研究這個課題，是因爲中國和德國在經濟金融發展道路和政策制度安排方面有一定的相似性。他的這項工作不僅填補了國內學術研究的一個空白，提供了許多獨特的視角與思路，更爲近年我國金融政策的制定或指出了方向、或提供了依據。

曉樸認爲，德國較好地處理了金融與實體經濟的關係、保持了長期金融穩定，二戰以來幾乎沒有發生大的金融危機，並實現了金融與實體經濟的良性循環，包括較好地支持了中小企業融資。曉樸在《金融的謎題》中總結了德國金融的七個“謎題”，包括金融業增加值佔GDP之比一直低於5%，銀行業收益率大幅低於非金融企業；宏觀槓桿率長期處於低水平；二戰後沒有爆發金融危機，貨幣、金融和房地產保持穩健；企業部門對外源融資依賴度低，偏好內源融資；銀行“雨天少收傘”，中小企業融資環境穩定性強，銀企關係具有明顯的協調性和共濟性特徵，等等。

事後看，曉樸的這項研究與結論對我國金融政策具有非常強的針對性，最近這些年決策部門推出防止脫實向虛、提高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的力度、去槓桿和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等政策，很多思路都可以從曉樸的研究中找到影子。我無法判斷曉樸在決策過程中發揮了什麼樣的具體作用，但讀他的文章、書籍，可以清晰地看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的情懷躍然紙上。

這樣看來，他做研究，並非爲學術而學術，而是有的放矢，爲了解決我國金融體系中面臨的問題。2023年1月14日，我在微信裡跟他聊浙江農商聯合銀行的事情，他說“小法人+大平臺”模式與德國的“小銀行+大協會”模式有相似之處。我感慨他做研究選題非常獨到，他回覆說：“初衷就是爲了自己弄清楚一些事實。”這樣看來，即便身處中樞機構，他對自己的定位可能一直是一個研究者。弄清楚一些事實，找到一些解決辦法。人們喜歡用“學者型官員”褒揚一些文化高、氣質好的官員，在我看來，曉樸從裡到外就是一位金融學者。

他還有一個重要的作用，可能連一些熟悉的朋友都沒有意識到，就是作爲決策部門與學術機構之間非正式的橋樑。他來參加政策研討會、邀請學者去交流，這些都是相對正規的渠道。我的體會是，其實那種非正式的溝通渠道可能更爲重要。看到一個現象，聽到一個觀點，或者產生一個想法，如果覺得有意義，我會主動地跟曉樸說，也不擔心說錯話。偶爾他也會打電話或發微信來問事情或者意見。相信包括我在內的學者提供的大部分信息都沒有多少價值，但這種非正式渠道的暢通，應該是十分有益的。

2020年11月23日晚上，我和張曉樸、鍾偉一起參加了四十人論壇的課題立項評審會。會議結束以後，不知什麼原因，曉樸打的車沒來，我自告奮勇送曉樸回家。在車上聊起數字金融專項整治，他說用數字技術解決金融服務中過去很難解決的問題，這是一個歷史性的機遇。但大科技公司有很多技術特點，在帶來很多好處的同時，也容易造成一些問題。不過他認爲這些問題是可以得到解決的，數字金融機構要做負責任的機構，不僅要關注機構的利潤和回報，還要重視風險與穩定，並且應主動承擔社會責任。那天我把他送到以後，車停在大門口，又聊了好一會。後來他下車，跟我揮手告別。我說今天我得先看着你進去，他終於拗不過我，就回去了，我看着他的背影漸漸消失在院子裡的路上，才駛車離去。

編者注：張曉樸，男，研究員，經濟學博士，金融學博士後，中央財經委員會辦公室經濟一局局長。2025年3月21日23時29分，張曉樸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享年51歲。

在去世前，張曉樸擔任中央財經委員會辦公室經濟一局局長。他曾供職於原中國銀監會、國家外匯管理局。美國斯坦福大學亞太研究中心訪問學者。曾任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研究工作組成員，聯合論壇(JointForum)金融集團監管原則工作組成員。

張曉樸曾兩度獲得孫冶方經濟科學獎，2009年入選“新世紀百千萬人才工程”國家級人選，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

張曉樸著有《變革與穩健:銀行監管與銀行轉型的思考》、《人民幣均衡匯率研究》、《商業銀行合規管理原理與實務》、《未來智能銀行:金融科技與銀行新生態》等，譯著有《21世紀金融監管》、《反思銀行監管》等。他曾擔任《金融監管研究》副主編，《經濟研究》、《世界經濟》等學術期刊審稿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