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開到家門口，上海長寧區法治賦能基層治理

“有時候居委會調解好了，過兩天又鬧起來了。我真希望司法機關能夠多下來我們這裡，他們的判斷給出的結果，大家都信服。”面對小區當中家長裡短的矛盾糾紛，上海長寧區武夷居委會幹事長徐子逸說道。

在城市的“神經末梢”，最貼近羣衆的社區居委會總要處理細微複雜的鄰里矛盾，人情是常用的手段，而“法律意識”這一手還得更硬。根據市委社會工作部和市高院的共同部署， 2024年8月起，長寧區委社會工作部和區法院攜手在全區10個街鎮全覆蓋推進社區巡迴審判賦能基層治理工作，併發布《“彩虹橋”法治工作站發揮巡迴審判職能工作指引》，紮紮實實爲基層減負賦能。

家門口的法庭

2024年9月27日，一場特殊的庭審在長寧區周家橋街道黨羣服務中心進行。依託“巡迴審判”的工作機制，法庭被“搬到”家門口，小區內發生的一起“高空拋物”案件進行公開審理。

案件原告爲高層樓房的一樓住戶，訴狀內容顯示，原告自2022年遷入小區後多次發現樓上居民向樓下丟棄菸頭、潑水、丟垃圾等行爲。2024年4月19日，原告花園內亭子被樓上拋投的花瓶砸壞，未出現人身傷亡。報案後派出所無法查明具體拋物單位，原告爲維護權益將樓上可能的51家住戶及物業公司均訴至法院，要求共同承擔賠償責任。

長寧區人民法院受理該案件後，法官付琰當即判斷應該開展“巡迴審判”，在居民“家門口”進行審理。由於案件被告人數衆多且均是同小區居民，高空拋物也是基層具有代表性的典型矛盾，“巡迴審判”能夠發揮很好的示範效果和法制宣傳效果，起到引領作用。

最終在庭審現場，被告代表承諾今後杜絕高空拋物，雙方達成和解。庭審結束後，社區居民代表、小區業委會代表、物業公司代表還在當日共同簽署了《武夷花園文明公約》，承諾遵守文明公約內容，共建美好家園。公約中除了“嚴禁高空拋物”之外，還包括“文明養寵”“樓道不堆物”等多項內容。

事實上，舉行“巡迴審判”比在法院開庭需要做更多的前期工作，場地選擇、訴訟材料送達等等，都需要法院和街道居委反覆協調，通力合作。儘管如此，這一機制所起到的基層法制宣傳效果是不可替代的。

“巡迴審判是很好的實時實地的司法公開。”付琰表示，巡迴審判能夠讓法院更好地迴應人民羣衆的關注，通過和生活息息相關的典型案件的近距離公開審判，讓居民的法律意識得到提升。以後遇到同類型問題，糾紛就可以在進入司法程序之前提前化解。

法治賦能基層治理

案件所涉樓棟的樓組長施阿姨也參與了庭審的旁聽，她說：“感覺法院的身段放下來了，在一線深入羣衆，不再是高高在上的感覺。”

從社區法官工作室到“彩虹橋”法治工作站，再到“巡迴審判”機制全覆蓋推廣，長寧區的基層法治工作屢屢升級，不斷爲基層減負賦能。司法力量的下沉，無疑是法院和基層街居的雙向奔赴。一方面，法院能夠更好地開展法制宣傳工作；另一方面，居委能夠在矛盾調解過程中減少後續的潛在隱患，也避免問題反覆所帶來的繁瑣。

徐子逸表示，基層平時調解矛盾或開展法制相關工作，律師參與已經是很強的專業力量，民警介入就顯得事已經有些嚴重了。現在大家眼中的“小事”通過巡迴審判解決，有效提升了居民的法律意識，也讓大家對“高空拋物”問題有了更重的責任意識。在徐子逸看來，一次“巡迴審判”所起到的效果是不可替代的，減輕了基層很多糾紛調解反反覆覆的負擔，也解決了法制宣傳缺乏專業力度的問題。

不光是武夷居委，自2024年8月至今，長寧區已經開展社區巡迴審判5次，審理案件涉及遺產繼承糾紛、民間借貸糾紛、網絡服務合同糾紛、高空拋物糾紛、漏水糾紛等方面，均在羣衆生活中具有代表性。每次庭審都是一次生動的法制宣傳公開課，立足“示範庭審”，突出“治理功能”，巡迴審判的機制通過組織社區居民和園區企業“零距離”參與，起到“審判一件、化解一批、教育一方、治理一域”的效果。

將司法審判資源下沉基層社區，已然成爲推進法治賦能爲基層減負、深化訴源治理的重要舉措。社區巡迴審判搭建起法院、公安、司法所、律師爲基層賦能的助力平臺，在此基礎上，深化“三所聯動”的工作機制，幫助基層社區工作者提升矛盾調處能力，大大提升瞭解決矛盾糾紛的效率，在破解基層治理“小馬拉大車”突出問題上起到了實際作用。

來源 | 澎湃新聞

作者 | 記者 蔣樂來

責編 | 陸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