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考古視域看中國西北邊疆治理

在11月23日召開的“中國新疆的歷史與發展：中國曆代中央政權治理新疆地區”學術研討會上，“考古視域下的中國西北邊疆治理”這一議題引發了衆多專家學者深入探討。

展示研究成果 豐富考古內涵

新疆地處古絲綢之路重要區段，歷史上曾是東西方文明交流匯聚之地，各類文化遺存非常豐富。出席論壇的多位專家學者常年奔赴在天山南北，在城址、墓羣、烽燧等遺存中發掘歷史真相。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叢德新向與會者全面介紹了近十年來新疆西天山青銅時代考古的新收穫與重要意義，“通過對阿敦喬魯遺址與墓地考古發掘，及在博爾塔拉河流域進行系統的田野調查，我們推斷，在距今4000年至3500年的時間跨度內，該流域甚至周邊地方已經出現了四季轉場的放牧形式，這是阿敦喬魯考古學文化中具有標誌性的特點之一。結合新疆西天山地區青銅時代考古學文化發生、演進的歷史發展樣態，顯示出多地交流、融合的趨勢，所有這些成爲詮釋中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形成與發展過程的重要實證。”叢德新說，深化青銅時代新疆考古學文化面貌的研究，對於認識新疆地區融入中華大家庭這一歷史發展進程的演進脈絡，具有重要意義。

在新疆地區鑄造以及流通使用過的錢幣，如同歷史年輪一般，真實、形象、具體地記錄了歷史上新疆各民族之間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見證了歷代中央政府對新疆地區的有效治理，揭示了新疆與中原在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方面的密切聯繫。“以新疆紅錢爲例，清政府在南疆實行紅錢制度，一方面是尊重當地民衆習用紅錢的傳統，另一方面有利於收繳、銷燬舊錢，順利統一貨幣制度，保持社會穩定。”中國錢幣博物館研究館員王永生說，新疆紅錢反映了清政府在新疆治理政策設計方面“因俗施治”的總原則。

在新疆文博院副院長、新疆博物館館長於志勇看來，最新的研究、成功的實踐、鮮明的觀點，在論壇上交流匯聚，豐富了新疆考古的內涵，共同勾勒出新疆歷史上多元文化薈萃、多種宗教並存的和諧圖景，勾勒出新疆在中華文明懷抱中發展壯大的軌跡。

解讀出土文獻 回望精彩歷史

唐代的任命書是什麼模樣？訴狀上都記錄了哪些內容？論壇上，伊犁師範大學教授呂廟軍給出了答案。新疆出土文獻包括大量簡牘、紙質文書、帛書寫本及碑銘等多種珍貴文獻，數量龐大，內容豐富，時間跨越千年。“阿斯塔那墓葬出土的《永淳元年氾德達飛騎尉告身》《唐西州高昌縣上安西都護府牒稿爲錄上訊問曹祿山訴李紹謹兩造辯辭事》等官文書，是研究唐朝治理西北邊疆的珍貴材料。”呂廟軍說。

不久前，由青海師範大學副研究館員李亞棟和仵婷合著的《吐魯番盆地考古發掘編號整理研究》一書由甘肅文化出版社出版發行。該書系統梳理了從1949年到2019年吐魯番盆地70年的考古發掘情況。“吐魯番晉唐時期古墓葬中出土了《論語》等儒家典籍殘卷，不僅爲當時西北地區文化教育的情況提供了物證，也充分體現了當時中央政府在西域地區行之有效的文書行政。”李亞棟說。

與會專家認爲，新疆出土文獻具有較高的研究價值，它們不僅證實了新疆自古以來多文化、多民族、多宗教並存的事實，反映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動歷史，也體現了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

多元文化彙集 交往交流交融

“駝鈴古道絲綢路，胡馬猶聞唐漢風。”古代絲綢之路架起了一座交流物產、聯通人心的橋樑，對我國各民族交流融合、對東西方經濟文化交往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20多年來一直從事絲綢之路考古發掘和研究的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陳凌在他的發言《絲綢之路北道城鎮化進程及其與中道南道之異同》中，將文獻與考古相結合，勾勒了絲綢之路南北中三道的城鎮化發展。“中央政權管理西域、保障絲綢之路暢通，是由在西域地區建立的一套城鎮、烽燧、屯田等軍政系統而實現的。”陳凌說，絲綢之路見證了亞歐大陸經濟、文化、社會發展之間的交流，尤其是遊牧與農耕文明之間的交流；它在長途貿易推動大型城鎮和城市發展、水利管理系統支撐交通貿易等方面是一個出色的範例；它與張騫出使西域等重大歷史事件直接相關，深刻反映出佛教、摩尼教、拜火教、祆教等宗教和城市規劃思想等在古代中國和中亞等地區的傳播。

新疆文化既有多元，更有一體，這一體就是中華文化。西北大學絲綢之路研究院民族文化中心主任趙斌梳理了漢晉十六國時期新疆地區受到的中華服飾文化影響，他的結論是：“自張騫鑿通西域之後，隨着中原王朝對西域的經營管理與統轄地位的確立，西域各族服裝在保持原有民族文化元素的同時，其無論服裝材料、形制種類，還是紡織技術以及紋飾色彩等方面都出現了日漸濃郁的中原服飾文化的元素，這不但進一步充實和豐富了西域各族服飾文化的多元性特點，也成爲絲綢之路文化交流的重要見證。”

新疆的考古成就向世界打開了一幅書寫中華文明璀璨歷史的卷軸。“探討考古視域下的中國西北邊疆治理，對於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構築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具有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於志勇說。(劉萌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