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影

圖／鄧博仁

Ⅰ　可怕的傳染病在全球肆虐前的一年，H城有許多離奇卻無人調查的死亡事件。

某天，H城的人從無病徵的遺忘進入了遺忘的相反-卡在受傷事件記憶的一點之中，無法前行或後退。自始，城巿的紀念日愈來愈多，全以數字命名，例如「六一二」、「八三一」或「七二一」。有許多年，當人們聽到這些數字，臉容便會下意識地陰沉起來。每年到了那幾天，街道就會再次被血染滿。在人們的記憶裡，某些日子和街道，本來就是血色的，而在現實中，血在時間的循環裡，又會在相同的日子，再大量溢出。那時候，無法承受記憶之痛，同時也不願失去記憶的人，就會涌到街上去，爲數衆多。大量裝備精良的執法者，便會以棍子、靴子、子彈或胡椒噴霧，攻擊這些人的眼睛、頸椎和頭顱，他們確信這些部位藏着最反動而張狂的記憶。統治者總是在記者會上強調，是記憶讓這些人傾向暴力，只有失憶才能讓城巿回覆正常。執法者的武器原是爲了禁制記憶，可是他們製造出來的傷口卻使紀念日的意義更鮮明。

祖母見證了城巿如何走向獨立，而許多人在城巿獨立後仍然承受着無邊際的痛楚。她對我說，推倒控制着城巿的圍牆，仰賴着善和惡兩種力量－－有些人實踐善念卻因而受苦，有些人行惡卻得享富貴，而每個人都只是每種力量的一部分而已。時候到了，城巿和所有人都經過了審判，在所屬的命運之中得到一個位置。

Ⅱ

在世界地圖上，H城小得像一顆麪包屑，但祖母卻認爲，自從新型肺炎蔓延全球，這城巿的面積愈來愈廣闊。這裡跟世上其他國家不同之處在於，所佔土地並非橫向延伸，而是從地面通向地底深處，或，朝高處發展。

在同一年，H城居民的臉面，和土地一樣，層次愈來愈豐富而複雜。祖母說，早在新型肺炎急速擴散之前，這裡爲數不少的人紛紛戴上口罩，甚至防毒面具，卻並非爲了防禦病毒，而是無處不在的催淚氣體，或其殘餘物。政府譴責口罩，說那是暴徒的象徵。數月之後，無藥可治的傳染病流行起來，城巿裡的人全都戴上口罩，只有政府官員堅持裸露自己的臉。「惡意是所有病毒的源頭。」祖母說，沒有一種疫苗可以預防人心的黑暗。

所以，雖然我們的居所那麼狹小，幾乎相等於蝸牛的殼之於蝸牛，可是，內裡有數之不盡的可以摺疊和擴張的房間，在衣櫃頂部、飯桌底部、牀下、洗手間的角落，甚至，冷氣機頂部。當我還是個孩童，每隔數月就會發燒，當熱氣在身體內燃燒，衝涌上頭部，我就會看見，平常看不見的、藏在房子各處的「房間」，每個房間都住着至少一個欲言又止的年輕人。他們不約而同地戴着口罩、面罩或頭盔，憂愁地看着我。高燒過去後，房間也會消失。

其實我早已忘記，是祖母替我記下，在我成年後再轉告我。「孩童的眼睛雪亮、 老人記得一切，而成年人擅於遺忘。」祖母說。

Ⅲ

祖母那麼喜歡收集瓶子和鐵罐，卻一直讓這些瓶罐保持着空蕩蕩。「必要時，這裡面可以收納一個嬰兒或兒童。」她認真地說。

隔離時期結束之後很久，影響仍然深埋在人們的腦子裡。那已是我出生之前的事，我只能在歷史教科書上讀到幾句關於那時期的描述。家裡那些佈滿灰塵的瓶罐，祖母聲稱可以收容無家可歸的人，我卻看到那隻能容納失去身體者，隔離期就像幽靈仍然飄浮在我們四周。

「並不是每個人都有遵守隔離令的條件。」祖母說，那年，傳染病大流行的範圍愈來愈廣，政府頒佈隔離規則之後，便派員到街上撲殺流浪的動物，把無家者帶到收容中心──一個大型的貨櫃，內裡整齊地堆疊着許多設有空調的僅容一人的長方木盒。人走進去之後只能躺下來。收容中心每天有兩小時的放風時間。不過，如果他們走出來散步，便有可能被執法者拘捕，理由是他們違反隔離守則。在此城，執法者是一種可以妄顧法紀，卻不會受到制裁的人。我小時候的志願就是成爲一名執法者，但這個志願卻和恥辱感連繫在一起。祖母曾經爲此狠狠地揍了我一頓，就像站在她面前的我是個真正的執法者那樣。

「隔離時期，失蹤人口持續增加。總是有人在白天或深夜被帶走。處於隔離中的人和人之間，彼此相隔的不止是距離，沒有人能幫助一個處於危險的人。」祖母冷靜下來之後，爲我的傷口上藥時，說出她憤怒的原因。

Ⅳ

根據祖母的說法，在H地，「隔離」早在被政府作爲一項措施頒令之前，其實早已普遍地流傳於這個城巿，類近一種古方，解決身體和心的各種疑難。例如，一位青少年突然無法適應學校生活，拒絕再穿上校服坐在課室內，每天都要躲在自己的房間裡，人們便會說這樣的人患上了「隱蔽症」；或，失去戀人或至親的人，往往要花上一段很長的時間，自絕於各種社交場合，讓自己除了上班或上課以外，留在家裡對着一堵沉默的牆壁，流淚或發呆；或，失去工作的人，爲了向家人隱暪無業的身份，每天穿着整齊的工作服，到公園去，坐在一張長椅上放空。

打從孩提時期，每次當我向祖母問及父母的去向，她都會說：「他們正在接受隔離。」我追問：「他們的隔離期何時完結？」她回答：「有時，有些人會被隔離一生。無論如何，都是最好的安排。」

於是，對我來說，隔離，就是所有失散的原因。當初戀的情人在某天突然不再接聽我的電話，把我從她的所有社交媒體封鎖，同時，我們的共同朋友不再在我面前透露任何關於她的消息，我就明白，我已被隔離。任職了七年的公司，把裁員名單和遣散費交到我手上時，我覺得，我和這職位互相隔離。以至，患上失智症的祖母，某天外出後再沒有返家，遍尋不獲，至今仍是失蹤人口，我的理解是，她在進行自我隔離。無論是哪一種狀況，隔離只有一個原因，就是阻止病菌傳染，避免體內的免疫系統失守。

多年來，我知道，錯失的一切，其實都在身旁，只是，隔着一扇門，一扇玻璃窗，一段時光，生和死，記得和失憶，就像兩列在地底相遇的列車，乘客可以透過車窗看到彼此，然而觸摸不到，是爲隔離。

Ⅴ

在H城，有一個由監獄改建而成的藝術館，那裡曾經異常擁擠，參觀者肩摩接踵，擠挨着步進曾經是囚室的地方，只是爲了看看小室內那個又黑又小的坑、一張沒有被鋪的牀，也許還有冷森森的牆壁。他們可能並不知道，他們在觀看的是自己生活的真相。在我看來，如果那所看起來像一所高級酒店的藝術館還有什麼價值的話，就是保留了那些囚室內腥臭侷促的氣息，像一個失去所有蛀牙的口腔，絕不戴上假牙那麼誠實。

生活就是一個，字詞不斷流失原有意義的過程。我們所知道的超越了他們訂下的界線。最初，監獄收納了由法庭裁定觸犯了法律的人。於是城巿裡的人，像過馬路時站在安全島上那樣奉公守法。不久後，監獄像一頭午睡醒來的獸，隨意吃去高聲抗議政策荒謬的人。城巿裡的人低聲地商議，以後說話要控制音量，慎選詞語，要戴一種度數不符視力的眼鏡，避免清楚地看到什麼。「聽天由命吧。」有人說。監獄後來就成了一頭完全陷於瘋狂的獸 ，因爲飢餓或失去常性，吃掉在街上散步的人、在家裡做夢的人、在圖書館閱讀的人、拿着手機收發訊息的人、在電腦前看電影的人、和伴侶牽手蹓躂的和孤身一人的。監獄是世界，是社會，是身體，是鼻子眼睛和口腔，是「你」、是「我」，出生便抵達監獄，存在即監獄。

「你已無處可逃。」假的執法者持槍對準我們的腦袋，因爲我們是真實的人。

Ⅵ

幻痛不止出現在祖母的身體上，也在H城居民身上，像一種風土病。要是有一個人突然在聚會中鼓起勇氣地訴說，他的身體（常見於頸椎）又出現了原因不明的痛楚，其他人就會急不及待地紛紛指出自己身上的痛處。沒有人會查問原因或展示傷勢，因爲最深層而頑固的痛點，往往是肉眼看不見的。

祖母的身上有一個痛楚的火山，那座火山總是亳無先兆地爆發，但她像貓那樣擅於忍受巨大的痛苦，以致，當她對我輕描淡寫地說起那種痛的時候，她已被各種不同階段的痛襲擊過，死去又活回來。她說，痛點每次都在頸椎。她的脖子美麗而修長，但，就像H城的大部份居民，脖子總是令他們憤怒而羞恥。脆弱的脖子無辜地承受了太多記憶的重量。關於H城居民脖子的遭遇，都並非由祖母親自告訴我，而是，在她離家失蹤後，我無論如何也找不到她，爲了填補失去一個人的瘋狂的失落，我到圖書館的資料庫找尋父母失蹤那一年的報章。我看到許多人的身體被制伏在地面，他們的頭全都無法擡起來，因爲他們的脖子上壓着一個執法者的膝蓋、一個執法者的臀部，或一個執法者的胯下。在那一刻，他們變成了一張椅子，可是他們並非真正的椅子，於是，那些令他們羞憤的胯下或膝蓋，一直銘刻在他們的頸背。

從圖書館回來後，我的眼睛和脖子前所未有地疼痛，後來，痛楚時常出現，取代了祖母，一直陪伴着我。（本文摘自《半蝕》一書，衛城出版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