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0餘年前，“遍地”都是王羲之

魏晉南北朝的碑刻、墓誌和簡牘，敦煌和吐魯番等地發現的兩晉和南北朝的寫卷和殘紙，都是研究新隸體的重要資料。其中，樓蘭殘紙正處於我國主要書寫載體由簡牘向紙張的過渡時期，也是我國今體書體系楷、行、草體形成時期，所以作爲書法的研究樣本具有尤其重要的意義。

樓蘭遺址

最早關於樓蘭的記述出自《史記·大宛列傳》，“樓蘭、姑師邑有城郭，臨鹽澤”在樓蘭時期，西方容易感受中國文化，對於中國同樣如此。 由此，“文化潮流從東方與西方和南方一樣流入中亞細亞，而在這裡創造出一個高等的混合文化”。因此，在樓蘭遺址和樓蘭古城出土的大量的簡紙文書中既包括漢文，也包括如佉盧文和粟特文等其他文字。

樓蘭殘紙

這些文書不但出土地點集中，紀年年號較多，而且絕大部分都屬官方文書，涉及當時政治、軍事、經濟、屯墾、文化、交通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

樓蘭文書殘紙專指在樓蘭發現的墨書殘紙和木簡。文書殘紙中所明確記載的最早的。 年份是三國魏齊王曹芳嘉平四年（252年），最晚是建興十八年（330年）。距今1700年左右的時期，正好處於隸書解體的時期。

樓蘭木簡

此組樓蘭簡順鋒入筆，收筆逐漸加重，轉折處仍部分保留圓轉現象。雖然波磔在其中體現已經不甚明顯，但是實際上這種行筆之中由細漸粗、結尾加重頓筆的現象可以看作隸書波磔的簡化寫法。

並且這種現象在敦煌寫經的隸楷和楷隸寫本中也經常出現，所以仍然可以將這種寫法歸於隸書筆意遺存一類。從此組簡中可看出筆畫之間有輕微連帶，是偏向行書的新隸體代表。

樓蘭木簡

此簡與上一組相比，這一組樓蘭木簡結體明顯漸方，楷書中的硬折也較上一組有所增加，但捺腳收筆處的波磔卻比上一組更爲明顯，是新隸體中偏楷書方向的代表。 《濟逞文書》和《李柏文書》是樓蘭殘紙中的代表之作，能充分體現當時的民間書寫水平。

《濟逞文書》由於其書寫內容更爲日常以及書寫材質的原因，與上面的樓蘭漢簡相比顯得更爲隨意和連貫，行書程度也比較高，筆畫轉折處硬折出現情況也比較頻繁，但少量筆畫仍有明顯隸書筆意遺存，捺腳收筆上出鋒是隸書的寫法。

樓蘭殘紙之《李柏文書》

日本學者橘瑞超在樓蘭古城所發現的信函的寫信人是西域諸國長史李柏，收信人大概是焉耆王龍熙。在公元324年前後焉耆王統治了整個塔里木東部，因此李柏在信中的措辭相當恭敬

樓蘭殘紙之濟逞文書

《李柏文書》與《濟逞文書》的相似之處在於都屬於紙質手書，雖然李柏文書的內容較爲官方，但畢竟不是政府公文，所以還是比較隨意。 其中筆畫之間的連帶比《濟逞文書》更加明顯也更加連貫，但其中隸意的遺存卻比《濟逞文書》更多，我們能明顯地看到其中的捺畫還隱有波磔，轉折也以圓轉爲主，方折很少，可歸作新隸體中偏行書一類。

樓蘭殘紙

上圖所示殘片爲西晉時期的殘紙。除了其中橫向筆畫隱有波磔和少量圓轉轉折之外，無論結體還是入筆都與隸書有一定距離，但也不是成熟的楷書。這類便可以作爲新隸體中偏楷書一類的代表。

當然，樓蘭殘紙中也不全是新隸體。上圖所示殘紙是前涼時期的文書遺存，其中的字體草法已經很成熟，與王羲之的一些手札的相似度極高。

殘紙與孔侍中帖比較

從公元301年被封爲凉州刺史，到376年前秦天王苻堅進攻，張天錫投降，前涼滅亡，前共立國76年。而王羲之的生卒年是從303年到361年，另一說法作321年到379年。無論哪種說法，王羲之與前政權都幾乎是同時存在於世的。

按照當時交通的情況，樓蘭地區的寫手刻意學“王”幾乎不太可能。不過即使當時的作者沒有刻意學“王”，但從其字體的相似度可以看出，當時的民間字體也已經發展到與王羲之的章草類似的程度了。

樓蘭殘紙中的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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